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7日讯】 【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桥的传说
路为什么总是那么幽远，那么绵长，仿佛无幽不至地化入那一片迷濛的青山绿水间。一个个村落果实般结在河叉的枝头上。大自然非凡的美丽面对人类伟大的奇迹黯然失色。潇水和它的几条支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同时也得到了建设和保护。好在河水依然是豆青色的。我们沿着那些路去寻找当年作过杀场的地方，有公路的地方，乘车去；没公路的地方，骑自行车去；自行车也不能骑的地方，走路去。火辣辣的太阳照得脊背流油。正是农民们累得脱皮的双抢大忙季节，呼呼的打稻机声总在陪伴着我们赶路。那些在责任田里忙得两头不见天的男人和妇女们时不时直起腰来打量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吃吊手饭的人，他们见惯不怪，只是有些不明白，大热的天，不在阴凉地呆着，火辣辣的毒日头下跑来跑去搞哄门（做什么）？
在曾经开过万人杀人现场大会的龙江桥，我们遇到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赶着六、七只神气十足的灰鹅迎面走来。牧鹅小姑娘个头很小，比最前面那只公鹅的紫色冠子还要矮上一、两寸。她双手在背后，拖着一根长长的柳条，带着三、两片叶儿，用稚气的小眼珠盯着我们。而灰鹅们却昂首挺胸、不屑一顾地从我们身边摆过去。这种灰鹅是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的道州灰鹅，是道县一种主要的外贸出口产品。
道县至宁远公路旁的上塘嘴，曾是用“土飞机” 送人上西天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片低低的马尾松小树林，几个穿着五颜六色统裙、打着印花洋伞的姑娘正在牧牛。
沿着清澈的洑水向上走，在曾经作过断头台的寡婆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队男欢女笑的农民，挑着一担担沉甸甸的湿谷从桥上走过。
……
面对着这些青青的小河，美丽的山林，热情好客、淳朴憨厚的农民，我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人们对我们所叙述的一切。闭上眼睛，也许能看得到那种种的恐怖景象，听得到那垂死挣扎的哀号，甚至那震耳欲聋的“土飞机”起飞的声音……睁开眼睛，想象的翅膀立即被剪断了，一发似乎都不曾发生过，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发生，我们所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一个用土红写成的神话。
寡婆桥。我们曾两次来到这里。
第一次，正逢下雨。东昇机械厂（一家厂址在道县的三线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老刘打着伞，带我们沿一条田间小路从厂里去寡婆桥。
一时间我们恍若置身于烟雨漓江之畔。这里的地形地貌也确实与桂林一脉相承，只是看上去更精致些。两岸青山，一座座如独秀峰般拔地而起，在霏霏细雨中滋润出很光滑的青黛色。明明是清一色的石灰岩山峰，却这里那里长满了绿油油的树木，也不知是如何植根于石上，又从何而汲取营养，使人不能不感慨生存的艰辛和生命力的顽强。
一片墨绿色的甘蔗，在风雨中絮语。
“好漂亮的景色！不让桂林山水。”我情不自禁赞道。
“初次来这里的人都这么说，这里本来又称小桂林。我们在这里住得久了，也就不觉得了。”刘书记在一边笑道。
我们没有穿雨鞋，路边的青草把鞋湿透了。前面的路更加泥泞。而寡婆桥已经历历在目。这是一座五孔石桥，两边桥头，大树成荫。相传是清代一位寡妇捐款修建的。这位寡妇是桥那边唐家乡人氏，家道殷实，而少年丧夫，孤苦伶仃守节一辈子。她哀叹自己命运不济，决心行善积德修来世，倾囊而出，在洑水河这段经常有人溺水的深潭上方，修建了这座石桥。后人称之谓“寡婆桥”。
因路面积水太深，我们停了脚。
“就在这里看看吧。”
“也好，有些景致，远观比近看更别具风味。”刘书记手指寡婆桥，“文革那阵子，经常可以看到农村里在这座桥上杀人。那时候，我们厂刚刚搬迁过来，工人们都住在附近的两个村子里，经常就站在这里，远远地看。因为搞不清情况，不敢太靠近了，也不敢多过问。桥下面是一个深潭，杀人时，桥两头都站了岗，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只看见马刀亮晃晃地挥动……尸体就从桥上扔到河里。杀人多的时候，潭水都染成红色。有没杀死的，浮起来，守在桥两头的民兵就沿岸追着用鸟铳打。”
我们从手头上的资料中看到，道县师范的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座桥上被杀害的。我们追踪采访来到道师，访问了老校长尹少萼同志。他告诉我们被杀者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老师。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眼含着压抑的泪水，无比伤感地向我们谈起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他热情、正直、能吃亏、肯帮助人，工作有能力，责任心强，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解放前，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和平解放做了不少的工作。解放后，开始当区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工作换来换去，他毫无怨言，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干一行，爱一行。
“一九五八年，县里筹建师范，让我负责，人员也由我来挑。我第一个就挑中了何聘之。他那个人办事让人放得心。虽然脾气有点倔，但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说到做到，尤其可贵的是表里如一。建校那阵子，条件艰苦，他带领学生挖基脚，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那面那栋教学楼，所用的木材，全部是他带领着学生从六十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功臣，学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留着他的汗水。
“学校建成后，组织上安排他当教导主任，抓教学工作，他更是认真负责，工作起来可以说是真正的废寝忘餐。他常说，我们是培养老师的老师，稍有懈怠，就要误人子弟。他担任教导主任以后，仍然不离教学第一线，继续兼任语文教学工作。他的教学态度，认真得叫人感动，到现在，我还没有碰到第二个象他那样认真负责的老师。他提倡为人师表，说当老师的人从人品到学问，都应该是第一流的。他对自己从来就是要求很严格的，按照当时情况，我们学校的一般教师都可以解决家属农转非（吃国家粮）的问题，但是，他总是首先考虑别人，每次都把指标让给别的老师，自己从来不向组织提出要求。结果把这个事给耽误了。
“他这个人多才多艺，精力很旺盛，平时除了教学工作外，还喜欢写点东西。不过倒霉也就倒在这个舞文弄墨的毛病上。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他写了一个剧本，叫做《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用现在的观点看，这个剧本打下了很深的那个时代‘左’的烙印，有的地方，还有为当时的‘浮夸风’拍马屁之嫌。这个剧本，经当时的县委宣传部审阅批准，学校师生排练出来，在群众中公演了几场。可是马屁拍在马蹄子上，就是这个剧本，使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个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竞把剧本中反派人面的台词，当成何聘之老师本人的反动思想来批判。五九年反右倾时，他受到了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批判斗争，开除公职，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开除回家后，他老老实实参加农业生产，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汇报，报告思想改造情况。就是在文革杀人时，他至死仍然相信党的政策，相信不会乱杀人，相信自己的问题总有搞清楚的一天。就在被牵上寡婆桥砍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牵他的民兵说：‘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你们不杀我，我到北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保证可以搞清我的问题。’可是，那些民兵哪里会听他这一套，一把按到跪起，举刀就砍。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就被砍脱了脑壳，丢进洑水河里。和他一起被杀害的，还有他18岁的大儿子何上明。”
我们问：“杀他的人中间有他的学生吗？”
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深知那个时候，学生打老师，批判老师那是家常便饭。笔者的母亲就被她心爱的学生，剃了阴阳头，打得几天起不了床。
尹少萼苦笑了笑答道：“那哪个晓得呀，反正那个时候，师也不师了，生也不生了。”
关于何聘之老师的人品学问，我们在处遗工作组一位有关同志那儿也得到了印证，该同志告诉我们，何聘之在他的学生中威信极高，以至他被打成三反分子之后，还有学生和他划不清界线，冒着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为他辩护，以至自己也遭到灭顶之灾。他给我们讲了县公安局干部刘良义的故事。正好笔者手头上有一份道县公安系统一九六六年的官方文件，不须多写一字，用它来表述刘良义的故事可能更具权威性：
关于刘良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事实
刘良义，男性，现年二十八岁，汉，家庭出身中农，籍贯湖南省宁远县逍遥公社。刘一九五三年在宁远一中读书，五六年参军，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直属通讯营任大型无线电收发报员，一九五八年退伍回乡生产。同年八月考入道县师范学习，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六一年道师毕业后，调教育科工作，六二年五月调县公安局任侦察员。
刘良义的主要错误事实有：
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坏人鸣冤叫屈；
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
攻击党的领导，污蔑专政工具；
攻击党的工资政策。
根据刘良义的错误事实，性质是严重的，特别是长期以来，勾结三反分子何聘之，为何辩护，仇视党，仇视人民，已经堕落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物，成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特请报上级党委批准斗争。
道县公、检、法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十九年后，刘良义终于获得平反。
当年翩翩一书生，此时皱满面鬓如霜。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其间的磨难和对中国人良知的阉割可想而知。
叫我们稍感疑惑不解的是，这个刘良义到底吃了何聘之什么迷魂药，以至如此丧失理智，作为他曾经的学生，即便不愿意落井下石，也不至于做抱薪救火的蠢事嘛。
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当晚，我们在招待所阅看何聘之老师的剧本和思想汇报（各类检查和检讨），心头无比凄凉。人怎么可以这样抵毁、贬损和批判自己呢？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固有的悲剧性。他违心地、也是自觉地为大跃进之类对国民经济起到摧毁性破坏的东西歌功颂德（《红旗越举越高》），虽有邀功请赏的嫌疑，但绝不缺乏对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的真情；他自觉地进行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各种思想汇报），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却从来不去对这种批判、改造作进一步的思考。从他的剧本和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到，他在丧失生命之前，早已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一个悲剧，他越真诚，悲剧色彩就越浓。他的死从来就不是什么他本身的问题，而是他无法逃避的时代悲剧。长久以来，各种改造和运动剥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权力，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打断了他们的脊梁。何聘之当然也在劫难逃。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虽然讲究的是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慎独其身，但归根结底还是臣、草民、奴才。何老师本人实在可以树为 “标兵模范”供人学习，当然也可以作为“阶级敌人”杀一儆百，一切视“革命”需要而定。也许他曾为自己设计过上百种死法，其中必定包括以身殉职、杀身成仁、舍已救人、为国捐躯、寿终正寝……绝对没有一种是他事实上的死法。他也许一直认为自己很有些清醒的头脑，而直到掉脑袋的那一天他都是稀里糊涂的！这样议论一个无辜受害者也许有些残忍，有些铁石心肠，但是我们实实在在是悲伤得出离了悲伤。何聘之的路过去有人走，现在有人走，将来还会有人走。我们总是在想，何聘之的死应当给我们知识分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和教训。
几天以后，结合采访其他的个案，我们第二次来到寡婆桥。
这次是个大睛天。
蓝天如洗，阳光灿烂。寡婆桥却在一片浓阴之中。一株华冠如伞的大樟树，粗大，挺拔，如同一个饱经沧桑、忧患余生的老人伫立桥头，似乎有意地裸露出粗大的树根，供过往行人坐下歇脚，谈古论今。桥下深潭，清彻的河水卷起一个个不易察觉的旋涡。几只灰鹅，在河面上高傲地游弋，时而扑腾翅膀，时而用坚喙梳理羽毛，自得其乐。桥上，有行人走过，打赤脚的，穿皮鞋的，担担子的，骑单车的。有牛走过。还有一只灰不灰、黄不黄的狗一路小跑颠过。初秋的太阳正当顶，桥头的栏杆却凉浸浸的。当年杀人的痕迹似乎荡然无存，但是我们还是在青石的栏杆上找到了一些依稀可辩的刀痕。手抚刀痕，眼前的一切顿时模糊了，这实在不该是一个杀人的地方，过去，土匪抢东西都要避开这里5里地！这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锥心之痛，禁不住泪流满面，不是为何聘之哭，而是为自己哭。我们都是读过几句书的人，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都自以为有思想、有理想、有分析能力，都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是人的思想一旦遭到某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的本体也就同时完成了“非人化”的过程。杀人者如此，被杀者亦如此。何聘之比我年长一辈，他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这一代人，与其说是被拖进了灵魂的屠场，进行了阉割，不如说是人人争先恐后地挤进灵魂的屠场；与其说是人人恐惧精神阉割，不如说是人人“斗私批修”，自觉地自我阉割，并努力地去阉割别人。那些深入全民族人心的、普及千家万户的专制、禁锢、蒙昧、奴性、残暴、谎言，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哈维尔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制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长久以来，我们曾经信奉和大力宣扬的社会理论，使得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得坏人得到了持久的坚强意志，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粉饰行为，使得他们得到的不是责难和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使得他们的种种恶行笼上了正义的光环，从而使千百万人（包括我们自己）遭逢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在为别人编造思想牢笼的同时也把自己兜了进去，这太搞笑了!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对于别人，特别是别的知识分子，蒙难而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甚至窃窃私喜，甚至以为这些人的蒙难是在为自己平步青云提供机会。每一次运动都是在清除了一批人的同时，另一批人开始获得出卖灵魂而辉煌腾达的资格。想想我们那些丑态百出的表演，真的无地自容。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是靠下层人民血汗养成的，而我们又回报了他们些什么呢？我们在制造众多文化成果的同时，创造了极端违背人性本质的政治文化，创造了极端的专制形式，极端的专制形式用铁腕囚禁思想，造就了全民族人格的普遍奴化(理所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本身的奴化)，全民族人格的奴化必然受到历史的篾视和命运的惩罚。以史为鉴，中国近、现代史的所有苦难、屈辱和笑语，其终极原因皆出自于此。我们常常哀怨自己在这历史的篾视和命运的惩罚中所际遇的种种羞辱、不公和苦难，可是下层人民所际遇的凌迟一般的苦难又何止百倍于我们!只不过他们没有我们能说会道罢了。
寡婆桥啊寡婆桥，你记录了我们全部的尊严和耻辱！
陪同我们采访的人诧异于我的突然失态，问我哭什么。
我抺了抺眼泪，掩饰道：“这座桥上被杀的人，有寡婆的后人吗？”
他被我这个问题搞得有些莫名其妙：“这又怎么搞得清呢？寡婆那么有钱，后人中难得没有成分高的。硬要搞清楚，可以到村里去查一查族谱。”
“哦，哦，没这个必要了，不过随便问问而已。”
确实如此，有与否又何妨呢？说不定何聘之老师本人就是寡婆的后人，说不定杀他的人也有寡婆的后人，就像我们在周敦颐故乡楼田村看到的那样。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