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的神话》（四十一）

【新唐人2013年4月22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祥霖铺区位于道县南部，辖祥霖铺、审章塘、下蒋、新车、岑江渡五个公社，区政府驻地祥霖铺圩距县城二十公里。该区南面铜山岭、黑头山、猫儿山、马鞍山横亘数十里，地势南高北低。东部紧靠沱水北岸，西部永明河从桐溪尾入境，流经新车、岑江渡二个公社，在两河口与沱水汇合，形成一大片广袤平坦的土地，素以盛产茶油、稻米、烟叶而著称。

祥霖铺区是道县文革人事件中的区亚军，共杀九百一十六人（被迫自杀五十二人）。其中，枪打四百九十五人，刀杀一百五十二人，沉河八十八人，炸死二十八人，投岩洞九人，棍棒打死八十八人，绳子勒死四人，其他致死五十二人；灭门五十七户。

笔者特别提供一份祥霖铺区文革杀人进度统计表，这些单凋枯燥的数字，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思考。

（注：本表统计时间较早，杀人数字与最后落实人数略有出入）

从上面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祥霖铺区杀戒开得晚，八月二十四日才开始杀人，十个区它是倒数第一名。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开始，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五日形成第一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只赶了个尾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请教过好几位道县朋友，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样回答笔者：“我县由于地处湖南边陲，文化大革命乱得比较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县委执行了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也抓了‘政治扒手’、‘右派分子’等等，要把运动纳入县委的轨道里来。这个情况大概全国都差不多。也好理解。当时作为县里的领导并不清楚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只能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比照反右斗争的经验来搞。结果一下子翻过来，受到很大的冲击，县区两级党委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公社一级稍好一点，也受到不小的冲击。这个时候，中央来了一个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支左。县人武部作为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序列就在县里支左，从这个时候开始，县里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了。人武部这些人，原先在同级党委里位置比较低，一般就是一个常委，有些人常委都不是，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把原来党委里的某些人拉出来坐在前面，我不是说杀人的问题党委这边的干部就没有责任，我是说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实权在人武部手里，这些人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简单粗暴，胆子大得吓人。一九六八年，四十七军支左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搞了一个‘揭盖子学习班’，针对一九六七年发生的‘乱杀风’进行查处，这个学习班我参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到现在为止（一九八六年）所有的查处，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都没有超过这次‘学习班’。当时我们揭出很多问题，可以说铁证如山。县里的问题，我现在不敢乱讲，但每个区杀人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几乎都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这个话走到哪里我都敢讲。红岩区杀人杀得最少，就是王先志（红岩区武装部长）说：‘让他们先杀，我们看一看再说。’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的事。祥霖铺区杀人杀得迟，就是因为陈国保（祥霖铺区武装部长）是个病壳子，当时在家养病，他的工作由下蒋公社武装部长暂时代理，一个公社武装部长要在一个区里布置杀人显然名不正言不顺，哪个会听他的呢？这就需要区里有人站出来。最后苑礼甫站了出来，但是走迟了一步。祥霖铺开始杀人的时候，全县已经杀起了风，到八月二十五号，整个祥霖铺还只杀了三十几个人，所以二十六号蒋光德从营江打回电话以后，苑礼甫要‘补火’突击杀人三天。结果一下子杀了五百多人，全区百分之六十的人都是这三天杀的。苑礼甫这个人你们可能不了解，从材料上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实际上文质彬彬，也很正直，还有郑友志也一样，从材料上看好像杀人不眨眼，其实蛮忠厚老实的。如果杀人可以不偿命而且还是‘革命行动’，人太容易变成杀人犯了。”

祥霖铺区杀人虽然起步晚，但也因其起步晚而呈现出一种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态势，各个公社紧急行动，连轴转，杀人数字直线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审章塘公社。

审章塘公社是祥霖铺区杀人最早也是杀人最多的公社。笔者在本文开始时讲的那个杀害蒋勋父子、强奸蒋勋妻女的黄土坝大队就隶属这个公社。该公社也是全县的（公社级）杀人亚军，共杀二百八十五人，其中被逼自杀十四人。最先杀的三个人是该公社松柳大队的三个地富子弟。前面已经讲过，这三个人因为听得“又要杀地富”的风声，害怕被杀吓得跑出去，想到广西那边去避风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永明河新车渡浮桥过河的时候，被八家大队的民兵抓住，送来上渡民指。当时苑礼甫等人正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煽动部署杀人，这三个背时鬼正好是送上门来的典型材料。第二天（二十四日）经过审问，没审出什么名堂，当然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堂。黄尚森和审章塘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贤柘、公社秘书杨景荣、公社武装部长杨家旺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借这三个“坏东西”脑袋发动群众。按照当时道县杀人的惯例，区和公社这两级单位一般都不亲自动手杀人，即便是点名要杀的对象，也是交给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有人提出是不是打电话给松柳（大队），要他们来人领回去杀。黄尚森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烦琐哲学。简单处理，由（上渡）指挥部解决问题。”当晚将三人打死，第二天（二十五日）正逢圩日，黄尚森等人又在祥霖铺圩场上张贴杀人布告，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贤柘、杨景荣、杨家旺、以及公社红联头头周建斌等人又在洞民大队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杀人。会后，蒋、杨、杨、周等亲自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形成了审章塘公社第一次杀人高潮。第二次杀人高潮虽然是由苑礼甫派上渡民兵指挥民兵下来“突击补火”引发的，但蒋、杨、杨、周等人坚决执行、大力配合也是功不可没。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审章塘公社杀人前三名的大队是：前进大队，杀三十九人，其中自杀一人；红日（送洲）大队，杀三十三人；红岩（葫芦岩），杀三十人，其中自杀七人。三个大队中，红岩大队相对而言更有特色一些。

红岩大队，也就是葫芦岩村，是沱水边上一个依山旁水的村落。村子东边的沱水（潇水的上游）上有一个渡口叫葫芦岩渡，这个渡口很有名，凡道县人很少有不知道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摆渡，大约可载十八、九人，通往江永、江华的古道从这里通过，行人不少，渡船在碧水清波中来来往往倒也难得清闲。村后的山上，石多树少，但总体说来山清水秀，淳朴，自然，简约，又充满灵秀之气。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岩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甫爱等人从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回来以后，第二天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骨干开会，贯彻洞民会议精神。

周甫爱把公社开会的那套程序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大队会上，他招呼大家对着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像的忠字台站好，拿出红宝书先搞敬祝。敬祝完毕后，周甫爱说：“大家先不忙着坐下，让我们一起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大家把红宝书翻到第×页，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一、二、三——起”与会者随着他的口令齐声读道：“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扫，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个程序叫做请示。请示完毕后，会议进入正题。

周甫爱说：“……前一段我们大队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别的先进大队比，我们还是落后了。现在道县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的活动十分嚣张……别队早就行动起来杀地富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行动。今天把大家找得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调皮捣蛋的要不要也杀他两个？”

“要杀！调皮捣蛋的不杀他两个，以后我们大队干部还有威信？”

“上面已经开口要杀了，那就杀吧。”

周甫爱看到大家认识已经统一了，又说：“那好，我们就议一议杀哪几个。”

他这一开口，下面反倒冷了场。因为问题具体了，点名点姓把人提出来，多少还是有些为难。够得上砍脑壳条件的，政府早就砍了，剩下的这些人，不说老实阿弥陀佛一个，但也很难想出什么非杀不可的理由。这种现象，笔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第一次研究杀人的时候，很多大队杀人的名单总是很难提出，总是要上头（公社）来人督促，或者大队上有人坚持。杀了第一批以后，事情就好办多了。

周甫爱见大家不吭声，就说：“你们不提，我来提。杀一个（周）甫文，再杀一个（邱）声凤，大家讨论一下。”

此言一出，整个会场骤然安静下来了，原先还有些人在交头接耳，这一下都把身子坐直了。怎么会这么紧张呢？蹊跷就在周支书提名的这两个人身上。周甫文好说，富农（其实是子女），杀就杀了；但是邱声凤是个下中农，关键是他还是周甫爱母亲陈满女的老相好，这在村子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周甫爱对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觉得太伤面子，按说他是一队之主，大队上的事他说了算，要对邱声凤采取点措施，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又是个孝子，有些怕母亲，不敢惹母亲生气，所以就变成豆腐跌到灰里面，吹又吹不得，拍又拍不得。退一步说，邱声凤这个人杀了也没什么大关系，但陈满女性子烈得很，杀了她的老相好，会跟你破命的。这个谁受得了？

周甫爱看到众人不做声，心里好恼火，但话已说出了口，怎么收回来？吐出的口水难道还要自己去舔掉？他把眼睛看着众人说：“怎么都哑巴了？怕死不革命啊？”

但是——大家还是不开口。

周甫爱脾气上来了，一拍桌子说：“今天不回去了，谁都不准走。（周）甫玉（民兵营长，周甫爱的叔伯兄弟）带几个人把邱声凤、周甫文抓起来。我就不信革命就有这么难！”

还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甫玉立即带领几个与会的民兵骨干将邱、周二人抓起来，又按照周书记的意见，拖出去“处决”了，这才散了会。

由于这一折腾，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喊口号给忘记了。

第二天（八月二十七日）一大早周甫爱又通知开会，研究杀人问题。昨天刚刚开会除了两个心头恨，怎么今天一觉睡醒来又想起还要再杀呢？

葫芦岩村的一些村民给了笔者这样一种说法，杀了邱声凤以后，陈满女哭了一个晚上，只喊要上吊。周甫爱再三给母亲解释，不是自己要杀的，是上头指示的。但是陈满女不信，上头只喊要杀地富，哪个说了要杀贫下中农？你地富不杀，杀贫下中农，分明是成心。也许是这句话让周甫爱意识到自己昨天的做法有点过了，放着那么多地富没开刀，急急忙忙把邱声凤杀了，上头问起来，怎么交代？想来想去，还得赶紧再杀一批，如果杀的大部分是阶级敌人，只有少数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天上说到地下都不怕。

所以，一早起来，他就通知大队干部、民兵骨干开会。会上，周甫爱拿出了一个杀人的大名单，这一次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但是，出乎周甫爱的意料，群众居然不同意。很多人对他昨天的做法有意见，认为他私心太重，做事不公，太霸道，太不把人看在眼里了。几个昨天死活不开口的大队干部这一次开口了：“上头说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一两个，我们已经杀了两个，下一步怎么搞，还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再定。”弦外之音不就是说周支书是在擅自做主嘛。周甫爱听着心里窝火，又不好发作，人家的话说得不软不硬，在情在理，又把个上级领导端出来，叫你很难反驳。有心动用支部书记的权威强行通过，可是这样的事可一而不可二，昨天已经做了一次，今天连着再做第二次有点说不过去。周甫爱在大队的威信高是高，但还没有高到说一不二的程度。再说，这些人杀不杀对自己又有多大的好处？反正只要自己有这个态度摆在这里就可以了。于是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说不着急杀，那就不杀算了。”

看起来这些人好像杀不成器了。

但是——当天中午，大队派到上渡民兵指挥部的两个基干民兵带着区里的指示赶了回来，说要“补火”，大杀三天，该杀地富都要杀光，还说再不动手就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上级的指示来得太好了，太及时了!你们不是说要等上面的指示再定吗？好，现在上面的指示来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周甫爱马上通知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杀人问题。这一下再没有人敢唱反调了。个别对杀人问题有保留意见的大队干部也把脑壳做个乌龟缩了起来。谁都明白，再唱反调，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过来可不是好耍的。杀，还是不杀，已经不成问题。讨论的焦点围绕着怎么杀展开。

周甫爱说：“根据蚣坝那边的经验，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种刑法。金就是背刀砍，木就是用棍子打死，水就是沉河，火就是用鸟铳打、炸药炸，土就是活埋、下窖眼、丢天坑。大家讨论一下用哪一种方法好。”

治保主任邱声洋说：“我看哪种办法简单就用哪种，就是不要搞得太损心了。”

“对，对，简单好。”马上就有人附和，“前几天沿河滩大队在葫芦岩下天坑，丢下去没有死，又用火来熏，又用炸药炸，搞得太损心。”

邱声洋说：“干脆用水刑算了，往河里一丢就完事，了了撇撇，连船都是现成的。”

“要得，要得，就用水刑。”

“同意！”

“同意！”

这个办法得到众人一致拥护。

接下来就是安排谁谁负责抓人，谁谁捆人，谁谁负责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状，谁谁负责行刑，谁谁负责站岗，以及杀人的报酬、行动的时间等等。

最后，周甫爱招呼大队会计带领与会者喊口号，这一回，他没有把开会的这最后一道程序给忘了。

大队会计站起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稿子，带领大家喊口号：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众人跟着振臂高呼。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不是绣花！”

“绣花！”

……

应当说工作已经做得很细致了，寸寸节节都有专人负责，但是还是出了一点小问题，因为在杀人的问题上，一反一复，开会的时间拖得有点长，不知怎么搞的把消息走漏了，到抓人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地富分子“畏罪自杀”了，还有一个家伙名单上没有她，也稀里糊涂跟着上了吊，原定十一个，最后真正抓人去沉河的只有九个。这九个对象五花大绑，押到葫芦岩渡口，邱声洋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当场就有几个瘫在地上，走不动路。邱声洋、周甫玉等人带领民兵把这些人连拖带拉弄到渡船上，把船划到河中央，“噗通——”，“噗通——”丢进了沱江。

“这些人临死前没有说些什么吗？”笔者问知情人。

“没有。”知情人答道：“人都吓瘫了，还能说些什么呢？再说，就是想喊点反动口号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根索子套在颈根上，只要听得他想开口，背后的人把索子一拉，就锁住了喉，莫想发出一点声音来。”

紧接着，八月二十八日，审章塘公社为了配合上渡民兵指挥部的行动，再次召开全公社各大队主要干部开会，统计杀人数字，了解杀人进度，督促补火杀人。

会后，葫芦岩大队理所当然又得杀一批。这一次杀地主要都是四类分子子女，但年轻一点的女人家周支书没舍得杀，特别有两个地主婆子人长得还可以，劳动力也好，杀了太可惜了。周甫爱发下话来：“地富家的女人，汉子被镇压了，如果本人愿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这个决定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拥护，都说这个主意好，既可以少死几个人，也可以解决大队上好些老光棍的老大难问题，一举两得。正是因着周支书这个土政策的出台，葫芦岩大队（道县其他很多大队也类似）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得以苟全性命，说起来也算是一件积阴德的事情。

十九年以后（一九八六年），笔者因缘附会来到道县采访，听得葫芦岩村村民反映这样一个情况：六七年“乱杀风”时，周甫爱等人把地主子弟邱声向一家杀害，只留下邱妻刘桂翠配给他三哥周甫近为妻。现在处遗工作落实政策，政府赔了人头费、建房费、补助费等等，因为邱声向没有别的直系亲属，大队上就把钱赔给周甫近。杀了人、夺了妻、占了财产，政府还把补助费给了他，便宜让他一个人占全了，群众很不服气。

听得这个故事，笔者心中如打翻了调味瓶，五味杂陈，也许我比村民们想得多了一点，也许村民也想得很多只是不愿说出口，我们想法当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无可奈何。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