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的神话》(三十五)

【新唐人2013年4月12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采访了蚣坝公社以后有没有必要再去兴桥公社采访呢?当时我们有些犹豫。

兴桥公社杀人并不在少数,有二百六十四人之多(其中自杀十七人),全县排名第三。特别是该公社洲背大队文革杀人风中有一个地主分子点火自焚,影响很大。根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蚣坝区兴桥公社洲背大队决定杀害本大队地主分子何明昆父子四人,民兵来抓人的时候,何的大儿子何社安,当时三十五岁,带着十四岁的弟弟何解成侥幸逃脱,何明昆和他卧病在床的二儿子何安东被堵在家里。何明昆用一根杠子把门顶住,抓把刀坐在屋里。当时外面喊声震天。何明昆自知无法逃脱,遂放火点燃了自家的房子,水(土)砖木板结构的房屋顷刻大火冲顶,何明昆自己的两间房子,还有隔壁何平珍(注一)家的一间半房子,以及牛栏、猪圈等全部烧光。何明昆父子在大火中烧成两段焦炭。此事原作自杀处理,后经复查定为被杀。自杀与被杀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自杀没有杀人责任人,被杀有杀人责任人。

实际上要采访的内容还很多,关键的问题是时间不够,我们在蚣坝采访花的时间多了一点,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区、社急着要去。而且越采访心里越虚,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事件一般都是包得铁桶一样,让我们这样大大方方地采访,心里反而觉得不踏实。我与张明红商量了一下,他说:“处遗工作宜粗不宜细,我们也要宜粗不宜细,首先抓紧时间把八个区全部跑一遍。以后有时间,再杀他一个回马枪。”于是我们决定尽快结束在蚣坝的采访,马上转到祥霖铺去,据说那边的情况比蚣坝这边还要惊心动魄。

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地在蚣坝乡马家岭村结束采访以后,准备赶到蚣坝圩坐班车返回县城。我们离开马家岭,沿一条简易的砂石公路去蚣坝,路过一片茶山时,听得路边茶树林中一阵簌簌的响声,彷佛有一条赶山狗在里面穿行,我们心里一惊,正扭头观看时,一个人从茶山里的小路上窜了出来,气喘吁吁地拦住了我们,把我们吓了一跳。该人五短身材,蓬头垢面,年纪二十上下。

“记者同志,记者同志,我有一个情况要向你们汇报。”他急切地说着,样子好像很紧张。

这时候我猛然想起,刚才在马家岭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时,禾堂边有一个正在做木工活的年轻人,好像就是他。当时他正专心致志做着手上的事,头都没抬,莫非在尖起耳朵听我们谈话?

年轻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得出追我们追得蛮急:“记者同志,你们是不是下来调查的?能不能到我们大队去调查一下?”看到他说话很急,我们说:“不要急,有什么事慢慢说。你是哪个村子的?叫什么名字?”“我是兴桥公社许家大队的。我们大队也杀了蛮多人。大队上的人不准说,说你们这些地主崽子这一次表现好就算了,表现不好,下一次上头又喊杀,要杀你们个做种的都没有。把我们那里的人(遗属)吓得都不敢说话。”说完这句话,他转身又跑进茶山里,跑得那么突然,就像他来得那么突然一样,没等我们反映过来,已经消失在茶山之中。

我们站在那里,良久无言。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遇害者遗属,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采访遗属的机会并不多,像这样自己找上门来的这是头一次,这个年轻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追过来向我们反映情况,该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啊!想到这里,对他不留姓名匆匆离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张明红说:“小谭,农村中‘左’的影响还是很深,想要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采访中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给受害者遗属留下不必要的麻烦。”

我说:“这个我明白,我会注意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说,许家大队我们还是要去一趟的。”

“那是当然。冲着这个告状的遗属我们也应该去。”

听到我们说要去许家大队采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感到有些奇怪:“你们要采访可以去夏柳(杀三十六人,其中自杀一人),去麦子塘(杀三十六人,其中自杀四人),去洲背(杀三十人,其中自杀二人),那里杀人比较多,情况比较典型。(注二)许家那边比较简单,也就是个中游水平(杀十人,其中自杀一人)。”

但是——许家那边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还真不简单。笔者在前面说过,道县文革杀人的个案,只要有机会深入采访,就会有许多深层次有特色的东西浮出水面,许家大队也不例外。

许家大队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公社召开杀人动员会谈起。(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兴桥公社召开全社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红联”司令王盛光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大肆传播“敌情”。王盛光在讲话中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要求“每个大队把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坏家伙干掉两个。”许家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到公社参加会议之后,回到村里,第二天(二十五日)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决定打个折扣,“干掉一个”。干掉的对象叫胡成洁,上中农,解放前当过伪保长,民愤很大。

八月二十六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先没有惊动胡成洁,只是喊他和其他的四类分子都要参加会议,接受批判。开会时,大队支书蒋绍友首先把从公社会议听来的“敌情”传达了一遍,然后说:“我们大队也有这么一个坏家伙,搞了很多破坏活动,不老实改造,跟外面的‘黑杀团’遥相呼应,企图翻天……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干的那些坏事别人不知道,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都在我们掌握中。现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站起来,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坦白从宽。”

此言一出,会场里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都把头揿得更低了,都把眼睛看着地下。

蒋支书说:“他现在还不老实,还在负隅顽抗,企图蒙混过关,大家说怎么办?”

与会群众一声齐吼:“揪出来!”

话没落音,早就站在胡成洁后面的两个基干民兵一把扭住他的手臂,反到后面,把他揪了出来。

会场上马上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打到胡成洁!”

“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坚决镇压!”

……

把胡成洁揪到台前以后,马上又有人拿过索子来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大队贫协主席胡成明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胡成洁的“罪行”和死刑。治保主任黄永恩、民兵营长许家龙带领几个基干民兵把胡成洁拖出去用马刀砍了。

杀了胡成洁之后,一个名叫杨玉如的地主婆吓得魂不附体,窜塘自杀,喝了一肚子水没死成,被家人捞起来,救了回去。

八月二十七日,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会上,许家等大队因思想保守、杀人太少受到批评。

八月三十日上午,兴桥公社党委组织委员邓宏春来到团结大队(豹岩村、蓬塘屋村),召开团结片(包括许家、团结、叶子山等三个大队)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各大队党员、红联头头全部参加,有四十余人。邓宏春在会上说:“现在道县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他们要搞政变,搞暴动,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要杀谁,贫下中农说了算。团结大队、许家大队、叶子山大队该杀的四类分子还要再杀一批,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就不得了。要摸清底子,凡是在社会上捣乱的、扰乱社会治安的、调皮捣蛋的,该镇压的立即镇压。”

据处遗工作组有关材料披露,团结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二十人,其中自杀二人。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公社组委邓宏春到团结大队召开会议,督促杀人,这次杀了九人。在策划组织了团结大队的杀人行动后(注三),邓宏春又亲自来到许家大队,研究“补火”问题。邓委员说:“许家大队对阶级敌人的镇压行动太过于心慈手软了……好比煮了一锅夹生饭,吃不得,要狠狠地补上一灶火。”经研究决定再杀八人,名单如下:地主分子许振舒,男,五十六岁;许振舒的儿子许家銮,男,三十七岁;地主分子许振柏,男,五十四岁;许振柏的儿子许家益,男,二十一岁;地主分子许振书,男,五十四岁;地富子女许家昆,男,三十三岁;许家伦,男,三十一岁;上中农许家能,男,五十岁。许家能虽然不是四类分子,但这个人嘴巴子多得很,喜欢讲怪话,对社会主义不满,因此决定也同阶级敌人一起镇压了算了,反正一个富裕中农离阶级敌人也就是一步之遥。

当天晚上开会宣布死刑的时候,许家益拚命地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不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做贫下中农的接班人!”大队支书蒋绍友听了,对其他几个主要的干部说:“家益这个乃崽平时表现得还是蛮老实的,这一次他要走革命的道路,我看还是给他个出路,留下来也好教育其他地富。”其他几个干部说:“蒋支书讲了给出路,就给出路吧。”于是就叫民兵把许家益牵了过来,跪在地上。蒋支书问他:“家益,你不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做贫下中农的接班人,那我问你,贫下中农这一次杀得对不对?”“杀得对,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把你老子老兄他们杀了你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他们是罪有应得!”“判你的死刑,你也没意见?”“也没有意见,但是我要求跟他们分开杀,我就是死了也要跟他们划清界线。”“好!”蒋支书高兴地说:“有你这个态度,我们可以考虑对你宽大处理。但是这个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还得广大贫下中农说了算。”许家益听得这个话,转过身子对着站在一旁的贫协主席胡成明拚命磕头,留着眼泪说:“成明叔,你老这一次能够给我一条出路,我这一辈子报答你的大恩大德。”胡成明说:“家益啊,给你一条出路不难,但是你要保证老老实实改造,地富里面有什么情况你要马上汇报。”许家益连声保证:“我老实改造,我一定汇报。”于是当场就把他的索子解脱了,宣布宽大处理。(注四)

这时候,又有人提出来,杨玉如这个地主婆抗拒改造、畏罪自杀怎么办?又决定把杨如玉捆起来,陪斩。杨玉如当时躲在家里,把门闩得紧紧的,民兵跑去敲门的时候,她以为是要来杀她了,一索子吊死在梁上。

七个人被杀对象,当天晚上由治保主任黄永恩和民兵营长许家龙带领民兵押到鸭子塘那边,黄永恩一个人一口气砍了六个人,剩下一个,黄永恩说:“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革命,你们都不革命。”众人闻言,一起上来把最后一个乱刀砍死。

杀人之后,大队成立“浮财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财物查抄一空。

接下来,大队团支部书记许立元和他的父亲许成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大队还隐藏了一个日本保长,我们不能只杀地富,不杀汉奸。”

原来本大队有一个叫做许立陞的人,这个人土改时划的中农,土改后参加工作,现在兴桥公社夏柳小学当老师。说起他当日本保长这段历史问题,如果不是许立元、许成仁两父子提起来,大队上的人几乎都不记得了。一九四四年九月,日本鬼子打到道县,在县里成立了“维持会”,县“维持会”要求下面各村每村推举一个保长出来,当时年仅十八岁的许立陞因为读过几句书,断文识字,被族人推举出来应了这个差。到当年年底,日本鬼子退走,许立陞这个挂名的日本保长当了不过两个月,不但日本鬼子的面没见过,连县里汉奸的面都没见过。但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严重的政治污点。按照乡亲们回忆许立陞在当日本保长期间没干过什么坏事,是族里人推出来应付上头的。可是那年年底许成仁被白崇禧部队抓了兵,怀疑是许立陞背后搞的名堂,一直耿耿于怀,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报仇雪恨。

许立陞做梦都没想到这段经历会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家庭出身中农,又是人民教师,吃国家粮的,不归农村管,各次政治运动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就是村里的人杀光了也莫想杀到他头上来。所以当许成仁等人带着民兵来抓他的时候,他愤怒地抗议:“我是中农出身,人民教师,你们凭什么抓我?”许成仁一句话就把他打蔫了:“你这个日本保长,你这个汉奸!还不老实,老子一枪(鸟铳)毙了你。”

由于许成仁、许立元等人坚持要杀许立陞,大队上的其他干部也都同意了。九月二十一日,许成仁亲自把许立陞牵去“执行死刑”。这时候许立陞大概也知道了一点事情的来由,他哀求许成仁道:“成仁叔,(二人年级相仿,但辈分相差一辈)你我无冤无仇,你老放我一条生路,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许成仁冷笑一声:“无冤无仇?你解放前抓了我的兵,这个仇我记了一辈子。”许立陞还想解释:“成仁叔,那个事情怪不得我……”许成仁打断他的话怒斥道:“不怪你怪哪个?少啰嗦,今天放了你,好让你明天来杀我?”说完端起鸟铳对着许立陞开了一铳。许立陞中弹倒地以后没有死,许成仁又拿过一把马刀来,把许立陞的手指砍掉放血。许立陞痛得在地上打滚,拚命哀求道:“求你给我一个痛快,求你……”许成仁说:“你想死得快也可以,我问你,认不认罪?服不服法?”许立陞把眼睛死死地闭上,直到断气,再没说一句话。

注释

【注一】 何平珍,地主子弟,一九六七年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外逃;其母张德仁、大儿子何安湘、二儿子何田成无辜被杀;其妻杨传娥带着小儿子何分成改嫁本队。

【注二】 这三个大队当时我们作了回头采访的计划。其中麦子塘有一个著名的“告状油子”周兴良,我们也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采访他。后因采访工作中断,以上计划未能实现。

【注三】 邓宏春与团结大队支书周连宽等人在会上摸了决定要杀人员的名单。中饭后,在红岩岭召开群众大会,由大队贫协主席兼文革主任周群忠主持,周群忠在会上代表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要杀的九人名单。然后将九人当场捆了,由大队民兵营长周忠先带队押到鸭子塘,用马刀砍死。被害九人中,年纪最小的十岁。

【注四】 许家益逃脱性命后,第二天晚上就逃跑了。多年以后才回来。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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