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6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任中共道县县委组织部长的王安生，文革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作为“犯过错误的当权派”挂了起来。“革联”八•八抢枪之后，“红联”总部从县委大院退守营江，一批受“红联”控制（或曰保护）的领导干部随之疏散到道县各地农村。王安生就是这些干部中的一员，他到了清溪区青口公社团结大队。团结大队是王安生搞“社教”时蹲点的地方，他跟这里的干部群众很熟，这里的干部群众跟他也很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能到这样的地方暂避风浪，确实是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情。虽然王安生这一次来青口，远远不如前一次那么风光，但团结大队的干部群众还是认他这个父母官。有一首文革中颇为流行的民谣说得好：鸡是鸡来凤是凤，凤凰落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起，鸡还是鸡来凤还是凤！王部长就是这样一只脱毛的凤凰。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王安生来到团结大队，先在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家住了三天，后被青口公社副书记周书接到庙头三队老贫农何文扰家住，和周书两人同住一间房子。王安生来大队时，大队尚未出现杀人问题。以后大队先后两次杀人，王安生都住在何文扰家。
八月二十一日，青口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会议，贯彻上级领导的精神，说是又要杀地富了。团结大队派去参加会议的民兵营长何昌锟、贫协主席蒋先富、治保主任郑三喜回来后，向支书何家生做了汇报，当晚即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杀地富分子何靖东、魏永成二人。（注一）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杀何、魏时，王安生和周书都在这个大队 。梅花公社社长何昌金是青口庙头人，正好回家休息，当时，潇水涨水，何昌金到河边看洪水，看见王部长和周副书记也在这里，连忙接到家里。泡上茶，点上烟，摆上红瓜子，刚坐下来不久，就见民兵营长何昌锟等人赶来报告：“王部长，今天我们大队要杀两个坏分子。”王安生点头笑笑，说了一句他平时最爱说的口头禅：“那好！那好！”何昌锟等人风风火火地要走。何昌金招呼他们喝杯茶再走，何昌锟摇摇手说：“等一下来喝。”茶水还没凉，何昌锟等人又来报告：“两个坏东西已经干掉了。”王安生又是点头一笑，又说了一句：“那好！那好！”
九月四日，团结大队在大队小学校的大厅屋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党团员参加的干部会。周书和王部长列席会议。周书首先领读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方面的几条语录。据与会者回忆大概是这么几条，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条是“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一条是“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接着要民兵自卫团成员、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介绍外边阶级斗争的经验。听了蒋先富的介绍，与会的干部和党、团员一致认为：我们大队太保守了，必须迎头赶上。特别是几个团员小青年更是嗷嗷地叫着要杀（阶级敌人）。治保主任郑三喜、大队长魏在华就杀地富反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杀就全部杀光的意见。王安生坐在门边，笑眯眯地抽着香烟，看到贫下中农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他的心里非常欢喜。具体定杀人名单的时候，怕泄密，又把会议缩小范围转移到四队后面的广山里去开。广山里会议上定下了杀十九个人的大盘子。
九月五日，十九个对象无一漏网，被干净彻底消灭。
第二天，王安生到王家滩去，路上碰见了郑三喜。郑三喜看到王安生高兴得很，问：“王部长，你看我们干得怎么样？”王安生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干得不错！这问题是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
王安生从王家滩回到庙头以后，房东何文扰在王的住房边碰见王安生。何文扰问王安生：“（地富）子女能不能杀？”因为昨天杀人的时候，把一些地富子女也一起杀掉了，老贫农人老心慈，觉得杀地富天经地义，杀子女是不是有些过火了，想请教一下王部长。王安生回答说：“子女能不杀当然最好不杀，问题是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敌人，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的。”
另外据青口公社宜山坪大队（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七人）的基层干部揭发，文革杀人期间，他们曾就杀人问题请示过王（安生）部长。当时正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该大队和附近几个大队均未开始杀人，宜山坪大队支书唐芳明问王安生：“王部长，有的地方在开始杀地富了，我们大队也想杀几个可不可以？”王安生说：“哈，你看不到呀？群众要求杀就杀吧。不过你们的动作要快，再迟可能就不行了……”该村第二天就杀了四个。此事一九六八年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和道县革命委员会举办的“揭盖子学习班”上，经检举揭发并当面对质，王安生本人当场低头认罪。
但是这次处遗工作开始以后，王安生对以上问题全部否认。道县处遗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组成“王安生同志问题专案调查组”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认定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问题因当事人死亡而难以认定。如此看来，笔者的这段记录似乎有悖于本文写作的基本原则：所写内容，必须是旁证者众口一词，当事者供认不讳的。王安生死不认账，怎么能写上呢？但笔者手上有一份一九六八年“揭盖子学习班”留下的检举材料，白纸黑字记录着，在这个学习班上，王安生与其他当事人当面对质并低头认罪的情况，这——能不能认为是王安生已经供认不讳了呢？至于以后的翻案说词有多大的真实性，尽可见仁见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道县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数以百计，但大多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基本上是所谓“贫协”的一个代名词，正式成立组织挂牌办公并开庭审案的仅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一家。（注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柑子园公社小会议室。公社武装部长敬慎修、公社“红联”政委胡代维、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等人，临时召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研究区委秘书、区“红联”政委左昌云的电话精神。早晨边子，左政委从区里打过电话来：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营江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已经杀了两个，你们那边情况怎样？”公社秘书接到电话后连忙向在公社主持工作的敬慎修等人作了汇报。敬慎修立即指示秘书通知有关人员火速到会议室开会。
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与会者都感到非常振奋。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公社小学民办教师)说：“我们柑子园的工作一贯不落人后，这次也不能例外，我们也要马上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并推举梁域任院长。
这一下，倒令梁域感到很不好意思，说：“我能力差，怕担不起这样的重担。我看还是请敬部长兼任比较合适。”
敬慎修说：“梁主席你就不要谦虚了，你是秀才，年纪比我大，水平比我高。我工作多，还是你当更合适些。”
最后决定举手表决。
表决结果梁域当选。
梁域当选院长后，马上找来木牌、油漆等物做招牌。他是小教出身，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写完“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九个字，正要落笔“最”字时，梁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停住笔请示一旁的敬部长、胡“政委”等人：“这个‘最高’两字是不是改一改？如果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几个字，就表示我们在夺中央的权，中央的权是夺不得的，搞不好要犯大错误。”“那，你看怎么改好呢？”敬慎修问。梁域略一思考说：“是不是改成‘高级’？”“好，就改高级!”敬部长一锤定音。
中午时分，在一阵三眼铳和鞭炮的轰鸣声中，“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的招牌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格外醒目。
好多人跑来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当即就有红卫大队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向公社武装部长敬慎修和梁院长报告该大队陈世碧等人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注三）敬、梁当即带领公社自卫营民兵三十余人，赶到红卫兵大队“剿匪”。发现陈世碧等人正在田里搞“双抢”，一身水一身泥，黑汗水流。梁院长站在田坎上，招招手，把他们喊上来。民兵们一涌而上，把六个正在出工的“土匪”擒住，捆个结实。由于是捆“土匪”必须要捆紧些，痛得陈世碧等人拚命叫唤。梁域命令，押回公社，听侯处理。陈世碧等人痛得浑身冒汗，身子拘成一团，走路不动。民兵们便在后面，用枪口顶着，催他们快走。陈等人不知死期已近，拚命地喊着：“小心点子，小心点子，千万别走了火！”
翌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梁域主审，对陈世碧等人进行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由于唐再红等人反映的情况太过离谱，陈世碧等人拚命喊冤。梁院长决定先关起来再说。
同日，公社干部会上，胡代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营江有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我们这里有没有呢？营江搞掉了两个，我们这里也要不要搞掉两个呢？”
二十五日，公社召开各大队主干会议，作出了“个别四类分子调皮捣蛋，可以搞掉两个”的决定。
当天傍晚，敬慎修召集梁域等人在公社门口的马路上，边散步边议工作，研究如何处理红卫大队抓来的那几个人，决定宽严相济：杀四人，宽大二人。
正好有个宁远地方的癫子(精神病人)，叫刘洪福，疯疯癫癫窜到了这里，被站岗的民兵抓住盘查，见他“装疯卖傻”，答非所问，认定是“革联”派来的探子，送来公社处理。敬慎修亲自审问后，下令自卫营民兵将他与陈明勋等四人一起执行。行刑时，陈明勋四人吓得屎尿拉了一裤子，刘洪福觉得好玩得很，高兴得不得了。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后，先后共开庭审判了十三人，其中八人被判死刑，五人“宽大”处理。这在当时还算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人犯”还可以申辩(有没有作用两说)。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社这里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八月二十七日，敬慎修了解到艳旗大队在他与梁域两次指示干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的情况下，一直拖着不执行，非常恼火，他气呼呼地给艳福大队支部书记摇电话：
“万支书吧，我是敬慎修。你们那里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动手？岩口已经杀了两个，你们那里情况那么复杂……不能掉以轻心啊!”听到万支书还在电话里嗫嗫嚅嚅，敬慎修说：“怎么这么右倾啊？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再拖了!赶快商量一下，该杀就杀。”
当晚，该大队杀了七人。
同日下午，敬慎修在公社门口碰见红旗大队的民兵营长，指示他：“你回去传达一下，岩口已经杀坏人了，你们大队有坏家伙的话，明天开个贫下中农会，发动群众杀他几个。”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六人。
于是杀得遍地开花，而且花样翻新、残忍之极。例如，该公社善祥大队第二批杀人时，把地富子弟范成先，十七岁，弟弟范解光，十四岁，妹妹范荣云十五岁，三兄妹活活下到废窖里，然后点燃一捆稻草丢到窖里慢慢地熏。滚滚浓烟呛得范家三兄妹在窖里鬼哭狼嚎，窖上的杀人凶手兴奋得手舞足蹈。等到窖里听不到动静，估计熏得差不多了，又搬来几块大石头，一阵猛砸，这才扬长而去。
……
紧接着，八月二十九日，柑子园公社召集各大队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干部开会。本来说是召开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开着开着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这一天，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武斗，制止杀人，会上，公社副书记裴××传达了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话。可是紧接着胡代维的讲话，却表扬了那些行动快、杀人多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未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杀人谁不会呀？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就杀了十五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权，把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留下来碰头。梁域说：“叫你们留下没别的事，主要就是研究搞掉朱用进的事。这个家伙‘社教’时被划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撤了副大队长的职，党员也免登了，他一直不服，到处告状，翻案，很嚣张!还扬言要杀我和敬部长。为保卫‘社教’成果，‘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决定今晚行动，干掉他。”
前来碰头的几个大队干部说，光搞掉他一个人不行，非得要搞，就连他的儿子朱时佑、朱时春，兄弟朱用章一起搞掉才行，不然后患无穷。梁域表示同意。研究具体行动方案时，大队干部提出，朱用进干部当得久，虎死不倒威，在大队有一定势力，要搞掉他家父子恐怕还要公社出面才好。梁域说：“你们放心，只要你们好好监视起来，莫叫跑脱了，其他问题公社解决。”
梁域为什么非要干掉朱用进父子呢？
据梁域等人说，是因为朱用进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以后，不但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反而十分嚣张，多次扬言要杀人，广大贫下中农对他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一致要求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认为——梁域提出杀朱用进父子的主要原因是：一九六三年梁域贩卖毛线、茶油被宁远县水市工商所没收，梁回大队要朱用进开出证明，朱未给证明，产生隔阂。梁域“社教”时任大队贫协主席，整过朱用进家里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材料，并组织批斗朱用进数次。朱用进一直不服，多次上告。“文革”杀人中，梁域多次向敬慎修汇报朱用进的问题，借机报复。
关于要杀朱用进父子四人的原因还有一个说法：朱用进有一个弟弟叫朱用通，当时在东北工学院读书，暑假回家，被怀疑是“革联”派来的探子，派民兵去抓捕，被他躲在屋檐下面逃脱了。怀疑是朱用进透的消息，所以决定要搞掉他。
不论哪种原因，要杀朱用进父子，梁院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晚，趁着月光好，敬慎修、梁域亲自带领公社自卫营民兵，在卫星大队干部民兵配合下，将朱用进等四人抓到公社卫生院后面的茶山里。朱用进对自己也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茶树林，才晓得大事不好，双腿一软，扑通跪了下来，磕头如捣蒜地求饶：“梁域兄弟，不，不，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过苦……”
梁域用鼻吼笑了一下：“呸，你以为是你还是贫农、党员、干部？你是新生的四类分子！”
“我们犯了什么罪要砍脑壳，你也得说个明白呀。”
梁域厉声喝斥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已经蜕化变质，成了我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之后用马刀将四人杀死。
附带提供几个数据，柑子园公社在敬慎修、胡代维、梁域等人的策划部署下，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到九月十日止，共杀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八十九人，中农十七人，贫农二十二人。最先向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告状的红卫大队就杀了四个贫农二个中农。（注四）
注释
【注一】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杀何靖东、魏永成时在八月二十一日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主持召开的杀人动员会上决定的。
【注二】 有人提供线索，营江“红联”总部也有一块“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也“开庭”审过案。这块牌子曾被“革联”从营江抄出，放在二中校门口展览过。但在处遗工作组的材料中，我们看到的只有柑子园一家。不知两块牌子是不是一块？
【注三】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系唐再红因私人成见报复诬告。
【注四】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柑子园红卫大队贫农社员陈世富等四人和中农社员陈梅生等二人，在“社教”中提过大队长陈永生的意见，陈怀恨在心，“乱杀风”中捏造罪名，组织人员将陈世富等六人杀害。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