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9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八月二十五日报到，二十六-二十八日正式开会。开会地点，原定在营江公社，后因担心“革联”破坏，改在营江小农场。
开会不久，祥霖铺区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留守区里主持工作的副区长苑礼甫摇了个电话：“苑区长吗？我是蒋光德。请你赶快把几个公社的公安员都通知来营江开会，要快。对，对，马上赶来。”苑礼甫向蒋光德问起营江会议的情况，蒋光德说：“正在讨论这个（指滥杀）问题，以后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要求迫切的，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要注意阶级路线……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随便了。”接着，蒋光德通报了一下其他几个区杀人情况，蚣坝杀了二百多，月岩杀了一百多，四马桥杀了一百多……说：“别的区杀得多，我们区进度慢……形势要求我们抓紧一点，抓平衡一点。”
苑礼甫接到电话，双眉紧皱到一起。与清塘、蚣坝、四马桥等几个“先进区”相比，祥霖铺区的工作是有些落后于形势。作为区里最年轻的领导干部同时又是区“红联”的顾问，苑礼甫八月中旬到了营江“红联前指”考察革命形势，回区以后，八月十七日出面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策划按照营江“前指”模式成立区里的民兵指挥部。八月二十一日，在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召集全区干部、民兵骨干约三百余人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渡民兵指挥部。八月二十三日，苑礼甫、黄尚森等人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下一阶段抓促工作。当天晚上，新车公社八家大队在新车圩浮桥（注一）口栏关设卡盘查行人，抓住了三个形迹可疑人员，说是外出搞副业，身上有没有带公社和大队的证明，抓住送来上渡指挥部。第二天，经过突审，发现是三个从本区审章塘公社松柳大队逃跑出来的四类分子（子弟）。当晚，经区委组织干事、上渡民兵指挥部指挥长黄尚荣等人批准将三人打死。但这个事情搞得没有一点声势，简直是偷偷摸摸的，一点都不光明正大。苑礼甫和区里其他几个领导很不满意。幸亏黄尚森脑子灵，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写了布告，张贴到祥霖铺圩上。
第二天正逢圩日，一下子轰动了，这才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苑礼甫自己也亲自出马，在上渡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杀了上渡大队的四个坏家伙，总算把全区的工作轰轰烈烈地推动起来……
可是，工作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就要刹车了。苑社甫非常婉惜。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开创的大好局面付诸东流？苑社甫心里反复分析着、思考着……蒋光德的电话无疑给了他一个讯号，再不杀，机会就不多了。这位年轻的区委秘书兼副区长是道县重点培养的干部之一，一向以工作有干劲、有水平得到县委领导的高度肯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必须有所表现。
一直站在身边的黄尚森被他严肃的表情吓住了，悄声问道：“苑区长，蒋部长在电话讲了什么事？”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苑礼甫作出了决定，他一拍黄尚森的肩头，说：“马上通知指挥部的脱产干部和在指挥部的排以上民兵干部，今天晚上在晒谷坪开一个紧急会议。”
当晚，晒谷坪上点燃了两盏咝咝作响的大汽灯。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之前，苑社甫又把黄尚森、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审章塘公社组织委员蒋贤柘、下蒋公社团委书记杨守元、新车公社培植员李正仁、岑江渡公社武装部长张花荣等几位骨干干部叫出会场，开了一个预备会。苑礼甫传达了蒋光德的电话内容后说：“……光德同志叫我们采取措施，抓紧一点，抓平衡一点，指挥部的意见是想抽一部分民兵下到各公社各大队督促一下……看你们的意见如何？”
大家一致认为苑区长这个意见很好。
于是，派民兵下大队督促杀人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接着几个人回到会场，宣布正式开会。会上苑礼甫作了重要指示：“指挥部决定，以公社为单位，每个大队派两个基干民兵去打突击。具体派谁去由各公社自己决定。……过去杀一个坏家伙要写好多材料，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批准死刑……以后，等各公社特派员从营江开会回来，又会要批了，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一个大扫除。”
会后，苑礼甫又单独把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营长杨秀志留下，面授机宜。
次日清晨，上渡民兵指挥部全体民兵紧急集合，召开誓师大会。杨秀志首先传达了指挥部的决定：“昨天晚上开了个干部会，苑区长部署了，今天要给每个大队派两个民兵去，配合在家的民兵行动，三天之内把该杀的四类分子杀掉。今天大家回去后，要崭劲搞一把……苑区长又指示了，要我们回去以后要提高警惕，防止二中的革匪来抢人。”
接着大会主持人黄尚森讲话，鉴于一些历史经验，他反复强调：“回去只准杀四类分子，不准杀贫下中农，不要杀乱了。”
最后，苑礼甫作总结发言：
“……同志们这一次回去执行新的任务，既艰钜又光荣，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在这里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
他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了一头猪，打牙祭（会餐），指挥部又特意赶制了一幅大横幅：
热烈欢送我部民兵回第一线执行光荣任务！
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苑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一百二十六名（六十三个大队，每个大队派二人）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年轻的苑副区长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咤风云的豪情。他以手叉腰，情不自禁吟咏起毛主席词诗中的名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三天后（八月三十日），一百二十六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共杀五百六十九人！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关于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样督促杀人的，我们想用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口述实录作一个回答。因着偶然的机会，我们采访到了他。我们不想把他称为杀人凶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琐，身材瘦小，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杀人，甚至能杀人，更不用说还曾威风凛凛地掌管生杀大权！他那绝非伪装的朴实憨厚，你会以为是那种只会被人杀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杀人时是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的贫协主席。当时，刚刚被牛斗伤了腿，伤在大腿那里，在家休养。走路一颠一颠，痛得跐牙咧嘴，可还是忙上忙下的给我们端茶递烟。脸上的表情很紧张。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注二）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那时候，乱得很，各地起了舆论，四处刮风，一天好几个消息传到村子里来。有人说，清塘公社有个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有二十户地富，二十户地富先动起手来，把十户贫下中农都杀光了。有人说，全县好多村子都杀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夺了枪，要血洗道县。风声越刮越紧。阳历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公社开始杀人，十五个大队有十三个杀了人。我们没杀。天天有来鼓潮的，某大队杀了几个，某大队又杀了几个，我们怎么还不动手？那个时候讲究的是依靠贫下中农，我是贫协主席，就喊拢几个大队干部议了议。我问他们：“别个大队都杀了，我们还没动，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没底，谁也不做声。支书周永斌看到支委没来齐，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齐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开会时，我出了个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来，关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请示，上面喊杀就杀，上面不开口就放。”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书和周家的周发亭、唐家的唐绍功，他们两个，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民兵营长，一同去公社请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干部黄仁义，三个人问他：“黄同志，杀人的事公社有什么指示。”黄仁义说：“外面打烂了十面战鼓，你们还以为是鸡啄簟盘！赶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动手杀。区里派了突击队下来督战，你们落到后面去了！”
这天中午，我正困午觉，唐绍功闯进来，把我从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区里民兵司令部来人了，骂我们是怕死鬼，你看怎么搞法？”我说：“既然来人了，还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来再说。”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要他通知贫下中农开会，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个时辰，唐家仓库后坪上，贫下中农来齐了，民兵也集合好了，十二个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关到仓库里。我看到富农子女唐寿娥手上抱了个两、三个月的毛乃崽（婴儿），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齐后，由支部副书记唐绍光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个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维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第一个提了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周家的人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没有一个人做声。你要杀我队里的人，我就要杀你队里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个场合，就晓得了，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十二个全部杀。
接着开宣判大会。区里民兵司令部派来督战的民兵队长是我表哥，我请他讲话。他呢，因为走了一上午路赶到我们大队，我们又没有招呼得好，没安排他吃饭，心里有气，借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讲，要我讲。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红宝书来，那时候没得红宝书办事不成的，先读了几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下面的我现在记不全了，我不识字，但那时候，那厚的语录本还是背得几百条。我接着讲：“今天的会主要是杀地富，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见是同意杀！”我不会讲话，讲了几句，没得词了，说了声“完了”，就站到一边去了。
接着就是宣布死刑名单……开完会，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绍功研究，人杀到哪里去呢？我们两个扯了一气，开始打算杀在岑江河对门山上，一想那里是赶闹子必经的路，怕人；杀到河里，又怕把水搞脏了；上面大队杀人，把人丢下河里，尸体流下来，烂在我们这边的坝子上，臭气熏天，我们还跟他们提过意见。扯来扯去，定在周家对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决定唐绍功安排船过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两个押一个，不能让跑脱了。
周家对面山上那块地方原是个老坟场……茅荒草深，学大寨开了几块梯田，种了些油茶树，稀稀拉拉，长得还没有茅草高。驾船过了河以后，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和别个大队搞过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标、木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些看热闹的也自动站在了后面。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功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起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个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可是，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口令。
我的手也发起抖了，鸟铳上的鹅公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旁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标、棍棒一阵戳、一阵打，接着一窝蜂的人又用石头砸了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了，浑身稀软的，累得要命，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乱跳。那个心情，就像做了强人（土匪）一样。刚躺了一会，听得门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没有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支书）、周发亭（大队长）和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过河去补火。唐绍木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唱：
叫你杀，你不杀，
叫你夺（戳），你不夺（戳），
千斤重担我担承……
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家屋场的毛田拐在土里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那边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工钱。”那个时候，五块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公，去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得这个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没断气的，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帕，拿回家去。我们这里有个讲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在身上可以长寿。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过河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一九八六年还存放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里。）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个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在山上没有管，当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后来，我就出去工作了，在东昇机械厂当炊事员。这一次清查一开始，刚刚学习了文件，我就主动找到厂党委坦白交待了。
厂党委派专人送我回大队，参加了二十多天的学习班。因为我不在，大队上的人把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那不行，要实事求是！我找到他们，当着工作组的面，一项一项讲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们的，一五一十都讲清楚。还有什么不认账的！谁不认账都不行。说记不得了，都是假话，这种事情，哪么会记不得呢？我记得一清二楚，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哪个敢不认账？后来，工作组的同志还对我表示了感谢，协助他们把我们大队的问题，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了。
注释
【注一】 新车浮桥位于道县西南部新车圩和八家村之间，横跨淹水（永明河）。公元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由八家村朱姓村民捐资修建，浮桥长一百零二米，宽十米，联舟二十三只。
【注二】 赤坝塘大队杀人情况在祥霖铺区不是最典型的，只能算中下游水平。根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典型案例应当出现在下面这些大队：祥霖铺公社朗龙大队（杀三十人）、达头山大队（杀四十五人，其中自杀一人）、岑江渡公社先锋大队（杀二十一人）、田广洞大队（杀二十二人，其中自杀五人）、审章塘公社红日（送洲）大队（杀三十三人）、红岩（葫芦岩）大队（杀三十人，其中自杀七人）、新车公社祥乐福大队（杀二十人，其中自杀三人）。遗憾的是，这些大队有些笔者无缘采访，有些采访了但当事人对杀人的细节又记不清或者不愿意多说，只讲个大致过程，虽然血淋淋，但却干瘪瘪。只有周光召不但记心好，更难得的是讲得特别生动。比如处遗工作组的相关材料上，关于赤坝塘文革杀人事件的内容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杀十三人。该大队杀人行动受八月二十五日公社会议（公社副书记莫坤镇主持）影响，同时与上渡民兵指挥部有关。原大队副书记唐绍光、民兵营长唐绍功、贫协主席周光佑负有重大责任，但周光佑应负主要责任。建议：周光佑开除党籍，唐绍光、唐绍功免登。”如果不是周光佑的讲述，又怎能了解到其中还有那么丰富的内情。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