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5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和杀人最少的区、社，企图从中找出一些所谓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做有两点原因：一是采访本身的需要。应当说我们这次采访是带有某种任务的，那就是寻找光明面，不能把道县杀人事件写成漆黑一团。二是我们自身心理的需要。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所有支柱，都在倾斜、崩裂、坍塌，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唐山大地震。对别人，对自己，甚至对人类本身，至少是对中国人本身都产生了一种凉透心底的绝望感！许多个夜晚，笔者在一些极其荒诞的梦中惊醒，醒来后，却又想不起梦中的内容，只有一些天崩地裂的感觉和一身涔涔的冷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光明面来支撑自己不至于彻底崩溃。
那么，除了鲁草坪大队因地处深山，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没有来开会，从而没有收到杀人指令而没有杀人外（我们称之为鲁草坪现象），其他那一些杀人较少或没有杀人的区、社、大队又因所而何呢？
我们来到仙子脚区进行采访。
仙子脚区位于道县西部都庞岭山麓，区政府所在地仙子脚镇距县城三十二公里。这里是道州盆地四沿中地势最高的地方，著名的湖南第二峰韭菜岭就耸立在该区的西南端。西部都庞岭，北面紫金山，石灰岩遍布。在两大山系分界线上，有道县最为险要的关隘——永安关。永安关雄踞仙子脚公社下坝洞大队的梯子岭上，海拔三百零四米，距县城九十六公里。梯子岭下是广西境界。关口居高临下，峻峭险拔，昔为兵家必争之地。近关处有石窦，泉水潺潺，清可见底。道州第二大河流洑水发源于该区桥头公社崩塘大队。洑水的源头是一条地下河，河水从崩塘乡的一个岩口迸出，水质清澈，长流不断。据当地人说，这下面的地下河是从广西全州白岭山中入口的，在地下穿流三四十里，从这里流出来。据说有人在这里看到过从广西那边撒入水中的谷壳。洑水河道曲折，水流湍急，发源地下行不远的上坝村附近，是道县著名的上坝水库，山青水秀，风光潋滟。该水库文革刮“杀人风”时尚未修筑，一九七一年底开始拦河筑坝，一九八零年四月大坝主体竣工，一九八三年六月大坝闸门因质量问题，变形断裂，致使洪水成灾，给水库下游的桥头、会潭、仙子脚三个公社造成巨大损失。一九八六年我们到此采访时，水库的抢修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然洪水成灾的痕迹还依稀可辨。
仙子脚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得名。相传舜帝南巡时，在草鞋岭丢失了一只鞋履，赤着一只脚走到这里。在这里一只脚站着，换了一双新草鞋。在舜帝换鞋的石灰岩坡上，留下了一个硕大的仙人脚印。舜帝的两个妃子女英、娥皇南下寻夫，在这里发现舜帝的脚印，非常高兴，于是将“五谷丰登”和“人丁兴旺”两句美好的祝愿留给了这块土地。从此，这块女英、娥皇祝福过的土地，山上山下，年年岁岁，盛开鲜红的杜鹃花。
“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杜鹃花层层开过……”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专门为歌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写的歌曲，可歌词的内容竟与眼前的景物如此惊人地不谋而合。在仙子脚区采访时，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专门带我们来此寻迹瞻仰。我们按照当地人的传说，五体投地匍匐在舜帝留下的足迹里，想吸取一点帝子留下的仙气。
仙子脚区是道县杀人最少的区。全区有八个大队未开杀戒。说杀人最少，其实杀得也不善！全区共杀一百五十二人（被逼自杀三十二人）。其中，枪杀一百零八人，刀杀四人，活埋一人，棍棒打死十二人，其它致死三十二人。（注一）为唯一没有灭门的区。笔者初略地算了一下，被杀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三点六，如果以当时全国七亿人口计算，按这个比例杀遍全国，至少要杀二百五十万人以上。当然不能跟蚣坝区相提并论，按蚣坝区的比例杀遍全国，要杀三千五百万人！
该区开始杀人的时间并不晚，应当说是属于较早开始杀人的区之一，第一个被杀者是红岩公社七星大队的四类分子胡祥，被杀时间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因当时“杀人风”刚起，该大队支书心里不托底，杀人前，曾三次请示区秘书胡光学。（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胡是该区主杀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该区的很多杀人事件都与他有关。）胡光学第一次答复：“你们自己决定。”第二次答复：“我跟你们讲了，这件事由你们自己决定，现在是贫下中农说了算。”第三次答复：“你们决定要杀，那就整好材料，开会宣布再杀。”并借了区武装部长王先志的手枪给七星大队去执行死刑。
七星大队杀胡祥在仙子脚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其他各区情况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花引得百花发，万紫千春满园”。仙子脚区的杀人情况又会怎样发展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该区“抓促小组”负责人区公安特派员蒋正田，“翻遍了所有的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没有查到一处写着可以随便杀人” ，他带着这个“活思想”敲开了区武装部长、区“抓促小组”的另一负责人王先志的房门，与他交换意见。王先志表态说：“那就让他们先杀吧，我们看一看再说。”
八月二十五日，区里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杀人问题，由于蒋、王二人的态度，会上出现了意见不统一的局面。会后，胡光学打电话给红联头头唐铭植、刘昌林等人汇报会议情况，说：“他们说不杀，我们要杀还不是杀。”但是权力核心不动，下面纵使要杀也只有这样凶。
后来营江“前指”两次打来电话，督促杀人，该区都没有往下贯彻。蒋正田的“右倾思想”使得郑有志等人非常义愤：“这个东西离阶级敌人只有三寸远了！”为了挽救他，帮助他把坐歪了的屁股端正过来，郑有志请示上级同意后，缴了蒋正田的枪。
遗憾的是我们未能直接采访到蒋、王二人。他们不愿意就这个事情接受任何人采访，因为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只是凭良心说了两句话而已。他们希望平静地生活，保持良心的安宁。
当时担任仙子脚公社党委书记的周仁者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
“我们区（五区）的杀人，主要是在附近区社杀人风的影响下发生的，当然少数区社干部也有责任，但大部分人对这样乱杀人还是有看法的。八月下旬，我们公社下石塘、七家湾、老福地等大队陆续发生了滥杀四类分子的现象。得到这一消息后，我马上与公社武装部长周桂章商量，决定召开一个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制止杀人。我们先后开了六次会，四十七军(不准随便杀人的)通告下达后，我们公社干部又分头下到各个大队，宣传贯彻。杀人风杀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变了味，是人都杀。当时我下到的点是老福地大队，我隐隐听得一点风声，这个大队的贫协和造反派策划着要搞掉原大队长睦道义（“四清”下台干部）。他们在税务所开了讨论会，决定晚上十二点正动手。当时，农村里有表的人少得很，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把电话打到公社邮电所，问几点钟了。值班的话务员问他，这么晚了，问时间干什么？那人笑了一下，说十二点杀壮猪哩。话务员多了个心眼，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话务员的报告，虽然搞不清楚是要杀哪个，但知道是要杀人，连忙叫了武装部长周桂章、公安派员郑启炳（注二），摸黑跑了七、八里山路，抢在十二点以前到了老福地大队。一了解情况，要杀睦道义。我们连忙制止了。又把睦道义带到公社保护起来，直到五天后风浪平息了，才放他回去。”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最少的是仙子脚区会潭公社，仅杀十七人。我们为此专门到会潭采访，此行的目的不是采访杀人，而是试图采访抵制杀人的事例。一个公社杀十七人，放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可是在道县，三十六个公社杀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公社一百二十五人，能够把杀人数字控制在这样的小两位数上确实不容易。其中一定有抵制“杀人风”的人和事存在！但是，我们很快就失望了，会潭公社杀人较少的原因简单得叫我们感到绝望：仅仅因为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员会。而与它同属一区的沙田公社，比它更偏远更靠深山老林，却杀人比较多，就是因为公社召开了杀人动员会。
结果，原本打算采访抵制杀人，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采访杀人情况。
一位在仙子脚区搞专案的工作组同志告诉笔者：“会潭乡的杀人事件虽然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员会，并且明显地有受其他区、社‘杀人风’影响的迹象，但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可以说基本没有。所有杀人个案都有社、队干部插手的证据。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公社公安特派员熊景峰，他亲自写条子批准下面大队杀四人。”
他向我们讲了该公社的三个杀人案例。
一、会潭大队有个四类分子子弟叫熊义枫，是桥头小学的教员，“杀人风”中，被会潭大队民兵彭家奇等人从学校抓回大队，逼他出钱赎命。为活命，熊义枫交出现金一百五十元和存折一百七十元。几个凶手把钱分了，又把人杀了。这个案子就是请示过熊景峰的，熊景峰说：“赶快杀了。”
二、石枧大队要求每个村子（生产队）杀一个，结果为了凑数，同时也顺便减轻集体的负担，熊家湾村将一个五保户杀了。
三、大地夫大队大队会计何月拱、民兵营长唐广元等人，在公社已经传达了四十七军制止山人的通告后，仍坚持将地主分子唐修春和他的儿子唐广友杀害。唐修春有个女儿叫唐广惠在寿雁镇雁乡中心小学教书。何月拱又纠集多人到学校，要把唐广惠揪回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由于学校领导不同意，并派人到区公所请来领导制止，唐广惠这才躲过一劫。人带不动，何月拱提出，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从会潭赶过来，中午饭都没有吃，怎么办？唐广惠只好拿出仅有的三十元（注三），为他们办了中午饭。吃完饭，何月拱等还不走人，还要跟唐广惠要路费。唐广惠没有办法，向其他老师借了三十五元钱交给何月拱。不过，她还算是幸运的，没有像熊义枫那样交了钱丢了命。
接着我们马不停蹄来到沙田公社采访，想对比一下，开了动员会与没开动员到底有些什么不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沙田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日岗等人召开了一个公社干部和各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抓促”会议，会上，蒋日岗等人大讲特讲所谓“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所谓的“敌情”，当然也讲生产问题，但重点讲杀人问题。蒋日岗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想要四类分子不乱说不乱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不能太天真了！……关、斗、杀都得用上，该关的关，该斗的斗，该杀的杀。”又说：“最高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你们（贫下中农）就是人民。”这次会议之后，该公社陆续杀了二十六人。当时，公社干部傅关爱、王许夫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杀人不行。蒋日岗说他们是叛徒，指示民兵把这他们吊起来，捆了七个小时。第二天又专门开会,“帮助他们受教育”，并勒令二人“低头认罪”。幸亏傅、王二人“根正苗红”，不然危乎险哉，加之检讨写得“深刻”，总算把命保住了。
八月二十九日，蒋日岗从营江参加政法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又召开了一个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蒋在会上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抓几条大鱼的，小鱼崽崽我不感兴趣。”又说：“你们要杀就快一点，不然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会后，一些大队又匆匆忙忙杀了一批，有些原来没有杀人的大队，这次也杀了。
沙田公社杀人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沙田大队杀贫农社员何正民。何正民在“社教”中提了大队长何礼道的意见，文革“乱杀风”时，何礼道借口何正民的叔父何积修（中农）解放前在国民党手中当过“伪教员”，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提出要杀。杀何积修的时候，何礼道顺便把何正民一起牵出来杀了，遇害时二十五岁。杀人之后，何礼道带着几个杀人凶手，拿着马刀和索（绳）子，跑到何正民家，用刀指着何正民的妻子阳修元说：“我们这几个民兵，你跟哪个好，你自己选，不跟就杀了你。”几个人将阳修元轮奸后，又威逼她嫁给老光棍何好菊。阳修元不愿意，又被何正榨霸占了二十多天。直到四十七军宣传不准杀人，来到村子里，阳修元才得以脱身跑回娘家。
笔者在沙田公社采访时，还发现了一个案例，这个个案在专案组同志的眼里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它既没有杀人、又没有强奸，而笔者却顽固地认为它的典型意义丝毫不逊于那些杀人夺妻案、杀人谋财案。此案发生在小伟大队。八月二十九日，该大队的干部在公社开完杀人动员后，回到村里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召开大队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杀人名单。由于在公社开会时，公社领导说了“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同时也说了“不要滥杀”，这个调子定在这里，不好大开杀戒。“调皮捣蛋可以杀一、两个”这个不消说，问题是一贯“老老实实的”怎么办？该大队有一个富农子弟叫何汉存，平时表现还算可以，那么就叫他出钱保命吧。但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于是生产队干部就对何汉存说：“你是属于那种可杀可不杀的，但是我们还想挽救一下你，就看你自己怎么表现了。土改那刻，有些地富主动交出浮财、地契，结果都没有杀，有的还给定了个开明地主。”何汉存一听，连忙回家拿出仅有的九十元现金交到生产队。队上的人一看很生气，这么一点点钱就想保命？对他说：“你呀，不要想蒙混过关，真心愿意重新做人，就要脱掉裤子割尾巴！”何汉存一听连忙跪下来：“我脱裤子，我脱裤子！”马上跑回家，把家里的一头毛猪、二床棉被，二十斤猪油、九只鸡、四床被单、八件衣服、床铺、洗脸架、银首饰约三斤，一间房子统统地交了公，总算免了一死。但何汉存的妻子又惊又吓，忧虑成疾，不久后病死。剩下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何汉存匆匆忙忙地把她嫁了出去，怕万一又要杀的时候，好给她留条生路。
令小伟大队的干部、群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村以后，何汉存第一个跳出来了，“变天帐”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想当年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动要求交公的，队上不愿意收，他急得直哭。这会子，又说是逼他交钱保命。谁逼他了？大队干部气得要死：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把这小子留下来！
注释
【注一】 这个数据包括原属桥头区（四区）的桥头公社的杀人数字。
【注二】 据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材料披露，周桂章、郑启炳两人，还有原公社副书记吴耀枝等人都与红岩公社的杀人事件有牵连，他们或煽动、指示杀人，或批准杀人。例如，郑启炳，当下面大队向他请示杀人时，他说：“跳皮捣蛋的搞他几个有什么关系。”
【注三】 一九六七年道县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为每月三十元左右。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