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3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笔者在前面讲述（公社级）杀人冠军蚣坝公社杀人情况时，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实录，在这里，讲述杀人亚军审章塘公社的杀人情况时，准备引用三名劫后余生的弱女子的血泪控诉。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被杀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对较少，男女比例约为三点五比一，但，这并不说明男性受到的伤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来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泪！多少磨难！多少屈辱啊！但是这次处遗工作中敢于站出来为自己、为死去的亲人讨一个公道的女性却很少，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我能够理解她们的选择，同时也因为这理解而生出了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在亲人被杀地情况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给了杀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凶手，但十九年的岁月过去，她们已经在新的家庭里生儿育女，并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们选择沉默更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为了生命的延续，这是老天爷赋予女人伟大的天性。同时，我也向站出来为自己、为冤死的亲人讨个说法的女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们选择控诉，为的只是四个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县东门乡东子山人，四十六岁（一九八六年）。
我原先是审章塘公社东风大队鸭婆颈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乱杀人的时候在祥霖铺卫生院当医生。我们大队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杀人的，怎么杀起来的我搞不清楚，只觉得来得好突然，说杀就拖出去杀掉了。只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主了。由于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当时我吓得要死，后来看到没有动我们屋里的人，才稍微放宽了一点心，想起丈夫在区里卫生院当医生，不归大队管，总不可能杀到我们屋里来吧？可是想不到因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资，稍微有两个活钱，日子过得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就惹起好些人眼红。八月二十八日大队上开会研究杀二批，（大队）文革主任丁运华在会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来杀掉，支书刘进昌表态同意，安排民兵营长唐明生带人去祥霖铺抓人。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唐明生带着大队上的几个民兵到祥霖铺卫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队。听讲当时他在给人看病，他们连病都不让看完，说是害怕他毒害贫下中农。
我丈夫抓回来以后，当天没有杀，隔了一天，到古历七月二十九日，阳历大概是八月三十一号，下午五点左右杀的。杀人凶手我记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冯来源两个人。
杀我丈夫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伤心，只晓得害怕，坐在屋里浑身发抖。我的两个乃崽，小的还只有三岁，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闹，悄悄地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我把他们一把接在怀里，发现他们两个也在发抖，可怜这么小的年纪也晓得大祸临头了。
这时我想起柜子里还有二百多块钱，这是我和朱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将来还要靠它度命的。我连忙起身，打发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从柜子里把钱找出来，想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一看屋里，藏到哪里都不放心，前几天杀的那几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里翻得稀烂的。我就找了块布在贴身的内衣上缝了个口袋，把钱装好，又把口子缝上，感到钱贴着肉，心里才稍微安了一点。
唐明生他们杀了人，又返回到我屋里，进门就喊：“朱桂秀出来。”我以为他们要来杀我了，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腿肚子吓得只转筋，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紧，两个乃崽还小，哪个来养他们呢？这时候又听得唐明生说：“走，到卫生院去，把朱可能的东西搞回来。”我一听不是来杀我的，一颗冲到口里的心才落了回去，连忙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祥霖铺卫生院，从我丈夫住的间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铺盖、衣服、洗脸盆、热水瓶一起收拾好。他们要我一担挑起，送到大队部，说是没收归公了。接着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二百多块钱搜走了，又把家里的鸡、鸭、猪、谷子全部都抄走，把一个屋里到处翻得稀烂的，还逼我把“隐藏的存折”交出来。我赌咒发誓说：“从来没存过一分钱，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钱，就杀了我。”他们这才作罢。
他们抄完家走了以后，我把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着两个乃崽睡了。这时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一阵地发痛，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怎么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声来惊动了隔壁邻居，只好拚命地咬紧嘴巴。整个一天，我一个人都是木的，脑袋也是木的，身体也是木的，只想着如何顺着他们来，莫惹他们生气，把一家人的命保下来，到这时才觉得太冤枉了，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哪一个做过一点坏事，没犯过一点法，他们凭什么要杀我屋里的人，抄我屋里的家？上头说了要杀地富，可是我们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虽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个子弟啊！我点亮了灯，看着两个已经睡着了的乃崽，心里好着急的，丈夫杀掉了，钱也搜走了，屋里的东西也抄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带了几个民兵上门来了，二话不说，拖起我的两个乃崽就走，我晓得是要斩草除根。我抱住我那个三岁的小儿子，求他们给我留一个。他们一把从我怀里夺过去，说：“留一个？留到将来好报仇？”
一家四口人就这样两天功夫杀了三个。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什么不顾了，扯开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后来，天慢慢得暗下来，我的嗓子也哭哑了，眼泪也哭流干了，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也不晓得饿，也不晓得渴，就是那样发呆。这时候唐明生又来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来牵我去杀的，我坐着不理他，把个眼睛闭起来，心里想，杀就杀吧，杀了干净，杀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阴洞地府里团聚，免得留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上遭罪。没想到这个绝兜子（绝后）的一进门就把大门关起，拖起我进了里面的屋子，就来脱我的衣服。我拚命地拉着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这样……朱可能才死，做不得这事。”唐明生这个畜牲拿着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你这个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实，叫你跟朱可能一个下场。”……最后被他发蛮力把我按到床上强奸了。
被他强奸以后，他看到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流眼泪，又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哭什么哭，我这根东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来过瘾些吧!以后你就跟我做爱人（情妇）算了，我保证没人敢来欺负你。”还讲了好多流痞话，我都说不出口。
这个家伙比畜牲还不如，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崽，占了我的身子，还想长期霸占我，我心里又恨又怕，想起鸭婆颈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办法逃出去的时候，九月九日这一天，大队又杀了十六个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杀人家屋里的子女。那时上头已经下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四十七军也下来过人到村子里宣布不准乱杀人，但是大队会计陈友忠坚持要杀，他说：“斩草要除根，我屋里人手单薄，搞他们不赢，现在杀光了，心里安然，免得以后给他们报仇。”那个时候要杀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说一个大队干部，就是一个贫下中农提出要杀哪个，只要你屋里成分不好，就杀得成器。杀了你，家里的人还不能做声，还要表现好，不然一家人都会杀光了去。要是平时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险了。我们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这些人，一家八口杀得一个不剩。
张三妹，女，审章塘公社光辉（皂角坝）大队人，四十八岁（一九八六年）。
我叫张三妹，家住审章塘公社皂角坝村（大队）九组（生产队）。六七年乱杀风中，我丈夫扈裕发被扈千花等人杀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奸污。
我们大队是怎么杀起来的？杀人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要问那些杀人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每天只怕被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除了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哪里敢打听这些事情。我只晓得我们大队是（农历）七月十三日开始杀人的，第一次杀了一个，是个地主子弟。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的。（农历）七月半过鬼节的那一天，又杀了一批，好像是三个还是五个，记不太清楚了。又过了两天，上头来人督战，说还要杀一批。这一批杀得多，有十几个。我丈夫扈裕发就是这一批被杀的。说是杀地富，其实子女也杀，有些不那么听话的贫下中农也杀。我们家虽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个时候不管那么多，都是一样对待的。杀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个我是记死了。
杀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们通知我晚上到大队礼堂开会。我问他：开什么会？他说，不要问那么多，去了你就晓得了。后来我才晓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会，是他和扈德立（大队贫协主席）定下的诡计，要在路上强奸我。但是当时我并不晓得，心里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时候，开不得会，开一次会就要杀一次人。
当天晚上，收了工以后，我赶快把夜饭做好，吃了饭，把两个乃崽安顿好，急急忙忙往大队礼堂去，我晓得迟到了不得了。这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从我屋里到大队礼堂要过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边上时，被扈千花和扈德立两个人短住了。扈德立上来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刚开始我还没想到他要做什么，后来他把我压到地下，脱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脸都气红了，我们虽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他们这样做叫我以后怎么见人？我就拚死地反抗，最后被我挣脱了。慌慌张张，我就拚命地往屋里跑。没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后追。我刚进屋，他就追了进来，装模作样地说：“我不晓得扈德立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太叫人气愤了。”然后就赖在我家里不走。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晓得他心里又在打歪主意，心里好气的，但又不敢赶他出去，那个时候他在大队造反派（“红联”）当头头，在大队上威风得很。我就一声不吭，陪他干坐着。
他看到我不作声，就讲：“你晓不晓得，不是我给讲情的话，你，还有这两个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还不感谢我？”
“感谢，感谢。”我没得办法，只得昧着良心这样讲。
他就讲：“感谢的话，不要尽口里的，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我讲：“你看这屋里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去吧。”
他讲：“东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讲：“要人也做得，但是现在不行，过几天好不好？”当时我只想着赶快把他哄出去。
他讲：“答应了，还等什么呢？”
上来就动手动脚。杀了我的丈夫，又要占我的身子，太过于欺负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讲：“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发一样的下场。”听得这个话，我一下就软了。我并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两个乃崽没人养，会要饿死去。最后没有办法被他强奸了。
几天以后，就是（农历）八月初五的晚上，这个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里的门抽开，又强奸了我。我们农村那个门，不像你们城里的门，上下是个门窦子，从下面拿东西一撬就抽开了。以后，为了防止他再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门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门顶住。就是这样还是没有防得他住。（农历）八月二十八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里，第三次强奸我。
后来大队上安排我们这些杀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赶紧嫁了，这才摆脱了他的纠缠。
（张三妹这个老实巴交、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搞不太清楚的情况笔者在此略作补充。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光辉（皂角坝）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二十三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大队支书朱荣跃受其他社、队杀人的影响，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一人。八月二十五日朱荣跃、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干部会贯彻会议精神，第二批杀五人。八月二十七日，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挥部民兵下队督促“补火”杀人，光辉大队第三批杀十一人。八月二十八日，公社开会统计杀人进度，之后该大队又杀四人。其中贫农社员杨光俊因在“社教”运动中提过朱荣跃的意见，骂过朱荣跃“不得好死”，被朱亲手杀害，杀的时候，朱问杨：“看你不得好死，还是我不得好死？”）
杨庚娥，女，江永县界牌乡黄家田村人，三十七岁（一九八六年）。
我的娘家是道县审章塘公社张家村，现在娘家已经没有人了，我的父亲杨开锡，死的时候四十一岁，母亲邱代秀，死的时候三十八岁，哥哥杨景芳，死的时候二十一岁，弟弟杨发新，死的时候十二岁，还有一个小弟弟杨正新，死的时候九岁，他们都是一九六七年道县“乱杀风”中，被同村的杀人凶手蒋得得残酷杀害的。还有一个最可恶的帮凶就是我原来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杨景芳和朱金姣是一九六五年结婚的，刚开始夫妻感情蛮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与本村的蒋得得勾搭成奸，两人就产生了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家成分高，在队里受欺压，我爸爸人特别老实，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声。只有我母亲咽不下这口气，经常跟朱金姣怄气，有时间在屋里讲一下她的空话，但都不敢在外面讲。没想到，就这样，蒋得得还是起了杀夫夺妻的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杀人风刮到了我们村子，八月二十五日，蒋得得为首带着大队上的一帮人抄了我们的家，把牲猪、鸡鸭、谷子……凡数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抄起走了。当时大队上已经开始杀人了，我们家因为人特别老实没有被杀。隔了一天，八月二十七号区里来人督战，说是要“补火”，蒋得得趁着这个机会，把我母亲邱代秀和我哥哥杨景芳，拖出去杀了。跟蒋得得一同去的杀人凶手还有张光顺。
当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里抄家剩下的东西搬到了蒋得得家。
我们屋里的人看了，心里气得要死。我父亲要我们千万莫做声，脸上也不要做出样子来，他讲：“人已经杀了就算了，东西也不要紧，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你哥哥已经死了，朱金姣迟早是蒋家的人，随她去吧。”
我们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由着朱金姣在屋里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声都不敢做。蒋得得晚上过来，大摇大摆和朱金姣两个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们都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没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恶梦喊妈妈，被朱金姣听见了，她对蒋得得说：“年纪虽小，大了一定会报仇的，还是要斩草除根才行。”
八月三十号，蒋得得带人把我的两个弟弟杨发新、杨正新抓去杀害了。
九月三号，蒋得得和朱金姣举行了婚礼。
我父亲赶快打发我到亲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这时候，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可是蒋得得又在九月十号这一天，在白石塘用锄头将我父亲杨开锡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杀光。现在他讲他是奉命杀人，这个问题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杀人，而是勾搭成奸、杀人夺妻、斩草除根、谋财害命！我强烈请求政府让蒋得得抵命，我们要求也不高，我们五条命，只要他一条命来抵。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