【新唐人2013年5月20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六十六章 一栋大屋和一群人的命运
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说过:一座建筑就是一段历史。那么且让我们通过金狮庵村李家大屋这栋建筑的兴衰史看一看居住其中的一些人的命运。
李家大屋是在李念德的爷爷李老中医手上修建的,修建的时候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左右,修建的原因与李老中医的一个儿子、李念德的三伯父李光佐有关。李光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七十七师二零三团的副团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寇侵略,为国捐躯。李副团长壮烈牺牲后,国民政府按照优待抚恤抗日军人的有关条例给李家发放了抚恤金。李老中医领导抚恤金后,决定用这笔钱一些田、砌一栋新屋,在李老中医看来这不过是将儿孙的卖命钱原自还给儿孙。于是他在金狮庵村起了一栋全村最大的豪宅——李家大屋。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刘文彩的收租院,李老中医还没到那个份上,他不过就是一个中等地主,在金狮庵无疑是第一名,但在杨家乡就要往后排了,在四马桥区排名还得更加靠后,在整个道县根本排不上队。在当时道县,贫苦农民的住屋,一般是夯土墙、衫皮顶、矮小简陋。一般人家是杉木土砖结构的平房,一栋三缝,中为堂屋、侧厅,两边是厢房,其余猪舍牛栏、厕所、灰屋建于宅边。有钱人家则是料石下脚,土砖砌墙,上下两栋,内有厢房、天井。多为两层楼,杉木楼板,楼上不住人,用来放置杂物、农具,以及其他杂物。李家大院就是这样一栋住宅。它夹杂在金狮庵村大量的低门矮户之中,确实有一点道州灰鹅站在麻鸭群里的味道。笔者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亦有类似的感觉。但到二零零六年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矗起了好激动水泥红砖的小楼房,反衬得李家大院灰塌塌的衰败不堪。原先住在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房子大多用来养猪养牛,剩下没搬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曾经担任过大队贫协主席的刘代修。有人说这是一栋凶宅,住在里面的人都要背时。但是刘代修不怕,他说:“我怕个卵子,天大的时都背过了,再要背时不过一个死,死掉了还好些。”
不过说它是一栋凶宅还真的像那么回事,住在里面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照说李老中医起屋时,是请了风水先生看风水的,那个地方我也见过,背靠后龙山,面对道坦公路,应当是个风水很不错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真的有点说不清楚。
一九五一年土改的时候,李家大屋大部分被分配给了村几户贫农,只留了几间偏屋给李家人住。李念德的奶奶在批斗会上被打死了,二伯父李光儒被镇压了,一个伯母也打死了。李老中医因年事已高,不当家理事,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师,留下来对人民有好处,得以幸免于难。不过有了能给人看病的这个本事,走到哪里都还有得饭吃。后来杨家公社卫生院成立,把李老中医收了去,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李老中医利用看病还有两把小刷子,把自己一个读过高中的儿子李光伟,也就是李念德的父亲,带在身边当学徒,也进了卫生院工作。但因为头上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尽管在卫生院当医生,还是有监督劳动改造的性质,所以必须要夹紧尾巴做人。
一九六零年过苦日子,全国大饥馑,道县因为“共产风”刮得特别厉害,受灾也特别重,饿死、病死的人特别多。金狮庵村祠堂里面,堆满了饿死和得水肿病病死的人,都没有人有力气去埋。
李老中医几个月没沾一点荤腥,饿得眼睛发蒙,看不清东西,实际上他可能比别人还强一点,还能喝上一碗带点米星子的糠菜稀饭,好多人只能吃树皮糠饼,但是老爷子从小好过惯了的,喜欢喝酒吃肉,土改以后,虽然划了地主,但有给人看病的这门本事在身,混吃混喝的机会还是蛮多的。李老中医当时年已八旬,人老嘴馋,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想吃东西,越饿越琢磨,越琢磨越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俗话说老小老小。人一老就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快过中秋节的那一天,李老中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旧社会得过一场大病是李老中医救活的,因他家穷,连药费都没有收。现在这个人在四马桥食品站负责卖肉,这可是当年最高尚的职业,“四个轮子一把刀,红旗飘飘大菜勺”中间的那“一把刀”。李老中医想起这档子事,高兴得不得了,跑起去找到人家,想赊个半斤肉,回家好过节。没想到该人不但不赊,还讲了一大堆七七八八伤人的话,当着好多人的面骂他老地主臭不要脸,哪个找你看过病?哪个吃过你的药?李老地主脸皮薄得很,又羞又愧,居然跳了蚣坝河。
好不容易苦日子过去了,李家人生命力还算顽强,居然没有人饿死。
一九六四年“社教”清理阶级的时候,李光伟两夫妻从卫生院被清理回家。一家人有重新住回大屋里的那两间偏房里。生存的环境无疑越来越严酷,但李家人好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石头缝里找到生根的地方,不论环境怎样总能活得下去。而且好像活得比别人也差不到哪里去。
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的道县大屠杀中,全家族人几乎被杀光为止。
那几户土改中分了田、分了房住进李家大屋的贫农人家,命运也说不得好。三年苦日子饿死人就不说了,那个事要怪只能怪“苏修”、“美帝”(注一),只讲平时的日子,比李念德家好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解放前李家人吃饱饭,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现在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李家人红薯稀饭大半年粮。以刘代修为例,这位三代赤贫的大队贫协主席因一九六七年“杀人风”中,主谋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三日被道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刘代修被判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他是在“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见道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八六]刑字第十号)二、被害者遗属、“告状油子”李念德死盯着他不放,状子都捅到了天上,连中央派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都亲自过问此事,想不判刑不行,判得太轻都不行。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讲,刘代修确实是“背了天大的时”,在道县类似他这种情况的人不在少数,基本上都没有判刑,最多就是开除个党籍,只有刘代修是判得最重的一个。所以刘代修恨死了李念德,他捶胸顿足地说:“当初要是杀光了就好了!杀光了,现在政府用不着赔钱,我也用不着坐牢。”不过对于坐牢,他还是坦然地接受了,说:“我不像有些人,搞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杀人,不谋私利,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这个事坐牢,我感到光荣。”
一九九四年,刘代修在衡阳某监狱种了八年小(蔬)菜之后,因表现得好,提前释放了。回家以后,村里(大队)召开支委会,没有通知他,他自己去了。支部书记跟他讲:“你现在已经不是支委了,连党员都不是了。根据党的政策,凡是坐牢的人,从坐牢的那一天起就被开除党籍了。”
刘代修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我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坐牢的,谁敢开除我的党籍?不行,我要找公社(乡)领导问一下,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
然后,坐着不动。
支委们看着他坐着不动,也都不说话,也不看他一眼,陪着他死坐。
坐了一会儿,刘代修突然感到非常无味,悻悻地站起来走了。
也不知道后来他到底去乡党委问了没有,总之从那以后,刘代修停止的腰身突然佝偻了,讲话的声音也没有从前那样噪脆了。
他开始默默无言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生活还是跟他继续开了一个玩笑。他的老婆跟着别人走了,两个儿子也跟他分了家。大儿子至今没有成家,小儿子虽然成了家,但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他们这个三代贫农之家,如今成了五代贫农。留下刘代修一个人孤苦零丁地住在李家大屋里,日子过得很辛苦。杨家乡政府成立了一个敬老院,救助乡里的孤寡老人,但是刘代修因为有两个儿,不合救助的条件。好在刘代修从小苦惯了的,不怕吃苦,同时有双勤劳而灵巧的手,屋里屋外的事情都难不倒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李念德的仇恨却在与日俱增,他说:“不要着急,先让他得意。下回上头又喊要杀,老子第一个就要杀掉他!”
第六十七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李念德跑到江永桃川安身的地方叫六十公,说来也巧,杨家公社有个人也在这里做事,认得李念德,就向公社报了案,所以大队上的人也知道他躲在了这个地方。大队干部开会时,有人提出我们大队哪个都可以不杀(实际上已经杀了),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李念德,这家伙留下来破坏性太大,决定派专人到六十公把李念德抓捕归案。第一次派人去,六十公大队砖瓦厂的负责人不同意。虽然这个时候江永县受道县杀人影响也杀了四类分子,但搞得没有那么凶,特别是桃川这边离道远,基本上没有怎么杀人,同时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也有个区别对待,就向道县刚开始杀人那样,杀人抓人多少还得找点理由才行,光凭四类分子子弟这一条就来抓人不行。现在我们六十公砖瓦厂任务紧得很,做事的人手太少,要抓你们以后再来抓。
由于李念德做事下手,诚实,人又灵活,砖瓦厂的负责人对他印象很好,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念德,同时把他们家出事(被杀)的情况也讲了讲。李念德听了又惊又怕,要马上逃走,又一时想不到逃到哪里去好,另外一方面,做了这么久的事还一分工钱没有拿到手,就想还是先做着,等工钱拿到手再走。不过,他也作了随时逃跑的准备,把山上的窝棚换了一个地方,又把砍柴刀换了一个三尺来的札木把,随时常在身边。
第二次,大队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又来抓人,但隔着一个县来抓人,六十公大队要他们到(桃川)公社去批。
大队上派来的人从桃川公社批了条子,第三次来抓人的时候,李念德拿起随身携带的砍柴刀,跳到了窑顶上。抓他的人从四面围上来,李念德用砍柴刀指着他们说:“不要过来哦,砍伤了不要怪我。”
这些人没想到李念德如此凶残,一时吓住了。李念德乘机挥动砍柴刀冲了出去,跑上后面的都庞岭,从窝棚里拿上衣服,逃了出去。因为事先已有思想准备,所以仓促之间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他按照事先已经想好的路线,从都庞岭的龙虎关,过到广西境内,然后从那里坐班车(长途客车)到了恭城,再从恭城坐班车到了桂林,从桂林坐火车到了北京。
李念德有一个叔叔叫李光伦,在铁路部门工作,原来是北京永定门车站的一个小干部,现在已经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在永定门车站扫厕所。
李光伦看到侄儿失魂落魄地闯进家门,大吃一惊,知道是老家出事了,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听到李念德讲过情况,惊得嘴巴半天都合不拢来。
叔侄二人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道县这个做法不合乎党的给出路的政策,也不合乎“十六条”的规定,就由李念德出面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问题。接待站的解放军同志看到这个地主狗崽子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文革接待站来告贫下中农的刁状,脸都气红了。厉声命令他:“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李念德稍微走得慢一点,被该同志两脚踢出了房门。
李念德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抖,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叔叔家的。李光伦听到这个情况,把头低下来,再不做一句声。之后,大家心照不宣地再也不谈道县杀人的事情。
在叔叔家里住了几天,虽然叔叔没有赶到李念德走的意思,但李念德业看出来了,叔叔这里是住不下去的,一个地主狗崽子,身上又没有个证明,住在一个牛鬼蛇神家里,周围都是革命人民警惕的目光,查户口的不说是一天来三次,至少三天来一次,若不是叔叔从前在单位上人缘还好,早就把李念德揪到革委会审查去了。所以当李念德提出要走,叔叔也没有留他,默默无言地给他买了一张回湖南冷水滩的车票。看起来,脚下到处是路,只要愿意做苦工,到那里不能生活?其实不然,当时的情况户籍制度铁板一块,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一个人出门在外,没有原籍地方基础组织出具的证明寸步难行。
天地再大,对李念德而言,只有回道县一条路可走。
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又回了道县,这时道县“杀人风”已经平息,但李念德还是不敢回金狮庵村,人都是这样,病急了乱投医,他想起一个李家叔叔在月岩林场工作,虽然平时来往不多,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硬着头皮去找他。这位本家叔叔就在道县工作,对于道县杀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有所耳闻目睹,对这个本家侄儿的遭遇非常同情,帮他在林场里找了一份挖杉山的临时工。李念德总算又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林场里干到第二年(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份,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镇,碰到金狮庵养路班的一个熟人——老何,老何是一个历史分革命分子,李念德连忙扯住他,向他打听家里的事,老何把他家里的情况说了说,李念德这才知道屋里还有两个老妹没有杀。老何又要请他吃碗面,两个人就在二中对面的一家饮食店里坐下,要了两碗一角五分钱一碗的肉丝面。面还在煮的时候,老何又说他有点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李念德说,好好。
面端上了桌,老何还没有回来,李念德就一边慢慢吃面,一边等。面还没有吃完,门口进来一个人,不是老何,是县公安局刑侦队的何队长。何队长走到李念德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李念德。”
“什么地方人?”
“杨家公社金狮庵。”
“什么成分?”
“地主。”
何队长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根索子来,宣布:“你被捕了。”
李念德乖乖地把手背到了后面,让何队长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他送进了县公安局的收容所。收容所的每间号子原来是按关四个人设计的,现在每个号子里最少都要关到二十来人,最多的要关到三十多个,除了一个放尿桶的地方,每个人只有一尺二寸到一尺五寸宽的地方。当时牢里的那个规矩没有后来那样黑暗,但老规矩还是有的,新来的犯人必须睡在马桶边上。好在李念德不在乎这个,睡在哪里都可以,只要有地方睡就可以。牢饭每人每天九两米,但坐在号子里不做事的犯人要省出二两米给在外面做事的犯人吃。
李念德运气好,七两半没吃得几天,负责守卫收容所的武警指挥员把他提到了办公室,问他:“你犯的什么罪?”
李念德说:“我晓不得犯的什么罪?”
“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李念德把自己被抓的过程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指导员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不要多说了,明天去挑水。”
原来,当时道县基本上没有自来水,县里只有少数重要机关打了水井自建提水设备,其他一般都是饮用井水和河水,收容所的生活用水全部要靠人工到下面的潇水河里去挑水上来。李念德因祸得福,得了这么个好差事,不但每天多吃得几两米(每天一斤二两),而且比一天到晚死捱在号子里闻臭气要舒服到天上去了。
在收容所里挑了一个月的河水,指导员把李念德又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你可以回去了。”李念德说:“ 我不回去,我在这里好,因为我怕杀。”指导员说:“你既然不肯回去,我这里也不是久住的地方,只好送你去看守所了。”
就这样李念德开始了他之后十七个月的监狱生活。其间有很多精妙绝伦的故事,都与道县文革杀人时间事件有关,都只能理解为上苍处心积虑的安排,笔者将在后文中讲述别人的故事时,顺便谈到。
在看守所关押的十七个月中,李念德曾经有过二次被释放的机会,他都死赖着不肯出去。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感到里面比外头舒服得多,在里面只要对几个看守干部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就可以了,在其他人面前他一律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特别是到后来,挑水要他带队,到外面去挖防空洞也要他带队,让他真正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公元一九七零年三月某日,新来的县武装部部长兼县委书记陈凤国亲自到看守所找李念德,动员他回生产队。
李念德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不杀我;
第二给口粮;
第三不批斗我。
陈凤国哈哈一笑,说:“这三条我可以给你保证。不过,你回生产队以后要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好好改造思想,不要到外面乱跑了。”
陈书记是一个说话办事特别认真的人,当即派了两个民兵,把李念德送回了四马桥区,区政府秘书颜××根据县委陈书记的指示,专门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李念德送回来金狮庵村。
之后,李念德在金狮庵村的生活,笔者想用李念德本人在控诉材料里写的一段话来总结:
“他们说我‘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四次遭受毒打,口吐鲜血,左手被打断,脑枕骨被打裂,诊断为脑外伤后遗症,现已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四月,因大队又要组织对李念德的批斗,李念德再次逃跑出去。在江永、江华一带靠做工和“非法行医”(注二)为生。
公元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神州上下一片拨乱反正之声。在外面又已漂泊了五年的李念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再次来到北京,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艰辛的上方生涯。要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成了道县最著名的“告状油子”。
一九八一年冬,雪满京城,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李念德的国务信访办的大门上贴出那副惊动京城的对联:
过一年少一年自叹白发满头仍是光棍数九寒冬腊月无栖身之地哀哉
漂半生睡街头可怜孤影常伴上访终身十足傻瓜痴汉无告状之门悲乎
一九八二年初,李念德被收容遣送回道县,在蚣坝桥边碰见了六八年时一起关在看守所里的一个牢友、老右派分子徐××老师。二人见面,心情十分激动,想不到都还活着。尤其是徐老师,坐牢的时候,年近五旬,体质较弱,对各项监规较难适应,经常受到体罚,跪比任何人跪得多,打比任何人打得多,四肢麻木,几近萎缩,牢中无医药,李念德可怜他,每天都帮他做按摩。谈起出狱以后的经历,不禁唏嘘再三。相比起来,徐老师命运要稍好一些,随着全国右派帽子一风吹,他摘了帽,平了反,恢复了教师待遇。两个人坐在公路边上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通过这次谈话,李念德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道县“乱杀风”不是一批零散的杀人案件而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乱杀风”的问题不解决,个人的任何冤情都得不到解决,要解决个人的冤情,首先要解决整个“乱杀风”的问题。就像“右派”问题一样,整个反右问题不解决,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二、共产党如果还要搞“个人阶级斗争为纲”,“乱杀风”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共产党如果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乱杀风”的问题就必须解决。
到家里以后,李念德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拿起来笔来,在如豆的油灯下,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写信,上告道县文革“杀人风”。
尊敬的邓副主席:
您老人家好!
我是湖南道县杨家乡金狮庵村第五组村民,名叫李念德,现年三十六岁,今特向您老人家控告一九六七年道县反革命大屠杀的一些情况,便为民请愿,请求党中央依法查处。
一九六七年八至九月,在我县县委副书记***、***、**的指使和策划下,从大队到公社普遍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乘“文革”动乱之机,大肆屠杀无辜人民,据统计共有六千多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他们未经任何司法机关批准,只凭大队、生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句话,就可置人死地。行刑时,有的被活埋,有的用炸药包炸得血肉横飞,有的用刀活活砍下头颅,有的被活活绞刑而死,有的妇女被轮奸杀死,有的被杀夫夺妻,有的被丢进窖中集体放火烧死。上至八十多数的老人,下至未满月的幼儿都不放过。一时间,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其惨不忍睹。被杀人中,有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某些偷摸盗窃之人,更有甚者,还有与他们不同观点的党员与国家干部,也有家庭好一点点的贫下中农……
(以下数十个案例,略)(注三)
是年数百名遗属集体赴北京“喊冤告状”惊动天庭。在众多遗属不断上访申诉之下,一九八二年(注四),全国政协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有关申诉材料列入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处遗工作由此发轫。
注释
【注一】 当年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官方解释是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而道县那几年风调雨顺,所以只能怪苏修。
【注二】 李念德说他家四代行医,笔者了解了一下,其曾祖父、祖父、父亲,确实是当地群众公认的好中医,但李念德本人只学了点皮毛。
【注三】 略去的原因是,每案仅一句话,且因条件所限存在一些不够严谨之处。
【注四】 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清查处理工作有以下大事: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与道县革命委员会举办道县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为期二十一天,与会人数二百五十余人,基本查明杀人事件真相,并将被杀人员逐一造册登统计。之后,清查工作夭折,参与清查的大多不同程度遭到打击。
一九七四年,道县县委对文革杀人事件中少量刑事案件作了象征性处理。但杀人事件基本上仍然定性为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七八年冬,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一支小规模的工作组深入道县进行调查,向湖南省委写出调查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五号文件。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前,视察湖南,专程赴零陵,听取关于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汇报,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一九八二年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回故乡探亲,指示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要严查惩办”。
一九八二年,全国政协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列入议事日程,进行讨论。
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零陵地委责成地委副书记魏帆负责,先后从地、县抽调一千三百多名干部,其中县团级三十人,科级五百七十二人,组成处理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对道县及其周边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进行调查、安置、处理。处遗工作从一九八四年六月开始到一九八六年八月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