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7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道县的汉子没有帮老婆做家务的传统，生产队出工，一般要到太阳下山才收工，回到家里，女人家锄头一放，就忙着把围裙一围，双手在围裙上擦几擦，算是洗了手，然后便抢火一样地忙碌起来，将鸡、鸭喂了食，收进埘里；又将猪潲热了，倒进糟里喂猪；如果有毛俫崽(婴儿)哭得厉害，就从碗柜里抓出一根“酸咸”（泡菜）塞给他（她）去吮，待到鸡、鸭、猪都安顿好了，才能安顿人。饭菜上桌，一般都是掌灯时分了。男人们呢，收工以后，马上到自留地里打点菜蔬，忙过自留地里的活，就坐在厅屋的门洞里，拿起一根尺把长的烟袋抽着旱烟等着饭熟。蓝幽幽的烟雾从嘴巴里、鼻孔里逸出，一天的疲劳好像都随着辛辣的烟雾从肺叶里吐了出去。但是绝对不会帮着老婆动一下手，不是不想帮，怕人笑话，“男人不摸锅边铲”，在这里帮老婆做家务就是怕老婆的铁证，怕老婆就是无能的铁证。哪怕只是帮着挑一担水，也会有人开玩笑地说：“哎呀呀，把个婆娘当个皇帝娘娘供起来，怕么是晚上好困些吧？”
但何芳干例外，他在大队当支书，当家理事，说一不二，回到家里，挑水、烧火、带乃崽，什么都做。把同村的女人们羡慕得眼睛都滴血，都说何芳干的老婆命好，前世做了好事，这世才修得这么个好丈夫。
（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何芳干从公社参加大队干部会议回来，见天色尚早，在自留地里打整了一会，又把水缸挑满，这才含着烟筒，坐在厅屋里抽起来，看着西边山上的红日头一寸一寸地落下去。
早几天（八月二十五日）公社召开民兵誓师大会，根据公社的统一部署，大队杀了两个“调皮捣蛋”的坏东西。今天上午，李部长（公社公安特派员李跃本）又在公社供销社的楼上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干部开会，会上，何秘书（公社秘书何润龙）传达了县里领导的指示（实际上是“红联”前指的一个代电），通报了全县的杀人情况，区里蒋部长做了“重要讲话”，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全县阶级斗争的形势如此严重真的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油湘公社这一次在全县大落后了，不但公社落后了，自己的跃进大队在公社里面也落在了后面。特别是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李部长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了自己大队拖了全公社的后腿，给他震动很大。何芳干虽然身体不是太好，整天病怏怏的，但工作从不落后，领导一指责，惊出一身汗，回大队的路上就与其他几个同去开会的大队领导商量好了，这一次一定要大干一场，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这时候，老婆收工回来了。何芳干忙吩咐：“快点搞夜饭，今晚上有个重要的会要开。”
老婆见他很兴奋的样子，问：“什么会？”
“公家的事，你们女人家少管。”
老婆马上闭上了嘴，忙着刷锅做饭。她知道，老公在外工作，老婆要支持，公家的事，能不问就不问，能不管就不管，免得有人说她吹枕头风，影响党的威信。
吃过夜饭，草草地洗个澡，何芳干匆匆赶去开会。农村干部开会，时间观念不强，说好八点到，不到个九点，人难得来齐，可是这回，等他走到开会地点——第五生产队的禾堂时，只见坪子上，早就沤好了一堆熏蚊子的烟火，黑压压一片人头，参加开会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几乎到齐了。何芳干赶紧入座，交待负责站岗的民兵提高警惕。一清人数，洲子上村的都到了，五里洞村的因为路远些，还有几个没到。何芳干朝五里洞方向看去，黑黜黜的旷野里，几点火光正向这边移来，心知是那几个没到的人来了，便放心地接过别人敬过来的烟袋，嗞嗞地叭起来。
“何书记，开会吧。只有几个没来了，边开边等吧。”有人催道。
“不急，再等一下子，今天的会议重要，一个人都不能缺席。”
一会功夫，便听得站岗的民兵一声喊：“哪个？口令？”
“哎哎，是我哩。革命！”
开会的人到齐了。搞完“敬祝”，学过“语录”，何芳干开始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在会上，李部长表扬我们大队，说我们觉悟高、行动快……李部长说，我们大队搞掉（左）永祥、（左）昌允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家伙，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现在，好多大队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自从二十五号搞掉两个以后，到现在还是一塘死水，没有行动。李部长说我们是一个先进大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我们回来查一查，调皮捣乱的还可以搞他几个。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主要就研究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大队还有没有调皮捣乱的家伙，要不要再搞掉几个？第二、要搞的话，搞哪几个？第三、怎么个搞法……”
第一个问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呢？四类分子都老实了，共产主义早就建成了，还要抓阶级斗争干什么？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当然还是我们先杀他们，免得将来吃了亏，后悔都来不及。
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一名贫下中农代表提出：“杀了劳力，老的、小的哪个养？小的养大了好给他们报仇？要就不杀，要杀就一蔸蔸杀。”
何芳干表示同意：“那就一蔸蔸杀。”
当即要各生产队报上名单，何芳干亲自负责登记汇总。此事关系重大，交给别人，他不放心。
会议却一下子静了场，都垂着头，叭着手里的烟袋，黑暗中，猩红的烟头象河边草丛的荧火虫一闪一闪。每一闪，都把一张憨厚朴实、心情复杂的脸叠印在夜幕上。唉唉！人和人在一块天下生活，在一口大锅里捞饭吃，哪能没个磕着碰着的时候，哪能没有矛盾呢？可是，无缘无故要杀人家一蔸子，想起来还是有些肝颤。何况这个大队，以何、左两姓为主，洲子上的多数姓何，五里洞的多数姓左，姓左的心里又多有一层不平，上次杀的都是我们姓左的人，未必调皮捣蛋的都姓左，没有姓何的？
何芳干见大家不开口，只得又起带著作用，报了自己生产队的名单。这一来，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五里洞那边了，好了，我们这边出了人了，你们那边革不革命？
就这样，你报一户，我报一户，比着来，最后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子女全部作为要杀的对象报了名，一统计共六十一人。
何芳干一看名单，犯了愁：“这么多人，搞到哪里去呢？”
副大队长左昌贵建议：“石头山水库尾巴有三眼窖，搞到那里算了。”
何芳干说：“晓不得窖坏了没有，还是请你马上带两个人去查看一下，好不好?”
大队看水员一边答道：“我前两天从那里过身，看了的，没坏。”
何芳干说：“没坏就好，明天上午就到那里去开宣判会。”
接着研究具体事宜，安排大队会计明天领头喊口号，安排大队副支书负责写“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
何芳干再三交代：“今天晚上都要搞好，不然，明天上午就没有把戏耍了。”
最后决定，鸡叫头遍开始行动，抓人时打钟为号，五里洞村和洲子上村的民兵斢换行动，并宣布：“今晚决定的事，任何人不得通风报信，违者同罪！”
第二天清早，随着第一遍鸡叫的声音，行动开始。铛铛铛铛……挂在大队部前面用一块废铁板做成的钟敲响了。接着，五里洞那边也跟着响起来。
好！一切顺利！
坐镇大队部负总责的何芳干连忙给公社摇了个电话：“喂，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的何芳干，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来喜“咿”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准备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何芳干：“何支书，可要注意安全呀！”何芳干说：“郑主任，我做事你就放心吧。”又嘱咐郑主任，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尽快报告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好了。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一大早就把“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背到了杀场，用两根棍子叉着立在三眼窖边。
上午九点多钟，何芳干带队押着六十一点五名（其中一名孕妇，腹中胎儿算半个），被杀对象，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走去。后面还跟着一群人数可观的看热闹的队伍。天气热，捆得紧，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就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丢进河里。这一招立杆见影，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马上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朝着死亡的路上迅跑。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六十一点五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用马刀一阵砍杀，不论死活，推下三口窖眼里。又将稻草淋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烧，最后盖土掩埋。至此，加上此前已经“处决”的二人，跃进大队大跃进，共杀六十三点五人。何芳干可能没有想到（当时也没有作总结评比），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放出了一颗“卫星”，一举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至于那些被杀的人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现已无从考证。一个被送上杀场的人心里该会有多少事在翻腾呀！可惜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被杀的人都是清白无辜的，不但是清白无辜的，而且是老老实实，绝对不乱说乱动的，所以也就没有作过任何抵抗的准备。如果进行抵抗的话，那才是真正唯一的罪行。
而杀人者何以如此残暴呢？刀劈孕妇连眼皮都不眨一眨！莫非人类的灵魂深入真有残暴基因存在？它有时用于仇恨的报复，有时用于填充某种百无聊赖的空隙，但它一旦在“正义”和“革命”的名义下出现，更会变得百倍疯狂和理直气壮。当时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芳干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边抽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没死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决定做牢靠的搞，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大的响声，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直跳。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事后，何芳干非常兴奋，逢人便吹：“老子当时杀得浑身是血，成了个血人。”
这个“血人”后来被提升为公社书记。
如今那三口窖埋着五十九点五具尸骨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岁岁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成了一块鬼地。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须知，有些东西是很难腐烂的，埋下了就和埋藏它的土地一样地久天长了。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