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8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没有了不绝于耳的稚子书声，不见了哦吟草堂的乡儒学究。
“哞——”
一探头，迎接我们的是一声悠闲而宏亮的牛鸣。这……这就是被誉为“二百年来书法第一人”的清代著名大书法家何绍基当年读书习字的“东洲草堂”吗？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大牛栏，关着东门村十几条膘肥体健的耕牛。一股热哄哄的牛粪发酵的气味迎面扑来，十分熏人，我们急急地退了出来。外面的一大块空坪上，有些不协调地长着一蓬状如豪笔的篁竹，漂亮得叫人心跳。
史料载，“东洲草堂”曾遭兵乱毁坏，没想到竞衰败如斯。当年天王洪秀全率义军席卷过后，何绍基曾为草堂被毁悲愤地写过一首七律：“鹤鸣轩本大书房，卿借东洲伴草堂。桂花双撑满树月，桔园添染一林霜。百年讲社成焦土，一曲瀛桥扩水光。环秀孤亭无恙在，谱轩诗境付苍茫。”从诗中看，此处原应有书房、讲坛、回廊、孤亭、小桥、桂树、桔园等等。（1986年）我们到此采访时，除了桔园，其余景物难觅踪迹。农舍间小巷格外仄逼，牛粪混着泥浆布满青石板和鹅卵石的路面，滑滑溜溜，路边的阴沟里乌黑的水中冒着白汽泡，到处弥漫着潮湿霉腐的气味。只有村头的门楼子、庭屋的梁柱、尖顶型山墙，还在顽强地提示当年的辉煌，只是也很颓败了。时间流逝改变一切，吞噬一切，凡人带到这世界上的有形之物，年深月久都会破败，甚至化为乌有。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绍基的故乡已经没有人再练毛笔字了，但字写得很好的人还是不少，这一点可以在东门村的杀人布告和杀气腾腾的大幅标语上看得出来。笔者讲一个笑话，该大队有一个人字写得很不错，写得最好的就是“杀”字，铁画银钩，龙飞凤舞，深得何体精髓。何绍基曾有一副著名的“座铭联”：坐到二更合眼即睡，心无一事敲门不惊。当时有人改了两个字：坐到二更合眼难睡，心无一事敲门就惊。
这是一块由潇水和右溪切割出来的肥腴之地。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公元七六三年-七六八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右溪记》，记曰：“道州城两百余步，有小溪，南流四十步合营溪（即今潇水）。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为溪在州右，遂命之‘右溪’。刻名石上，彰示来者。”而我们来此采访之时，元结笔下的美景已无觅处，潇水尚在，右溪则已变成一条毫无特色的小渠沟了。
此地紧靠道县县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是“革联”和“红联”两派斗争风口浪尖的风口浪尖。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东门公社“红联”政委肖家旺在该公社高车大队唐家生产队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名字较长，叫做各大队可靠的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脱产干部会议。会上，肖家旺作了“战备布署”，一共五条：一、红、革二联的基本情况分析；二、各大队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三、管严四类分子，调皮捣乱的由贫下中农处理，同意干掉就干掉；四、注意叛徒的问题；五、加强领导的问题。
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全公社没有发生杀人情况，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受派性斗争影响杀了一人，紧接着二十四日晚——
静静的潇水河中，出现了两只木船，浆声咿呀，船头犁破溶満月光的江面，悄无声息地向河心东洲方向荡去。每只船上都蹲着两种人：一种手持梭标马刀，一种五花大绑。船到江心，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只船上持刀枪的人一起动手，将早已备好的装満石块的竹篓拴到被捆的人脖子上，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推进河里。潇水卷起一个旋窝，又一个旋窝，接受一份贡献，又一份贡献。被沉河者并没有被堵上嘴，却无人呼救，无人哀号，无人挣扎，平静得叫人难以理谕。満天星斗，亮得叫人胆战心惊。突然，东门大队的地主分子何积仁站了起来，喊了一句口号。当时夜很静，声音很凄厉，在夜空中传得很远，站在河岸上的人都听得见。声音未落，何某就被推下河中。与他同时被推下河的还有他二十岁的大儿子。这就是当年地主分子被杀时公开呼喊反动口号的著名事件，这件事，曾被作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材，用来教育人们。何积仁为他的这句口号付出了比自己死亡更沉重的代价：几天以后，他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小儿子在几乎相同的地方被沉河。东门公社全家被杀绝的仅此一户。
何积仁到底喊了什么呢，后果这么严重？我们专门向一位参加过当年沉河行动的知情者请教。他有些闪烁其词地答道：“也没有别的什么，就是一句反动口号，恶毒得很。”“一句什么反动口号呢？”“就是什么蒋介石什么什么万岁吧……”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们在村里采访时，有人向我们反映了何积仁生前有这么一段“反动言论”：“蒋介石他倒好，好好一个江山弄丢了，自己跑到台湾吃肉喝酒、洗牛奶澡，搞起我们这些人给他顶缸。”
如此看来整个道县大屠杀（含周围十个县市）被杀的九千多人，何积仁要算杀得最不“冤”的一个。他是我们听到的唯一一个被杀前喊反动口号的人。
然而，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说何积仁临死前喊的是：“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这些土匪……”从逻辑推理上看这句话可信度应当比较更高一点，但是……即使如此，何积仁还是杀之不“冤”！因为在被杀人员中敢如此明目张胆攻击“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的还是只有他一人！
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何积仁是何绍基家的后人。（注一）其实是与否没有太多意义，当时那个情况，就是何绍基本人活过来也照杀不误，况乎后人!说不定和周敦颐的家乡楼田村一样，杀他的人中也有何绍基的后人。
关于何积仁被杀前喊反革命口号的事情，笔者在道县一中采访一位姓黄的老师（文革中曾是道县“革联”政委）时，也曾顺便谈起过，当时采访黄老师是为了解“文革”武斗的事，并无印证何积仁事件真伪的意思，交谈中，话赶话顺便说了出来，没想到黄老师反应十分激烈：“简直是天方夜谈，完全是造谣，都是‘红联’那帮人造的谣。反正造谣不犯法，这些人造起谣来，你一个正常的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当时他们就造谣说我们二中（‘革联’总部）是四类分子的窝子；讲我们在二中里面挂了蒋介石的像；讲国民党派了空降特务躲在二中里面暗中指挥；讲我们‘革联’游行的时候喊蒋介石万岁的口号；讲农村中杀四类分子就是杀我们‘革联’的阶级兄弟。”
“有这样的事？”我感到一种超出常识范畴的惊愕。
“怎么没有这样的事！他们的谣言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向下面传达的。我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是下面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他听到这个谣言以后将信将疑，专门跑到二中来探个究竟。在二中门口碰到了我，我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他带进学校，把全校每一间房子所有的门一张张全部打开，让他看，里面除了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样造谣就是为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打进二中以后，好杀我们。反正当时杀反革命不犯法。幸亏他们没能打进二中来，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会杀光了去，杀了以后，还会像何积仁一样，扣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黄老师的话当然很有些“派性”味道，但其真实性笔者在道县处遗工作组给县委的汇报材料中找到了佐证。《关于道县“文革”中杀人的情况和查处进度汇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革联”抢夺县人武部枪支后，“红联”退驻农村，掌握民兵武装，两派斗争更为激烈。全县普遍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员，后杀干部，贫下中农杀一半。”清塘、寿雁、梅花、桥头等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所谓反革命组织七起（经查证否定），杨家公社谣传有百多名四类分子以及子女上山为匪，杀害贫下中农。于是有的地方的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对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采取“先下手为强”，将其杀掉。从八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全县杀一百五十五人，这一段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在这期间控制整个农村的“红联”，大肆散布“革联”成员有九十三人出身不好。“革联”总部挂了蒋介石的像，游行时喊蒋介石万岁等口号，还造谣：“革联”说农村中杀了几个四类分子，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红联”还扬言：“农村杀了四类分子是农民运动，好得很！”“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来，更助长了农村中的杀人风，发展到区、社召开杀人会议部署动员杀人。当时支持“红联”的权威机构县人武部和县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放弃职责，不加制止，极少数领导干部甚至同情支持，致使杀人形成高潮。（注二）
东门乡政府座落在潇水边，与河心的东洲正好在一条垂线上。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现任东门乡党委书记蒋××和纪检组长冯××，他们向我们简述了东门乡文革杀人的概况，还特别讲了该公社乌家山大队的一个悲惨故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乌家山大队有个民兵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名单身青年妇女坐在茶山里歇脚。面生，不像是这附近人。见有人来，该妇女显得神色有些紧张。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驱使该民兵上前拦住盘问。妇女闭口不答话。该民兵看到她的手臂上好像有绳索捆过的痕迹，断定不是好人，立即将她带到大队进行审问。开始，民兵们厉声问她：“什么人？”“什么成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睁着两只惊恐不安的眼睛，总是不作声。后来，把马刀架在她脖子上问：“再不说，就一刀宰了你！”这才战战竞竞地开了口，好像说是“广东的”。听口音也像是那边的人。但由于双方口音都很重，他们的话她好像听不大懂，而她的话他们也听不大懂。民兵们想，这女子莫非装聋作哑，在大队问不出个名堂，干脆送到公社去。于是派了四个民兵押着她，送到公社民兵指挥部。公社民兵指挥部事情多，人手不够，不愿意再揽这档子事，叫他们原自押回大队去。只好又把她押回大队来。当时，正是黄昏时分，但白天长，离断黑还有一段时间，一行人走到大队乌家塘边上，四个押她的民兵看看到天色已暗，动了邪念。其中一个叫郭成仕（注三）的提出：“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是枉然，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浑。”其余三人欣然同意：“搞就搞吧。”于是四个人就在塘基边上，扒光这名妇女的衣服，将其轮奸了。轮奸后，其中一人对郭成仕说：“搞都搞过了，放她走算了吧。”郭成仕说：“不行！回过头她来找麻烦怎么办？”几个人一想有道理，问：“那，怎么办？”郭成仕说：“好办得很，就说是四类分子，搞死算了。”于是由郭成仕带头用锄头和石块将这名陌生的受害妇女打死，弃尸塘中。后来，又一想，怕尸体臭在塘里，闹出意见来，又返回来移尸到附近的茶山里，挖个坑草草埋了。土埋得很浅，连个脚都没有完全盖住，后来被野狗刨出来，拖起残肢满山跑，其情惨不忍睹。
该妇女，体型瘦高，年纪约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广东人（又一说是衡阳人）。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处，谁也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只身闯入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更是一个谜。在今天道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册上，只留下如下记载：外地无名妇女，年纪约三十左右……
蒋书记和冯组长告诉我们，东门公社在文革“乱杀风”中共杀七十八人，其中新立大队杀十一人（自杀一人），公社“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东洲山大队杀四人（自杀一人），原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原区妇联主任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下关大队杀十九人（自杀三人），刘厚善、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东门大队杀十一人，原公社武装部长罗书文、原公社会计蒋英栋负有直接责任；埔口大队杀五人；乌家山大队杀十四人，原公社公安特派员何梅山、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白泥塘大队杀四人，原公社副书记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双塘大队杀四人（自杀一人），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高车大队杀六人（自杀一人）。本文中所说的直接责任说的是直接到该大队煽动、督促、部署、指挥杀人和直接点名杀人,开会煽动、电话批准等等都不算。
蒋书纪和冯组长还告诉我们，东门公社中唯一没有杀人的是北门大队，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但是，没有杀人并不等于没有死人。该大队一个名叫冯飞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因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多次受到批斗，于一九六七年“杀人风”中“畏罪自杀”。国民党最后一任道县县长蒋贤南也是北门人，蒋伪县长自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上任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与道县部分开明绅士决定通电起义；十日帖出起义布告，宣布道县接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蒋贤南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告老还乡。因有和平起义这一章节存在，历次运动对他触及不是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多次遭到批斗。一九六七年十月，蒋伪县长自持起义有功，写了个报告给进驻道县支左的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反应情况要求以起义人员对待，又被打为诬陷翻案，再次受到严厉批斗，之后“畏罪自杀”。
注释
【注一】 何绍基家是道县有名的官宦之家，也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族，他的父亲何凌汉在清嘉庆朝任过朝廷的一品大员，何绍基本人是道光十六年的进士，也在外做过一些小官，何的三个弟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都是清代书法名家，世称“何氏四杰”，何的孙子何维朴是民国时期名扬天下的大画家。
【注二】 这份汇报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三】 根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郭成仕在文革“乱杀风”中，多次强奸轮奸妇女，充当杀人凶手。该大队共杀十四人，其中七人系郭亲手杀死。另据东门公社乌家山大队第五生产队（林家村）村民林志平揭发：一九六七年八月，其妻施亦娥被郭成仕、张有福等人轮奸后，用用刀捅进阴道杀死，丢进道县一中那边的一眼红薯窖里。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