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7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二十二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万家庄公社召开全社各大队主要干部会议，这个会议又叫“可靠干部会议”，那些立场不稳的，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就不叫他们参加了。会议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志主持，公安特派员廖承沅作“战备报告”。廖在报告里说：“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武装部的枪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敌人有暴动，大家要注意。各大队的公粮准备好，暂时不要送，什么时候送，听公社的通知。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民兵组织好，把四类分子管好，严防‘革联’下乡串联。对那些调皮捣蛋管不到的怎么办？就是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切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八区三个贫下中农就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杀了三、四个地主。二区也宰了两个……我们公社的地富这么猖狂，怎么办？我们要站出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
会后，五洲、八一两个大队闻风而动，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决定把“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报请廖承沅等批准后（另有一种说法是在廖永沅等人的具体指示下）五洲杀了一个（四类分子）；八一杀了二个（四类分子）。但其他大队还在观望。
蒋志、廖承沅和公社的其他几位领导一研究，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会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一步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
八月二十四日，公社又召开全体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会议还是由蒋志主持。会上，公社秘书钟期启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念了文件，蒋志作总结发言。蒋在发言中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五洲干掉了一个，八一干掉了两个。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现在到处都行动起来了，你们还不动？”
据当年与会的干部说，蒋志此言一出，会场立即炸了雷，群情激奋，议论纷纷，只听得一片嗡嗡营营的声音。蒋志费了好大的劲，才让大家安静下来。
散会以后，五一大队支书蒋芳如专门找到蒋志请示：“我们大队小学的刘富才（小学教员）在我们大队搞活动，在地富家里串连，要求公社把他调走。”蒋志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马上就带着蒋芳如找到刘富才的顶头上司长兴完小校长黄熙圣。蒋芳如对黄熙圣说：“黄校长，刘富才这个人要求你们调走算了。我们大队分子多，管不到，刘富才在这里起坏作用。”黄熙圣说：“蒋支书，本来大队要求调走他，我们应该尊重大队的意见，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调不成。反正在你们大队教学点教书，就属你们大队管，群众意见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批斗就批斗，该杀就杀。杀了，我们帮你们再调一个好的去。”
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刘富才人并不多事（注一），教书也认真，拐场就拐在一个坏毛病上，喜欢会读书的乃崽。当然，会读书也算不上什么坏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有小道理，还有大道理，小道理得归大道理管。一个当教师的懂不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大道理，何堪为人师？道县这个地方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大队教学点上读书的不光有贫下中农子弟，也有几户地富人家也把子女送来读书，偏偏其中有两个特别会读书，逗刘富才喜欢，有时间就借家访的机会上他们家去坐坐，没想到惹来杀身之祸。（注二）
对于刘富才被杀，蒋芳如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大队本来不曾要杀的，只是想要把他调走。不但没准备要杀刘富才，其他地富也不曾要杀。后来出了一件事，一个地富逃跑被抓住了，说是要上山当土匪，搞暴动，那个时候哪个搞得清是真是假，不是想杀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请示公社一起搞掉算了。”
原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清早，五一大队一个名叫蒋流明的地富子弟因害怕被杀逃跑了。这个蒋流明以为只要跑出了五一大队，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根据区和公社的统一布署，通往县城的各个路口、渡口到处都有民兵设卡站岗；大队上对所有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都派了专人暗中监视。连大队都没跑出去就被抓住了，不但自己被杀，还连累得刘富才等人人头落地。
早饭后，五洲大队派人来，下了一张聘请书，请各大队干部和民兵参加五洲大队的杀人现场会。五洲大队八月二十三日率先杀了一个四类分子，受到公社的表扬，准备再接再厉再杀一批。根据公社廖承沅等人的意见，要搞得气势大一些，要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把革命的烈火在全公社点燃起来，经研究决定学习齐心经验，搞一个杀人现场会。
当天中午，蒋芳如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去五洲大队接头，找到五洲大队支书欧国兴，要求五洲开完现场会后派民兵支援五一的杀人行动。因为对杀人的事五一大队有部分人思想保守，需要借外力促进一下，“从背后猛击一掌”。
五洲大队派去支援五一大队的民兵，完成任务后，回家的路上，路过公社，被蒋志和区团委书记蒋芳宣拦住，要他们报上杀人数字和被杀者的基本材料。带队的民兵营长把五洲杀人现场会和支援五一杀刘富才等人的情况做了汇报。蒋志连声说：“好得很！”又指示：“五洲杀了一批，八一杀了一批，现在五一也行动起来了，形势大好呀！你们要注意，现在各队查各队，不准走漏消息，走漏消息照办。”
之后，五洲大队、五一大队又杀一批。其中五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唐保珠（下中农）因在社教中提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意见，也被牵出去杀了。杀之前，几个被提过意见的干部站在唐保珠面前，用手指着他问：“看你狠，还是我狠？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
五洲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三十一人，是万家庄公社杀人最多的大队。五一大队相对少一点，共杀十三人。
万家庄公社共有十五个大队，全部开了杀戒。
下面我们再讲两个大队杀人事件的概况。
一个是沿河大队（不是沿河塘大队）。
该大队几名主要干部八月二十一日参加公社杀人会议回来以后，觉得本大队的地富虽然可恶，但还都没到要杀的程度，就没有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执行。八月二十三日，公社会计张桂荣来到该队，看到四处寂里清静，对大队干部说：“五区那边已经杀绝几户地富了，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就跟土改时一样，一切权力归贫协，贫下中农决定地富该杀就杀。全县到处都动起来了，你们大队还不赶快行动起来！”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公社又召开全体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表扬了五洲大队、八一大队的贫下中农觉悟高、行动快。批评了沿河等大队，公社领导说：“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杀我们，我们有些同志现在心慈手软，到时候只怕哭都来不及了。”
散会以后，回到大队，支书何圣志、副支书蒋流鸾等人碰了一下头，觉得杀人的事还是要慎重一点，决定开会再研究一下。二十六日，大队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杀人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上面既然已经开了口，多少总得杀几个，何况别队都杀了，我们再不动手就落后了。认识统一之后，第二天（二十七日），再次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基干民兵也参加，由蒋流鸾主持，具体研究杀人名单。
然而，事情只要一具体，问题就出来了。原打算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可是会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德福提出：“要杀一起杀，是分子一个不留。别个大队杀得那么凶，我们还怕卵子！”贫协主席何天成说：“杀了大的，小的怎么处理？”何德福说：“先不管那么多，大的杀了，小的以后再说。”有一个支委思想比较保守，顾虑多，提出来：“说杀就杀，是不是会犯错误哦。前几年刮‘五风’，一开始搞起那么凶，后来不都犯了错误吗？”何圣志说：“杀两个地富犯个屌错误，最多不过作两个检讨了不得了。将来要作检讨，我去作，不麻烦你。”
最后决定关起十四个，究竟杀多少，请示公社以后再定。
二十八号一大早，何天成就赶到公社去请示。恰巧公社几位主要领导都不在，只留下一个名叫李元熙的公社干部守家。李问何：“你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情？”何天成说：“我们大队的地富现在已经捆起十四个了，大队上叫我到公社来请示怎么办？”李元熙说：“这事情不必要请示公社领导了，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讨论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何天成又问：“杀了大的，小的怎么处理呢？”李元熙答复道：“小的也由贫下中农决定，同意杀就杀，同意不杀也可以不杀。”
何天成回来把公社这一指示一传达，经研究决定还是全部杀了好，用何德福的话来说就是：“杀光了安安然然，心里踏实。”
牵出去杀的时候，一个贫农老光棍看中了一个地主婆，请示大队可不可以留下不杀。大队支部考虑到该老光棍没个老婆日子过得委实作难，就同意了，同时宣布：“判了死刑的地主婆同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但是要立即成亲。”
最后杀了十三人。
第二个是七一大队。
公社开会动员、大队开会研究等内容基本与沿河大队相同，略去不讲了。且讲一个小故事，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七一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一个名叫廖承茂的四类分子子弟的死刑，牵出去杀的时候，廖承茂的母亲蒋芝英跟在后面边哭边骂。看着蒋娭毑老懵颠懂，不知利害，有人拦住她说：“你在这里哭一哭就算了。再跟着哭，连自己也会杀掉去。”蒋芝英说：“杀了不是杀了，崽死了，哪个养我？一样还是一个死。”硬是不听劝，追着哭骂。蒋芝英都骂了些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笔者对这一点感到特别有趣。给我们讲故事的工作组同志说：“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能骂什么东西，也就是：‘我的崽犯了什么事，你们凭什么杀他？哪个跺脑壳的害我们，不得好死。’当时那个情况下，别的四类分子赫得鸡崽仔一样，出气都怕声音粗了，她还敢哭敢骂人，结果可想而知。大队治保主任当时就说：‘蒋芝英太猖狂了，还不杀掉，以后地富还管得到。’几个民兵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她也不哭了，也不骂了，像拖死狗那样，拖到后背山上，跟她儿子一起丢到一口废窖眼里，活埋了。”
这件事在大队上引起强烈反响，大队开会研究杀二批时，妇女主任何杏花就提出：“我们自己也有崽女，有爹妈，将心比心，杀掉了，心里会不恨？说划清界线那都是假话，所以子女也留不得。分子杀了，子女留到好报仇？我的意见，要就不杀，要杀就杀光。”她的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本来准备只再杀几个分子，最后来了个老少不留，统统杀光，共杀十七人。
注释
【注一】 在万家庄采访时，一位知情者告诉我们：刘富才这个人虽然不多事，但因为与个别大队干部有过节。六七年上头刮“杀人风”，几个大队干部乘这个机会，把他杀掉了。
【注二】 在刘富才之女刘小玲写给处遗工作的控诉材料中，我们看到如下一段内容：我父刘富才，小学教员，一九六七年乱杀风时被万家庄公社五一大队杀害，被杀时年仅三十四岁。杀了我父亲之后，他们又要杀我和弟弟，我们逃到井塘沙子河姑姑家才保住了命。当时我才十多岁，是个幼女，他们就强迫我订婚。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