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1日讯】【导读】真实的蒋介石虽然并非道德完人，也非圣人，然而却不失为一个仁心有余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伟人。他的一生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波涛汹涌。本来他完全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出受列强欺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不幸的是，由于邪恶至极的共产党恶魔的强力干扰，竟致壮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陆中国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水深火热，道德沦丧的罪孽深渊之中。
本书根据英美各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的相关二十余部专著综合编译 ，着重参考了日本中日关系专家Keiji Furaya的经典名著《蒋介石：他的生活与时代》，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辛灏年博士之《谁是新中国》和美国专家乔纳森之《蒋介石大元帅和他丢失的国家》与《一个伟大的强国兴衰史》，及大量相关专题论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双方历史档案及精研蒋介石众多演说，信件，日记的基础上撰写了此部宏篇巨著，内容详实，论据充分，立论客观公允，是西方包括汉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史和蒋介石的权威经典著作。书中披露的大量真实史实，对还原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接上期)
二十六 中共恶意制造南京事件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蒋介石将北伐军分成三路重组，东路军由何应钦指挥，从福建进攻杭州和上海；中路军蒋亲自指挥攻南京；西路军由唐生智指挥，与刚从苏联归国的冯玉祥合作进攻河南。
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发生反英示威，后演变成暴乱，要求英国归还汉口租借地。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北伐军攻占英国汉口租借地，一月十六日英国九江租界发生攻击外国人和教堂及故意纵火事件。二月英国代表奥马利与国民党部长陈漠经系列谈判，签定陈、奥马利协议。(注一)由于英国政府自一九二五年始放弃了炮舰外交政策，因此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同意将汉口和江西九江的租借地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份归还中国政府管辖。(注二)
东路军二月十七日攻占杭州，次日进抵嘉兴，三月二十一日一部分北伐军乘沪-杭火车进达南岛；中路军沿长江两岸朝南京进发，三月二十三日在程潜指挥下第六和第二军进抵南京市郊；次日早上北伐军进入南京古城，约九点，一群身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士兵闯入英国领事馆开始抢劫，洗劫和射杀，两个英国人包括英国领事受伤；美国和日本领事馆亦受到士兵洗劫和盗抢；北伐军士兵故意毁坏基督教教堂和院校建筑，(注三)南京大学副校长威廉被士兵枪杀(注四)；一名美国传教士，一名法国天主教和一名意大利牧师被杀害；结果引发英国和美国停泊在长江上的战舰炮击南京城，炸死二十四名士兵和十五名平民，炸伤七名士兵和九名市民。日本战舰一反过去的侵略姿态，这次却没有参加炮击。因为日本外长巴龙（Baron Shidehara）奉行中日合作政策；日本军方谴责外长的软弱政策，损害了日本的尊严，因而要求军方撑控政治领导权，不久日本即采取了积极侵略政策。(注五)外国人对国民党的敌意，由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北伐军士兵洗劫南京英国、美国和日本领事馆及攻击和抢劫南京和上海全市外国人的财产而加剧。(注六)在湖南省，农民法庭遍地开花，例如，湘潭一家农民法庭处绞死地主和高利贷者，所有的基督教学校皆被强行关闭。(注七)
蒋介石闻悉南京事件汇报后，在南京码头停留指示程潜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指示程潜查清是谁从中作乱。同时，他令何应钦、卢定平和程潜联合负责南京的法律与秩序。随后他赴上海。
中外报纸大宣染南京事件，说数百名外国人被杀害，谣传北伐军将洗劫上海国际区，搞得上海国际区的外国人人心惶惶。因此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他“保证对南京事件负全部责任，并已下令调查，将严惩任何涉案的国民革命军人员”；同时蒋介石反对并抗议外国战舰炮击南京，“今日中国已不再是十九世纪的中国，使用炮舰将造成更大的伤害”，他说：
“西方列强无需在国民革命军控制的城镇使用军队或炮舰，因为我们保证完全负责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确实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租界，但是我们将通过公认的外交途径进行，而决不采用暴力或暴乱的手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正如先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和教诲，乃是为中国的平等国际地位而奋斗。”(注八)
程潜调查的结果认为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为抹黑国民革命军的名誉而制造的阴谋。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共产党为羞辱蒋介石令其陷入与外国人纠缠不清的阴谋的一部分。证据表明后一解释更接近事实真相。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张作霖的北京警察从苏联领事馆中搜出的大量文件中，有一份与南京事件密切相关。那是一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由驻华苏联武官执行。原文是俄文且大半内容已被焚毁，苏联政府试图否认其真实性，但是依内部证据和当时苏联政策性质判断，没有理由否定该文件的真实性。该文件第五页载明：“有必要采取所有的措施激发民众反外国人……引导外国军队干涉内政，毫不犹豫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抢劫和欧打。为煽动可广泛运用这些事件引发与欧洲军队冲突。”(注九)该文件第七页写道：“在指导这种反欧洲人的运动中，确保在个体外国列强之间存在相互敌意至关重要，孤立能够在中国迅速投入大量陆地作战部队的日本尤其重要。为此目的，在任何示威活动中，有必要仔细地确保不要伤害任何日本人。不过，在煽动反外国人的运动中，将日本人分开，可能会制造不利的印象。因此有必要以一种反英运动的形式煽动反外国人。”(注十)其指令与南京事件惊人一致。英国人死伤最惨重，而日本人则最轻。
有理由相信共产党人林祖涵和李富春在南京事件中伴演了重要角色（南郭注：现已确证南京事件、汉口事件、和九江事件等袭击教堂屠杀外国传教士，抢劫外国人的财产等恶性事件的泡制者皆是中共党员林祖涵和李富春，他们执行了国产共际的策划）。林是第六军政治部主任，而李则是第二军政治部主任；负责军中的政治宣传教育。那些在南京袭击和抢劫外国人的并非所谓“反动派”或“反革命”以便诋毁国民革命军的名誉，而是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中的共产党分子。英、美炮轰南京，是共产党求之不得的，它能有效地强化民众反外国人的革命芬围，从而创造一种有利于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局势。对此事实，梁启超致令娴女士函证实了共产党的恶毒：“即如南京事件，思永来信痛恨美国报纸造谣。不错，欧美人免不了有些夸大其词。然而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划，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共产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注十一)
二十七 共产党阴谋操控反蒋运动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积极努力发展国民党左翼和左派党外群众组织，联左打右。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将国民党分为四类：左，中，右和共，取联左孤中打右的策略。为了加强左派力量，共产党动议呼吁汪精卫立即返国。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中监委联合开会决议应正式敦请汪精卫返国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
自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出国后，蒋介石担负起国民党政领导之责。当蒋介石离广州上前线时，蒋指派谭元凯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任中央执委会主席；谭是第二军司令，是位科举出身的学者，政治家和旧军官。他是个过于慷慨宽宏大量的人，以致无法抗拒共产党对他施加的压力；张则是蒋最信任的朋友，也是不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信任的人。鲍罗庭安排一群左派国民党围绕着他，领头的是陪冯玉祥一道从俄国回国的徐谦，他自认是苏俄事务专家，作为冯玉祥在广州的个人代表，并作为中执委委员，徐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不久，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迁都武汉。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克南昌一周后，鲍罗庭在外长陈漠，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宣传部长顾孟俞陪同下离广州赴武汉。十二月五日，谭元凯和张静江经南昌赴武汉。当他们还在南昌时，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庭组建了一个称做联合党政会议，作为在等待在武汉正式设立国务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期间，党政最高指挥机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中共应当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强化在军中的政治工作，现在许多军官与国民党理念毫不相干，为使其中立并将其转变成真正的国民党人（亲共产党的左派）有必要强化政治工作，并对他们实行严密监控。”
鲍罗庭试图利用唐生智制衡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和日益高涨的声望。唐则利用鲍来增强自已的地位。两湖控制在手，他已准备挑战蒋的最高权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苏军事总顾问特鲁尼（Teruni）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向鲍罗庭提交的报告中称，谭生智拒绝派他的军队到江西，因为“此种行为将助蒋在江西打赢胜战”。“唐不仅不希望蒋打赢，甚至希望蒋被打败”。唐告诉苏军顾问：“蒋介石太疲惫了，他最好应当休息，既然他在江西不能赢得任何战事，如果让我指挥，我不但将拿下江西，而且将攻克南京。”唐生智还与孙传芳和日本人联系，未经国民政府授权，唐要求苏联支持他武器，以便他能取代蒋指挥国民革命军。唐还试图组建保定系以对抗蒋介石的黄浦系。（注十二）
鲍罗庭设立联合党政会议，明显旨在削弱蒋介石的权力。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蒋介石在南昌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身份召集了一个政治咨政会议，并通过决议命令解散在武汉的联合党政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总部暂时设在南昌。鲍罗庭则以联合党政会议的名义，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会议。因此，在北伐军事行动的关健时刻，革命阵营却分裂成武昌和南昌两个中心。为努力解决分歧，蒋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专访武昌，受到激动人心的热烈欢迎。共产党仍视他为领导中心，他们不想在此种局势下进一步将蒋介石驱赶到极右派，鲍罗庭则是国民党中的极端激进派。
蒋介石回忆说：“当晚在招待晚宴上我作了发言，鲍罗庭最后发言激烈批评我党。要点是在革命阵营中有人试图镇压工农群众运动。他用各种方式羞辱和欺负我党领导人张静江，最后他警告我‘蒋同志，你我共事已三年，你十分清楚，我们不允许那些反共，反劳工，反农民者在我们中间存在。当他讲完后，我决意质询他一系列重要论点，但主持晚宴的徐谦执意休会，而不予我任何提问的机会。次日当我见到鲍罗庭时即问他：‘谁是军阀？谁正在镇压工农运动？谁是削弱了党的权威的领导人？他无法回答我。然后我接着说‘你不应当毫无根据地叫骂指控他人。你是一个苏联的代表。你不应在国民党中制造分裂。今日苏联已非三年前的苏联。今天苏联已是个强大的国家。的确，有人说，苏联代表另类帝国主义–红色帝国主义。如果你是如此傲慢，象你昨晚那样随意指控，那么你肯定会招致国民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愤恨；如果你试图利用国民党玩弄诡计，那么你事实上试图压迫中国人民。不是我们违悖了孙中山联俄的政策，而是你正试图毁灭孙中山之联俄政策”。（注十三）
鲍罗庭对蒋的质询没有任何回应，蒋很快即感到武汉对他的敌意弥漫，故于一月十八日回到南昌。对于蒋此次访武汉，一位外国专家确有另外的说法：“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七日蒋介石抵达武汉，发表公开演说：反对帝国主义，包括俄国。由于其一系列擅自作为和反外国人的言论，使他失去了中央执委会大多数委员的支持。结果武汉政府停止支付维持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所需的军费。迫使蒋在上海征收特别附加税，第一批征收了三十八万元”。（注十四）此种说法表明该专家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不过其提及之武汉政府停止支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费的事实至关重要，军队无军响，必然引起士兵要么抢劫民众钱财，要么哗变反叛，这显然是鲍罗庭和共产党变着法子逼迫蒋介石就范。对此乔那森写道：“一九二七年一月日在与宋子文闹翻后蒋不得不停止向军队支付军响，而未清楚总司令的花费，蒋警告财政部长：若不能立即收到一百五十万元，他将视为双方关系的最后破裂”。（注十五）
一月二十七日经与谭元凯和戴季陶讨论后，蒋说：“我希望党和政府将一致要求终止鲍罗庭在中国的服务。我们不应过分注重外国人如何说我们，有关革命我们必须维护我们自已的独立立场。如果我们让象鲍罗庭那些欺凌的人主宰我们，那么我们又如何完成我们自已设定的革命任务呢？”（注十六）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鲍罗庭和中共决定将反蒋运动公开化，以迫使蒋介石转左。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示威中，邓演达发表反蒋演说（邓是左派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其他亲共政客，也纷纷谴责“军事独裁”；鲍罗庭和中共再三敦促汪精卫归国以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二月底董必武在武昌主持的一个左派群众大会开幕词中说，开会的目的是挽救国民党于军阀统治。徐谦司法部长（激进左派），要求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重组，让共党居重要职位，以便强加革命力量。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对媒体记者说：“所谓加强党的力量，仅是反我的面纱，至于军阀独裁，我不知道那些诋毁我的人心中如何想的。如果是提北伐军总司令的权力，那么，我必须说这些权力虽然很大。。。是源自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的特殊授权。”蒋指出“共产党是反蒋运动的幕后操纵者，在广东时共产党即用同样的手法无情地攻击过一些国民党要人，如今将矛头指向我而已。我将不会再依赖苏联和共产党”。
蒋介石这番话，使共产党死了心。鲍此时施压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执委年会。蒋和他的支持者本应可以主张在南昌开会，但为示善意与妥协，蒋提议同意参会。潭元凯与其他九名委员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先抵汉口参加筹备会。蒋作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朱培德因军务缠身无法及时参加武汉会议。谭元凯提议会议推迟几天，以便蒋、朱出席，但遇吴玉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反对。
结果会议由共产党人和左派主导。三十三名委员与侯补委员出席会议，强行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取消授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紧急处置权；军官任免权集中收归国民军事委员会；总司令对中央执委会负责；国共合作原则，共产党被邀请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被提名人，因此，废除了《清理党务案》中有关双重党籍者不得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规定；蒋介石被假定已辞去中央执委会主席职务；此职被废除，以免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上；任何人未经外长授权，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协商者，均开除党籍；国民政府新增五名部长（两名共产党人）。中央执委会重组，九名委员二人是共党（谭平山和吴玉章），同时谭、吴和林祖涵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亦即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恢复和重建了汪精卫在国民党的权力，重组了所有的委员会，将权力重归汪精卫。执委会通过了扩大与共产党合作的决议（注十七）。
闭会后，中央执委会向全体党员公告称：目标在于制约腐败和军事独裁，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确，蒋介石的名字仍出现在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政治委员会，国务委员会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吴玉章，林祖涵继续攻击蒋介石胡乱浪费军费，镇压工农运动，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勾结。（注十八）
一九二七年二月，蒋介石的卫队一名叫“双枪科亨”的美国保镖前往美国驻广东领事馆，告诉他们说蒋介石恨苏联，与之合作仅是因广东事业的成功绝对需要军火财金支持。西方列强因不愿亲自介入中国内部政治纷争故一直仍保持不冷不热的关系。（注十九）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吴玉章在武昌主持一个反蒋群众大会，邓演达和郭沫诺的反蒋文章登载在武汉报纸上。此时鲍罗庭和共产党开始泡制“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说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注二十）然而，中共当局迄今公然欺骗国人胡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大陆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公开持此谬论；作家余杰胡扯：“在南方重组的新国民党，其党魁孙中山虽然是基督徒，但由于施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亦默许“非宗教同盟”的做法。”（注二十一）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去世，生前从未言及任何所谓三大政策，仅提及“容共”：‘联共’一词最早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声明中。纸面上共产党赢得全胜，蒋介石为北伐军进军上海和南京的军务所困，不理采三中会议决议。国共两党争夺上海的领导权已激烈展开。
注 释
【注一】 George F.Botjer, A Short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一九一九零一九四九(G.P.Putnanis Sons, New York, 一九七九)p.六五.
【注二】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Transformation 1900-1949.(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九八)p.四四.prof. of Griffith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注三】 George F.Botjer, A Short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一九一九零一九四九(G.P.Putnanis Sons, New York, 一九七九)p.六五.
【注四】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二 April,一九二七. [四]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四三.
【注五】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七
【注六】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Transformation 一九零零-一九四九.(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九八)p.四四.
【注七】 Hankow, Herald, Jan 四, 一九二七. P.一二.
【注八】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八
【注九】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九
【注十】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八九
【注十一】 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
【注十二】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四
【注十三】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日在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酒会上的讲话
【注十四】 George F.Botjer, A Short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一九一九-一九四九(G.P.Putnanis Sons, New York, 一九七九)p.六六.
【注十五】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二三.
【注十六】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六
【注十七】 Wolfgang Franke,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一八五一-一九四九,(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一九七零) p.七四.
【注十八】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九
【注十九】 Harold R. 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八三,一九六一)p.二四五-二四六.
【注二十】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九
【注二十一】 余杰“我们从哪里步入了通往奴役之路？”
此文于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做了修改
（待续）
文章来源：百家争鸣【郭国汀律师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