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9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蚣坝区位于道县东部，区政府所在地蚣坝圩距县城二十一公里。该区是道县杀人的区冠军。文革期间，该区辖蚣坝、兴桥、小甲三个公社；一九八六年我们赴道县采访时，辖蚣坝、兴桥、小甲、上关四个乡。据处遗工作组介绍，蚣坝区杀人的最大特点是时间集中，手段残忍。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三十日，除蚣坝公社的鲁草坪大队因地处深山，没有接到通知派人来开会，故尔没有杀人外，全区五十九个大队八天时间共杀一千零五十四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九八，约五十人杀一人，占全县杀人总数四分之一强。之后又零零碎碎杀了三十人，整个杀人事件中，共杀一千零七十四人，另外自杀一百二十二人，合计一千一百九十六人；其中枪打一百四十五人，刀杀四百四十二人，沉河九十人，炸死二十一人，投岩洞一百三十七人，活埋一百三十人，棍棒打死六十八人，绳子勒死四人，火烧死三十七人，其他致死一百二十一人，灭门四十六户。杀人手段门类齐全，残酷之极，亦为全县之冠。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 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捏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会议是怎样召开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傍晚，蚣坝区武装部长杨衍生从外地回来，刚进区公所大门，就见区“红联”政委、区团委书记叶成虎沿着走廊跑过来：“哎呀，杨部长，你回来了，可把我给急的。上午郑(有志)指挥长打来紧急电话，要你明天务必赶到营江开会，军分区和六九五二部队的首长要来。”吓，这可是比什么都要紧的头等大事，杨部长心里自然十分明白，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事最讲究稳重，为了给年轻干部言传身教做个表率，故意漫不经心地答道：“知道了。”叶成虎见杨部长答得轻慢，更急了：“郑指挥长对我们区迟迟没有集中民兵行动起来很不满意，你看怎么搞？”杨衍生说：“急什么？鸭子煮到锅里，你怕它飞起了。找郑书记、何司令他们来商量一下吧!”叶成虎赶忙把革命亮相干部区委副书记郑际田、区会计区“红联”司令何昌学找了来。四个人坐在区公所门边的大樟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杨衍生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的种种新动向后说：“我明天要去营江开会，你们在屋里大胆搞。尽快把民兵集中起来……不组织民兵就要吃亏，不能走在敌人后面，越快越主动。”郑际田接着表示：“组织民兵无非就是要点钱粮，这个问题由我负责。”叶成虎年轻，说话血气方刚：“不把民兵组织起来，要是也让人家把枪抢了，那还有什么搞头！贫下中农都会骂我们有枪保不住，岂不成了饭桶脓包。”郑际田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思想很乱，有必要召开一个各公社负责人和武装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杨部长，你看怎样？”他把眼睛看着杨衍生，按照党内职务，他在杨之上，但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支左，杨衍生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自然也就成了区里的实际掌权人。见杨衍生点头认可，郑际田又问：“是不是明天就开？”杨衍生说：“郑书记你就决定吧。”何昌学是当会计的，对会计工作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些，他建议：“考虑到集中民兵需要钱粮，明天的会议最好叫各公社的会计也参加。”
“好、好!”大家一致同意了。
召开一个集中民兵、动员杀人的大会就这样简简单单酝酿通过了。
第二天（八月二十一日）由郑际田主持，在蚣坝公社召开了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干部、群众组织头头会议。郑际田在会上，大肆渲染和传播了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些谣言），向各公社布置了组织民兵的具体任务。区“红联”副司令（兴桥公社会计）王盛光接着讲话，他说：“现在，我们与‘革联’已经不是组织与组织的问题了，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是延安和西安的关系!现在地富很嚣张，与‘革匪’遥相呼应，要暴动，要进行阶级报复。梅花区有个四类分子抢枪被搞掉了，郑家也杀了四类分子，我们不能落后!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这里有罪大恶极的也要他杀一个、两个，越快越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最后，叶“政委”讲话，他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几段毛主席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只有土地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接着说：“刚才郑书记、王副司令讲得很好，很全面，现在是贯彻执行的问题……我们蚣坝区的各项工作从来都是不落人后的，大家要当好革命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 ，回去以后要贯彻好会议精神。”
八月二十二日，小甲公社率先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贯彻区会议精神，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隆久有感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传来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五人，大队党支部已经开会研究过了，现在打电话来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奎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第二天（二十三日），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五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里。这是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被害者。
同一天（二十二日），杨衍生从营江开会回来，路过兴桥公社，在这里碰上了郑际田、王盛光。王盛光问杨衍生：“听说二区（车头区）的四类分子搞暴动，让贫下中农干掉了？六区（月岩区）、八区（四马桥区）的贫下中农也行动起来了，开始杀地富。”杨衍生说：“二区的事我倒是没有听说，不过六区、八区确实已经行动起来了。清塘廖家一个晚上就干掉了六个坏东西。革命形势喜人啊！”王盛光又向杨衍生汇报：“我们区金星大队反革命分子杨贵清前不久进了二中，现在回来了，扬言要带几个脑壳回二中去，贫下中农要求搞掉他（查无此事）。你看怎么办？”杨部长答复：“群众要求搞掉就搞掉，但是不要开大会，开大会影响不好。”郑际田说：“杀只鸡给猴子看，可以的。”王盛光领到尚方宝剑，立即通过兴桥公社武装部，指示金星大队的民兵将杨贵清捆起来，并于当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批斗后，谎称将杨贵清押送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王盛光等人事先的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在此插叙一段兴桥公社金星大队的杀人情况。金星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二十九人，在整个蚣坝区只能算中游水平。杨贵清史该大队的一个中农社员，不是什么四类分子，据查杨贵清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诬告他参加了“革联”。杨贵清虽然是上级领导点名要杀的，但因为有些秘密处决的味道，杀了以后大队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对金星大队的杀人行动影响不大。
（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八月二十七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收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决定“迎头赶上”一次性杀二十三人。被杀对象大多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杀人的时候， 一个名叫杨修凤的基干民兵（二十岁）一口气杀十八人，浑身被血染红，还问：“（杀得）有（够）不有了？还有没有要杀的？”
之后，杨盛满、杨辉吉等人又报复杀害贫农社员三名：杨平新（二十岁）、杨平庆（十八岁）、杨平畅（十六岁）。
该大队杀人的最大特色体现在最后杀的一个五保户身上。九月三日，该大队已经杀了二十八人，公社也传达了上级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这时四队的贫下中农却突然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就忘了杀孤寡婆子何宣翠呢？她已经吃了好几年五保，给生产队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这家伙是个富农婆，早拉出去搭在一起杀掉就好了。现在怎么办？有人提出还是要杀，杀了好减轻生产队的负担。但是上面已经开口不准再乱杀人了，说是谁杀谁负责。四队队长一个人不敢作主，召开全体贫下中农开会讨论。群众的意见还是杀了的好，已经杀了那么多，也不差她一个。队长说：“既然群众讨论通过了，那就不要伸张，悄悄地拖到后面山上搞掉算了。”于是安排几个基干民兵去执行（这是要记工分的）。当晚，几个民兵到了何宣翠家，把她从床上拖起来。何宣翠问：“这么晚了，你们牵起我到哪里去？”一个民兵幽默地答道：“看你老人家一个人过日子确实太作难了，生产队决定送你到一个好地方享清福。到了那里，你就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几个民兵把何宣翠拖到石山塘，用马刀砍死，挖坑埋了。
这件事好像做得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直到这次处理工作中才被清查出来。
回过头我们再说八月二十二日杀了杨贵清以后的事。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何昌学，通报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蚣坝两个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搞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杀人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标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要求每个大队把“调皮捣蛋的搞掉两个”。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大队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兴桥公社还专门派出公社干部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于出工，可以拿到最高工份，还可以分“浮财”。一时间，杀人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小甲公社的十三个大队已有十二个杀了人，唯独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该大队在八月二十四日开会讨论贯彻公社“革命会”精神时，有人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杀只猪还要批张杀子，杀人恐怕也要有个文才行，是不是等一等，等上边来了文，再动手也不迟，反正四类分子已经圈起来了，跑不脱的，迟杀几天也没关系。二是把四类分子都杀光了，以后派工就作难了，好些事没得人肯去做，还有修桥铺路等义务工也没有劳动力好派了。加之该大队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群众感到下不得手。另外，据说小甲大队还有一批人站到“革联”一边，唱对台戏。这样一来，思想就统一不起来了。公社主任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隆久几次三番给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特别是八月二十七日，小甲大队接到公社督促杀人的电话后，治保主任周文光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周文光说：“公社已经来过两个电话了，说什么也得杀他一个两个。”可是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通过。个别大队干部甚至说：“公社要杀，就让他们来杀，我们不杀。”公社领导气坏了：“他老母亲的，老子的眼皮子底下，不允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等人于八月二十九日召开了一个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廖隆久说：“别队都杀了，你们怎么还不动？全公社对你们都有意见。”公社秘书杨庆奎说：“定时炸弹埋在公社的边上，这还了得！你们到底杀不杀？你们怕动得手，就把人捆好，我们派自卫队支援你们。”第二天，干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由廖隆久亲自带队，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场面也很壮观：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他们坐“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被杀者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杀人者欣赏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十九年后听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廖隆久命令民兵们上去用锄头、马刀一顿乱砍……人散后，一群群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枝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这种杀人方法，刚开始叫“坐土飞机”，后来因其极具震憾力的视觉效果，又得了个更富艺术性的称谓——“天女散花”。在此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这些“专用名词”，包括此前出现过的和今后还会出现的另一些“专用名词”，都不是笔者的创造，而是这些行为实施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奇思妙想，天知道花费了多少灌饱了红薯稀饭没处发泄的精力!
小甲公社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二百三十七人，其中被逼自杀三十三人。
该公社杀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火线入党”，凡是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一律要上火线，刺刀见红，“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该公社精华大队，杀人不算多，一共只杀了十三个（自杀一人）。八月二十二日，精华大队支部书记蒋上代、民兵营长蒋先启等人参加公社的“革命会”回村以后，当晚就召开大队干部会传达。会上决定把本大队的地富及其子女关起来。第二天（八月二十三日）又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杀人名单。当晚开始杀人。先后杀了十人。
九月七日，公社开会制止杀人。散会后吃中午饭，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张光亮端着饭碗来到精华大队干部身边说：“你们大队怎么搞的，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何清友是地主分子、三青团的分队长，张芝成是特务，杀十个不如杀他一个，你们大鱼不抓尽抓小鱼！他们是定时炸弹，到时候要爆炸的。”听到领导的批评，精华大队的干部当即就在饭桌边开了一个临时支委会，决定回去以后，马上将这两枚“定时炸弹”引爆了。张光亮等人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这就对了，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迷惑了。”并要求全社十名预备党员都要到场接受考验。其中一个年轻的女预备党员，胆子小，不敢杀人，就用马刀在死人身上舔了一点血，回来验刀。结果被人揭发了，差一点没入成党，硬是把转正期延长了一年。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