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0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岭翻红薯藤。”兴桥乡桥头村（注一）村民周福妹向我们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我们（生产）队队长周××突然猛吹一声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点动手！”我还没搞清白什么事，就看见十几个男劳力涌上去，把还在弯腰做事的周文栋和他的老婆陈莲娥，还有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队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杀他们，因为周文栋是个右派。周队长接着命令：“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要杀就杀我，莫杀我老婆、儿子，他们没犯法……”哪还管什么用？人就跟发了疯一样，拖起他们一家三口塞进一口废窖眼里。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了塞进窖里。听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只一会功夫就听不见哭喊了。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这种场面，走开了。过去解放前，我当过别人家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那些地富恶虽然恶，但对人也有蛮好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周文栋一家人在我们这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就会有死罪呢？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队长又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就派两个人回村里去，把两个乃崽也搞起来一起搞掉。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当时，周家八岁的女儿周大妹带着弟弟在家，弟弟才两岁，叫个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们家时，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里的木凳子上睡着了，周大妹刚刚打了一桶井水回来，见来了人，还招呼两位伯伯喝水。那两个人说不喝，又哄她说：“你妈妈要你带着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们。”周大妹信以为真，就说：“弟弟睡了，让他在家里，我一个人去算了。”那两人说：“睡了没关系，你背着去吧。”小姑娘哪里晓得是计，背起弟弟就跟他们走。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见杉木岭那边冒着滚滚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妹，一个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这边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大的杀掉了，留下两个小的，一个八岁，一个二岁，哪个去养？周队长接过周小妹，一把就丢进还在烟的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哪管这么多，用力把她往窖眼里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过了窖眼。周××又赶过去揪住她，生生地揿进窖眼里去。那时候窖里还有火呀，两个毛乃崽硬是活活焖死的。这个周大妹，扎着两根短辫，长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见了人，伯伯婶婶叫个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么杀得下手哦！可怜好好的一家人，哪晓得会遭灭门大祸。造孽啊……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人死饭甑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死人饭。当天晚上，周家屋里，灯火通明，队上的人把他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还有大米、茶油、红瓜子、黄豆、棉花，农具家具、坛坛罐罐、屋里的楼板……能吃的当场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时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笔者从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道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一家人的《平反通知书》（编号零七八九）中看到，他一九四九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百三十七师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留在部队工作，后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一名教师。一九五七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与《平反通知书》同时下达的，还有给周文栋一家人补发的被抄财产补偿费三百七十九元，房屋修理费三百元，因周文栋一家已被杀光，以上款项交给了周的弟弟。指挥杀人的生产队长周××被开除党籍。
我们原打算就这样不作任何评论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去见仁见智，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评论在血的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片面的；更因为我们知道，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几句题外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讲真话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代价究竟有多么高昂，周文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首先，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中讲了几句半真不假的话，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儿的性命。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 ，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那么，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于提不同意见和讲真话的人。
呜乎，哀哉！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敢于提不同意见能够提不同意见是成为一个自由人最起码的先决条件，一个不允许自由人存在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而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必然道德沦丧，迷信盛行，灾难不断。
从有关的资料上我们看到，一九五七年八月，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一日公布的整风运动的指示，道县成立了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首先在四十三个单位、三十一个党支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然后发展至学校。十二月，由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全县划“右派分子”二百九十三人，其中国家机关（含乡镇）干部六十八人，中学教员二十一人，小学教员二百零二人，工商界人士二人。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人在一九六七年的大屠杀中遇难。一位道县处遗工作组的负责人向笔者谈到此事时，痛心疾首地说：“查阅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他们当年给党提的那些意见，不但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反右运动之后，道县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成为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份之一。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馑接踵而至，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三万八千人左右。当时道县总人口约为四十万，死于饥饿和水肿病的人占千分之九十五，或者说接近十分之一。
我们一九八六年在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时，恰巧碰上了道县前任县委书记回道县检讨虚报浮夸的错误。我们在县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饭，他们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饭，都是道县难得来的“贵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没有某种寓言性的喻意吗？那些“甘蔗杆子架浮桥，花生壳能当船浮，高梁杆子架电线，红薯要坐八抬轿”（道县新民谣）的种种神话，不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总结出来，并当作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四处宣扬的吗？再想想，文革中，那种到处破获“反革命组织”的大好形势，和越传越神的各种谣言，而且都是顺口溜形式的，难道没有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而言讲假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心理的结构性问题。“吹牛不犯法。”“成绩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挖掘出来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成了中国人（当然包括道县人）一辈子受用不穷的人生箴言。饱尝说假话甜头的大有人在。饱尝说真话苦头的也大有人在。道县人总结得更绝：“讲真话害自己不害别人，讲假话害别人不害自己。”
莫非说我们的民族有说假话、办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们总是在讲，我们是一个勤劳善良、诚实守信的民族，我们没有讲假话吧（注二）？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一九八六年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对于道县二百九十余名“右派分子”在文革杀人事件中的人生际遇做了一些关注，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以各种“罪名”清洗下去的知识分子，一是由于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折射着时代的巨大悲剧；二是这些人（或他们的遗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我们思想的局限性，对于地富家庭被革命家史这个禁区，不敢作更深入更本质地触击，没有认识到这里面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更加巨大的悲剧。后来，虽然千方百计地做了大量补救工作，但，总是有一种事过境迁的感觉。这一点恐怕将是本文最大的遗憾了。
清溪区青口乡唐家山村是一个紧靠双牌水库的村庄，文革杀人期间它隶属车头区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十人（一人自杀），笔者要讲的这个右派分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叫蒋安民，一家人四口遇害，仅留下一个女儿蒋兰菊。
据笔者了解，蒋安民打成“右派”的原因与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个唐玉差不多，就是嘴巴子好讲，讲出的话又不是那么中听。平时不让他提意见，他还忍不住要提，五七年，把他们请到县里，好吃好喝好招待着，请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能不提吗？就是没意见，也得想出一条两条，不然也显得太不诚心了。与唐玉稍有区别的是，蒋安民打成右派，开除回乡以后，没有唐玉那么“猖狂”，基本上是夹紧尾巴做人，吓心吓胆做事，所以没有惹出唐玉那么多事来。蒋安民家庭出身中农，打成“右派”回到唐家山以后，虽然矮人一头，但乡亲们一开始对“右派”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理解不深，加之他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基本上不拿他当“四类分子”对待。他有点文化，又在外面做过事，见过世面，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的还常常找他来商量商量，请他帮忙拿个主意。常言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久而久之，屁股后面的那条尾巴夹得不那么紧了，看到生产队和大队上有些什么事情，他要是觉得不公，又伤疤未好忘了痛，居然还敢提意见。搞得大队长蒋利柱，还有民办教员蒋五华几个人对他恼火得很。笔者不敢断言，蒋安民一家四口被杀，是两蒋报复杀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笔者怕讲出去人家不信。要说的还是蒋安民自己的问题。
蒋安民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前妻和他离了婚。那个年头，离婚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选择离婚。蒋安民的前妻也是万般无奈，不离的话，摊上这么个老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公成了“阶级敌人”，自己也就成了大半个“阶级敌人”，这一辈子就算交待了。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人生的路还长，不能被栓死在对方身上。所以坚决地选择离婚，对蒋安民的前妻而言确定是明智之举。问题是苦了蒋安民，因为他们当时已有一个女儿，老婆离婚以后还要嫁人等等，不能带着这个女儿，只能把女儿留给蒋安民。而蒋安民遣送回原籍以后，总还要成个家吧，三十来岁的男人没个老婆，那个日子怎么过？找不到好的，可以降格以求，世界上女人那么多，总有不怕死的。但是戴着顶“帽子”又拖着个女儿，敢于上门的人可就不多了。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把女儿交给姐姐，也就是孩子她姑姑抚养，当然生活费还是由蒋安民来付，他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父亲。
这个女儿就是蒋安民后来唯一活下来的女儿蒋兰菊。兰菊这个名字是蒋安民给起的，意思明白得很，希望女儿如空谷幽兰般清雅，似东篱黄菊般高洁。
后来蒋安民又成了家，和后妻及两个孩子一起过日子，对蒋兰菊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说句实话，就是有心，也很难顾得到。
蒋兰菊在姑姑家一天天长大，确如父亲所愿，长得如兰似菊，但小小的心灵中却慢慢地滋生出许多对父亲的怨恨。她不能理解父亲的苦衷，更不能原谅父亲把她抛给姑姑去过自己的好日子，为什么就不可以父女在一起相依为命呢？所以蒋安民到姐姐家来送钱送米，顺便来看看她，她也跑出去，躲起不见面。有时间把蒋安民搞得很伤心。幸亏那种缺衣少食的日子把人心磨得比较粗糙，没功夫计较这些当不得饭吃的东西。
蒋安民真正难过的日子是从“社教”运动开始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唐家山的贫下中农搞明白了，“右派分子”就是属于“地、富、反、坏”中那个“反”字里面的，甚至比那些“反革命分子”还要坏，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要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蒋安民突然一下坐上了唐家山大队“阶级敌人”的头把交椅，其中的滋味局外人恐怕很难理解，已经不能用矮人一头来形容，还是农民兄弟的话说得形象，踩到泥巴夹里去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县里刮起了“杀人风”。
八月二十三日，梅花公社召开杀人动员大会。
二十四日，公社副书记王国祥、公社主任何昌金等人专程来到唐家山，找到在这里蹲点的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研究工作”。这里补充说明一下，道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进行过几次。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共零陵地委在道县成立社教总团，下设十个农村社教分团和一个城关社教分团，并从各县抽调近五千名干部，于当年的九月份进入道县城乡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唐家山是社教社教总团的一个点，负责在该大队蹲点的是道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社教工作自动结束，很多蹲点干部都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周玉梅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一直在点上坚守岗位。”
王、何、周三人通过气后，周玉梅主持召开唐家山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问题。会上，大队长蒋利柱提出，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右派分子蒋安民。
八月二十五日，王书记与何主任再次来到唐家山要大队的杀人名单。
八月二十六日，公社秘书廖隆国打电话到唐家山大队督促杀人，并通知大队派人到公社领取炸药。
当晚，唐家山大队在双牌水库边的河滩上，用从公社领回的炸药，请蒋安民等四人坐了“土飞机”。（四个人中没有蒋安民的老婆和儿子。）
八月三十一日又杀五人，其中有蒋安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另有一人上吊自杀。
当时十六岁的蒋兰菊因寄养在姑姑家而幸免于难。她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时，失声痛哭，声音尖利凄凉，把姑姑吓得手足无措。姑姑在一边拚命地劝她不要哭，小声点，怎么也劝不住。好不容易，泣泣咽咽地止住了哭，蒋兰菊说胸口闷，姑姑连忙帮她去揉，突然，随着“啊——”一声尖利的嚎叫，一口鲜血从蒋兰菊的嘴里喷出……接着大病一场，从此停经。
后来，听得别人说这个病结了婚以后就会好。姑妈就急急忙忙找了个人家，草草将她嫁了出去。婚后五年不生育。后来病虽然好了，前前后后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但每个孩子都像严霜打过的白菜秧子一般病怏怏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
笔者要讲的另一个右派家庭是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万家大队万家村的万光志一家。说起万光志，有人说他是道县打得最冤枉的“右派分子”，因为这次开展处遗工作要给他落实政策时，才发现关于他的档案材料中，竟没有一点打成“右派”的“错误言行”，当然，那些“现在很正确，将来更正确，而当时认为很错误的言行”就更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县委下发了一个打右派的指标（全国各个单位都有指标），估计万光志那个学校的右派分子不够指标数，把他顶数顶上去的。那为什么不顶张三不顶李四，偏偏要顶他万光志呢？这个原因就可以很多了，家庭出身，领导印象，平时表现，甚至与同事的关系，等等，都可以成为原因。
一位相关的同志说：“人都杀掉了，过去那些破事紧着纠缠有什么味道，反正一句，他就是一个背时鬼！”
这个背时鬼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老家万家村。由于一直在外教书，老家留给他的除了一个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之外，其他一无所有。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等放到后面再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栖身之处。幸亏有个远房的亲戚房子有多，租了一间给他们，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住房从此也成了万家人的心头之患。
当时，万先志和他的老婆李美姣都还年轻力壮，只要下定决心脱胎换骨，劳动关还是好过的，只要节衣缩食、咬紧牙关，生活关也不难过。再说贫下中农过得，自己有什么过不得的呢？加之三个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了劳力和半劳力，这就解决了大问题，农村里面只要有劳力，什么事情都好办。但是起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谈何容易。光有劳力不行，还得要木材，要砖瓦，要地基，要钱。那个年代道县农村能够起新屋的人少之又少，整个中国农村也基本如此，绝大多数农民都住在解放前或者说解放初期盖的房子里。五八年大跃进，把山上的树砍了烧木炭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兵团作战，吃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房子，把檩子劈了当柴烧， 搞得山上的树子越来越贵。但是房子还是不能不起，因为要住。更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孩子长大了要娶媳妇。娶媳妇有一项重要程序就是“看家”。所谓“看家”就是女方在母亲或嫂子陪同下到男方家里实地考察男方的房和家境等情况，连个房子都没有，这个“家”怎么看得过呢？所以这个问题对万光志家特别现实。老大、老二都老大不小，都到了要成家立业的时候，总不能还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吧?所以当时万光志就说了一句类似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宁可脱掉一身皮，也要把房子砌起来。”
三年苦日子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事就不说它了，一九六二年，万光志向大队申请了宅基地，准备起房子了。从此，每天晚上生产队收工以后，乘着天黑之前的一点微光，都会在宅基地上看到万家人忙活的身影，他带着几个儿子从后面的山上往这里扛料石，打地基。到了冬季，天寒地冻，万茶心兄弟就会到山上去扎管子、烧石灰，或者筛板子（锯木板）。这些东西花钱也能买着，但万家现在缺的就是钱，有的只是劳动力。生产队十分工只能分得二角钱，靠出工的这点钱把房子盖起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估计，万光志打成右派回家的时候，口袋应该会有两个积蓄，因为中国人都有个喜欢积蓄的好习惯，就是穷得没饭吃，也得留个块吧两块钱放在贴胸的衣袋里壮胆，但这么多年来，过劳动关，过生活关，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手上留几个的可能性不大了。
起屋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只能勒紧裤袋拚命地省。万家人采取的基本措施是早晨喝稀饭，中午吃干饭，晚上经常不吃饭。
万志光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干了好几年，一九六七年，起屋的一切准备工作总算差不多了，砖、瓦买好了，树子买好了，木材木料也买好了，水砖更是早就备齐了，只待秋收后马上就开始动工。万志光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欢喜，他对几个儿子的人品（道县话“人品”包括品性和长相两个内容，主要是指后一个。）和劳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现在又要修起一栋明明亮亮的大瓦房，总会有好人家的女儿愿意下嫁过来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就感到舒服，长久以来，他一直为自己影响了儿子们的前程而深深内疚，可是那是天意，由不得自己，但无论如何他也要把一个做父亲的能尽的责任全部尽到，这样就是死了也会安心些。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们当然也高兴。一家人满怀憧憬地盼望着那个充满希望的秋天快快来临。
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刮起了“杀人风”，我又要写这句话了，每次写完我就难过，因为写得太多了，每次写它我就想换一种写法，但每次都感到理屈词穷。“杀人风”刮到了万家大队，大队上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万光志者流的末日也来临了。大队“贫高院”判处了万光志一家人的死刑。万家大队杀得最狠的不是万光志家，而是他的堂兄万光历家六口杀了五口，万光历、王光历的老婆王亮姣、二儿子万选贤、小儿子万三贤，和最小的女儿万响玲，只有大儿子万开贤侥幸逃脱，逃到江西永兴县的深山里打砖、筛板子为生。万光志一家五口杀了四口，万光志、万光志的老婆李美姣，二儿子万修心，小儿子万国心，也是只有一个大儿子万茶心侥幸逃脱，后在湖南茶陵农村落了户，也就是招郎。
据说万光志的二儿子万修心头上和脖子上挨了两刀居然没死，当天晚上被风一吹醒来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爬回村子，又爬回自己家里，爬上了阁楼，躲进一大堆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板中。第二天万家大队“浮财清理小组”查抄“浮财”的时候，从那一大堆木材里面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万修心，当时以为碰了鬼，吓得魂不附体。最后把他从楼上扔下来，摔死在禾堂上。
万修心临死前不断地说着的两个字是：“我的，我的，我——的——”
注释
【注一】 道县有两个叫做桥头的大地名，一个是桥头乡的桥头圩，另一个是蚣坝区兴桥乡的桥头村。
【注二】 讲假话是集权社会的必然产物，首先统治者赖以维持统治的两大法宝就是暴力和欺骗，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编造了一大堆假历史、假真理、假典型、假榜样，欺骗被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中敢于求真理讲真话的人残酷打击，鼓励和培养人民讲假话、做顺民，从而将人类天性中恶的成分放大到极致。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