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3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5月26日-(2)
“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断然拒绝把陈独秀选入中央委员会。今天看来，这是对的。可是，不选举陈独秀并没有能够保证不翻车。
“四中全会把李立三排除出政治局。他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可是，没有他，错误还是照样犯。
“还有第三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而这段期间我们的错误犯得少一点。在这段期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还是在我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上选出的。而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却只剩下四个人。〔毛在这儿是说，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人，即所有反对他的政策的人，都留在领导机构内，而错误还犯得少些。因此，现在也不用担心。〕如果不是因为有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帮助，遵义会议本身就不会开得这么成功。或者，再看看六中全会，参加全会工作的，也还是有这些同志。
“从整风开始以来，我们党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采用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对。一个人犯了错误之后，决心改正错误，这就好嘛。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承认了错误，并且决心改正。把他们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对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可以说，我们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们把理想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了。而我们遵循上述原则，就正好能够把理想和具体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不然，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而办了错事。顺便提一句，这儿所有的同志都是不愿意犯错误的。
“形势就是这样。有的同志感情用事，不愿意选举犯过错误的人。可是如果从理智出发，就必须既往不咎，选那些同志。需要把感情和理智结合起来。这是能够办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有这种必要性了。
“我想，我们能同过去不慎犯过大错误的人合作，不过条件是他们得承认错误。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经受锻炼，学到东西。
“举例来说：
“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时，为了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被迫把纲领限制在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马克思这样作，是因为当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跟着无政府主义者跑。以后，这批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合作。那好吧。他们这么干，谁在乎呢？这毫不影响马克思的目标或者他的运动路线。
“列宁和斯大林过去同反对派合作。那是在反对派还领导着工人阶级中的某些派别的时候。一旦这些思潮消失，他们就同反对派分子决裂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