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5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被逼外逃人员有六百八十八人，这些人曾经被诬为上山为匪。他们到底是怎样刀口逃生，怎样逃亡，外界一直是个谜。笔者在道县采访之初，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特别希望从他们的嘴里得到道县大屠杀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照我们主观想象，六百八十八个大活人人还在心不死，采访这方面的情况，应当是最为简便的事，可是大谬不然，大多数逃亡者被吓破了胆子，不敢乱说乱动，或者不善于表达，嗫嗫嚅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平了反，让我们重建家园。也许我们走的路子不对，我们从乡政府出来，走进大队书记的家门，然后由大队书记或处遗工作组的成员陪同“接见”这些外逃人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提问才好，更不用说深入采访了，常常是谈过几句之后，双方就感到无话可说了。也许外逃人员中不看场合敢于乱说乱动的人并非没有，但是人们不希望他们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提供我们见面的机会。我们只好另辟蹊径，通过私人关系，与这些人暗通款曲。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先打开缺口就在蚣坝公社，在这里我们采访到了三个逃亡者：一个摘帽右派，一个小学教师，一个地富子弟。下面是他们的口述实录。
许振中，摘帽右派，退休老师，男，六十三岁（一九八六年）。
那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大队干部甚至贫下中农开句口，谁谁要搞掉，那他的脑壳准保不住。
我原来在道江镇东阳小学教书，一九五七年，帮助党整风，领导上动员我给领导提意见，我讲了几句真话，其实也没说什么，你想，既然是提意见，总不能全部都讲歌功颂德的话吧，实际上我也讲了好多歌功颂德的话，附带着讲了几句提意见的话，就被划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家。六七年那场动乱中，我也在“搞掉”之列的，幸亏命大，跑得快，才保全了这条性命，总算得了今天这个好结果。要是像村里那几个地富在家死捱，这会骨头都打得鼓了。
我所在的蚣坝大队第四生产队，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开刀的。事情来得很突然，在这之前，看不出有什么迹象。
那天白天，我割了一天禾，腰酸背疼，我体质弱，原来是当教员的，干农活本来就比不过人家，可是又不能比人家少干，比人家干得少了那也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要是哪个说你不好好劳动，抗拒改造，就要挨批斗。只能拼老命拚命干，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有个八十岁的老母亲，耳朵背，平时打雷都听不见。当天晚上，民兵来喊门时，我睡得死猪一样，我母亲耳背，都没听见，所以就没开门。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擂了一阵门，见没动静，以为我们不在家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平常一样，早早地赶到田里，我从遣送回农村起，一直就坚持出工比别人早一点，收工比别人迟一点。我刚割了一行禾，贫农李发顺挨到我身边，一边割禾一边挤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喂，老庚（注一），晓不得你留心没有，今天割禾，有哪些人没有来。”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平时出工总是来得最早的几个“分子”，其实大多数都是些子女，不见了。李发顺又悄悄地说：“昨夜晚搞了一夜……你要及早打主意哦！”说完，他就走到一边，干活去了，再不理我。
这时候，我心里打鼓一样，不知道怎么好。
中午回家，我母亲也已经听到了杀人的风声，她对我说：“桂兴（我的小名），一个人死要死个明白，像昨晚上，把人象抓笼鸡样抓了去，不明不白地就埋在窑眼里，太不抵了！你还是快跑吧，不要让我这个八十多岁的人倒过来给你送终。”我听了这话，眼泪水往肚子里倒流。对于老母亲，我内心是有愧的，我们家本来是响当当的下中农，家里不是很有钱，为了送我读书，不知吃了多少亏，怪就怪我嘴巴上缺个把门的，自己领来一顶“帽子”戴起，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累得老母亲成了“四类分子”家属，跟着做人不起。我老母亲听到说昨天晚上，大队上把二十几个“分子”，其实大部分都是子女，抓去了，押到村子后背的钻子岭上，往一眼废窑里一推，用稻草点了一把火，熏一阵子，再把黄土一盖，就埋掉了。她老人家很为我担心，催我赶快逃命。我从打成右派也有将近十年了，经过反右，又见过“五风”那个场合，知道厉害，心里想，这一次恐怕是真的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四类分子”了。虽然我被遣送回乡以后，一直老老实实改造思想，表现得也很好，但是我知道那没用，被杀了的那二十几个人，哪个表现不好？一个个老实得阿弥陀佛。他们大部分是子女，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分子”，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我晓得杀人也一批一批的，就象当年反右一样，右派分子也是一批一批宣布的。看来只有逃跑这条路可走了，逃出去，被抓了，由政府判了死刑，也比在屋里被活埋了强。我就安慰母亲说：“放心吧，生死有命，我既然逃过了昨晚那一关，幸许能有条活路。”心里已经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下午，我照样同社员一起出工，不露声色地割禾、扮禾，一边寻找逃跑的机会。一直没有机会。快收工时，我趁别人不注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我的一个侄儿许家兴身边，说：“蒙古（他的小名），我今天没有力，你先走一步，等会在路上来接我。”他说：“好。”收工的时候，我故意担着一担湿谷子捱在后面，捱到天渐渐黑了。我侄儿送完一担谷，打倒回来接我。他接过我的担子，我问他：“队里有什么动静没有？”他说：“没什么动静。”我装做身体不舒服的样子，叫他先一步，自己到沟里洗了手脚，四顾无人，就不顾一切，转身钻进一座茶树山，拚命地向深山里跑。
我在山里躲了一夜，第二天盲无目的赶路，慌慌张张心里没个主张，只晓得要跑得越远越好，翻过丰村大岭，来到小甲坝山冲里。连续两天没命的奔跑，我又累又饿，只在路上挖了几个生红薯吃了。饿得实在不行了，想冒险到山外去找点东西吃，刚向山外走，恰巧碰到我的一个本家兄弟许振思，他也是逃出来的。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下山弄点吃的。”他说：“去不得！山下到处是岗哨，对来路不明的人盘得很紧，不要去自投罗网。”他逃出来时，身上带了点过鬼节（阴历七月半）打的粑粑，就分了一点给我吃。说也奇怪，人吃了东西，又多有一个人在，心里就安了许多。我们商量了一阵子，决定一同躲到江华他妹妹家里去。有了个方向目标，我们行动起来，就不像刚开始那样，象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我们昼伏夜行，过了大河（潇水的一条支流），绕过大坪岭公社，到了棉竹江。眼看就要到江华了，不巧碰上了一群民兵搜山，看见了我们，一个民兵朝我们开了一枪（鸟铳），我们扭头就跑，结果被冲散了。
冲散以后，我独自一人继续逃命，在山上乱走了一阵，又在笋冲园的荒山野岭上睡了一晚。我搂着一把纵树毛睡在一棵大树下，那滋味，不亲身经历是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的。虽然是刚刚立秋，但晚上山里已经很冷了，寒冷、饥饿、干渴、潮湿、孤独、蚊叮虫咬……还要时时提防毒蛇野兽的袭击和民兵搜捕。我因为太累了，居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睡了一阵子，又在恶梦中惊醒，醒来以后吓得半死，一看没什么事，又赶紧继续逃命。由于和许振思冲散了，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他妹妹家是去不成了。我像梦游一样，慌不择路地在荆棘和灌木丛中穿行，浑身肌肉生疼，四肢疲惫不堪，荆棘划破了我的皮肤，留下一条条血痕，幸亏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服，厚，还不致于将衣服挂得稀烂。我都不知道我的身体所服从的是否是我自己的意志，我象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野狗，受本能的驱使，拚命地企图穿过那些无法穿越的深山密林。有时我碰到了野猪和豹子留下的脚印，我非但不害怕，反而产生了一种与其他动物接触的亲切感。只有一个感觉像烙铁一样烙着我的心，我总觉得，有人在追捕我，我看不见他们，却深信不疑他们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附近，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面前，拿着马刀，举着鸟铳，向我开枪。我甚至根本没想过，我犯了什么罪，他们凭什么追捕我，相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逃犯，他们追捕我是天经地义的事。一种尖利的、无孔不入的声音总是在耳边响着，听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只觉得浑身发抖。我觉得我已经濒临绝境了。一个逃命的人，只有变成一只野兽才能自卫。他必须完全抛弃文明所赋予的一切东西，必须完全依靠自己求生的本能，才有避开危险的可能，才有在深山野岭中生存下来的可能。
在山里窜了两天，我逃到了江华县的竹营寨。这时，这里还没有杀人，也没有民兵巡逻盘查,我一摸口袋里还有几块钱和一点粮票，这是准备逃跑时带在身上的，就在街上剃了头，吃了东西。但是那时候，出门在外，都要大队、公社开证明，没有证明寸步难行。在这深山瑶寨，举目无亲，吃没有吃的，睡只能露宿荒野，我一下子灰心了，心想，长此下去也不是个路，反正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要死不如死在家门口去，做个鬼都离屋里近些。俗话讲：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我就返身又黑心回丰村大岭。我扯起一根长棒子，背起一把管草，装做上山打柴的样子，往回走。在山上，我碰到地主子弟朱贤厚几兄弟，他们也是逃出来的。一看就晓得，又没背铳又没背刀，慌慌张张，狼狈不堪，一眼就认出来了，绝对不是民兵。于是便与他们结伴同行。他们几兄弟看到我年纪大一点，又是读过书的人，都向我讨主意。可怜的天啦，我哪里有一点主意！连逃跑都晓不得往哪里逃好，只是觉得几个人在一起心里安些。
下午两点钟的样子，我们在生产队出工时，队上也没有哪个有钟有表，都是靠看天估计时间，大河大队十几个民兵牵着狗，扛着鸟铳，背着马刀，带着号，又来搜山。发现了我们，就追。我躲到柴草里，躲过了。朱贤厚几兄弟逼得走投无路，就跪在地上，向他们求情：“我们都是安分守纪的本分人，跟你们一样都是受苦的，没有享过一天福，也没有吃过一天剥削饭，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苦硬要抓我们呢？求你们放了我们，我们会一辈子记你们的恩情。”搜山民兵说：“你们投降吧，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我们不杀你们，只把你们送回去。”朱贤厚几个人见告饶求情不顶用，把心一横，站起来了，手握着纤担说：“反正我们是要死的人了，你们硬要抓我们，就拼了算了。”他们几个兄弟也跟着喊：“拼了算了！”一句话把那些民兵吓住了，就放了他们，一路吹着号，下了山。
朱贤厚几兄弟脱身后，拚命地向深山里跑。我因看到他们有反抗行为，害怕招来更多的民兵搜山，不敢去追他们，就朝另一个方向，赶紧逃跑。就这样，我们又冲散了。朱贤厚几兄弟后来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自己呢，白天躲在山上的茅草丛中，晚上藏到石灰窑里，饿了吃生红薯，渴了喝山泉水，足足在山里熬了半个月。到了九月十三号，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咬着牙，偷偷摸摸跑下山，找到蚣坝公社金鸡洞大队下河洲村我表哥家里。悄悄地敲开门，我表哥一看吓得一跳，想不到我还活着。开始表哥害怕，不敢留我，表嫂心好，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总不能在我们家推出去送死。”经表嫂劝说，表哥勉强同意我留下来。白天躲在表嫂房里，晚上到表哥的杂屋过夜。躲了几天，我看着表哥人都瘦了一圈，怕太连累他们了，就要走。表哥说：“不是我不留你，出了事，只怕我们都会被一起杀光。”离开表哥家，我又躲到兴桥公社许家大队我叔叔许修德家。那时候杀人风已经没有那么凶了，再加上我屋里的几个亲戚都是贫下中农，所以还躲得下。只是有时间我叔叔气不顺的时候骂我：“你好好地端着公家的铁饭碗，不知好歹，还要提意见，找死！要是我能端你那个铁饭碗，要我天天嗑头都做得。你呀，生在福中不知福，都是自找的。”我呢，只要叔叔不赶我出去，除了拚命地跟着骂自己，还有什么多话可说。可是没想到农历八月二十（阳历九月二十三日），我叔叔家娶媳妇，我被我们大队一个前来吃酒的人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我们蚣坝大队前来捉人，说我上山当了土匪。幸亏叔叔这边生产队有人给信，我躲在阁楼上的柴堆里才得逃脱。叔叔这里也住不成了，我只好又逃出去，逃了几个地方，到十月初，杀人风开始平息，我在县城工作的妻子得了信来接我，我这才历尽千辛万苦被妻子接回县城。这个时候，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已经进了道县，道江镇这里绝对不允许随便抓人、杀人，我这才算保下了一条命来。
我后来了解到，我逃跑以后，大队上竟有人说我是上山当土匪了，还派人搜捕过我。还有好多像我这样被追杀得东躲西藏，流落荒山，无处安生的人也被一些人说成是上山当土匪，聚众顽抗，并总结成材料上报，广为传播。真是天理何在？天良何在？旷古奇冤，欲哭无泪呀！
注释
【注一】道县有结老庚的习俗，湖南其它农村也有，一般多为青少年男子，同年所生，脾气相投，互称老庚；结为老庚后，谊同兄弟，相互帮助，很多老庚，及至老年尚来往密切。后来，同年所生，关系不错的人也互称为老庚。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