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7日讯】【导读】真实的蒋介石虽然并非道德完人，也非圣人，然而却不失为一个仁心有余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伟人。他的一生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波涛汹涌。本来他完全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出受列强欺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不幸的是，由于邪恶至极的共产党恶魔的强力干扰，竟致壮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陆中国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水深火热，道德沦丧的罪孽深渊之中。
本书根据英美各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的相关二十余部专著综合编译 ，着重参考了日本中日关系专家Keiji Furaya的经典名著《蒋介石：他的生活与时代》，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辛灏年博士之《谁是新中国》和美国专家乔纳森之《蒋介石大元帅和他丢失的国家》与《一个伟大的强国兴衰史》，及大量相关专题论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双方历史档案及精研蒋介石众多演说，信件，日记的基础上撰写了此部宏篇巨著，内容详实，论据充分，立论客观公允，是西方包括汉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史和蒋介石的权威经典著作。书中披露的大量真实史实，对还原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接上期)
二十二 中共篡党夺权
孙中山离广赴京时，指定胡汉民在他离任期间代行大元帅职，授权蒋介石全权训练新的国民党军；任命廖仲凯任所有军队的总党代表。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国民党一时无人有足够的威望与权威令所有国民党员全心支持拥戴。共产党看到这是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最佳时机。在鲍罗庭的操纵下，共产党开始了夺权行动。他们先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并制定了三个阶段的夺权策略：第一阶段，与左派和中间派结盟，打倒右派；第二阶段，孤立从左派中产生的新右派；第三步，推翻新右派后，孤立和打击中间派。（注一）
在孙中山去世前，鲍罗庭已着手实施夺权计划。胡汉民指出：鲍罗庭相信孙中山的继承人必须是个有高度声望，同时没有清晰的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者。他必须虚荣，以自我为中心，喜好权力。鲍锁定三人：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经仔细观察，鲍首先排除了胡汉民，因胡“难于共事”；继除戴季陶，因其“难以控制”；剩下唯一的汪精卫，因其“野心勃勃以致易受高超技术的操控”。当鲍罗庭告诉汪精卫他是国民党未来领导人最合格者时，汪精卫喜出望外。
因此，孙中山临北上前指定负责大元帅最高职责的胡汉民，在改组国民政府后什么职位也没有，因为鲍罗庭和中共将他划为右派，是必须打倒的首要目标；而孙未提及的汪精卫却一跃成为党、政、军一号种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五三十惨案”，虽是共产党组织发动罢工引发，但这是中国人受帝国主义欺压忍气吞声多年的一次总暴发。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市民，学生包括黄浦军校八百名学生示威游行声援上海，英国和法国军警用机枪扫射示威者，造成六十名工人农民和二十二名士官生死亡，五百人受伤，下令开枪的是英国军官爱默生；国民政府向英、法领事馆提出抗议，但未获满意答复，故决定切断与英国的经济关系，并立即举行针对香港的总罢工，即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一直持续到次年十月十日才停止，给予香港经济致命打击（注二）。大陆史学家杨天石教授对此事件却写道：“一九二五年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广州人民为了支援香港大罢工，在广州租界对面的沙基举行游行。英国在租界开枪，打死中国游行群众五十多人，打伤更多”。杨先生明显搞错了史实。因为广州人民的示威游行是为了支持上海“五三十惨案”，而“省港大罢工”则是英国军警镇压广州市民学生的示威枪杀了八十二名市民和军校士官生另伤五百人，而港英当局不理采南方政府的抗议而引发。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莫斯科设立孙中山大学，由卡尔出任校长，米夫任校长助理，成为培养未来中共领导人的中心。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国民党的关系》书中披露，“中山大学只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没有开过一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课程，从没有开过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注三）“中山大学唯一“宣传”孙中山的书，是匿名作者的《孙文的学说》，该书是按列宁之‘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是以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学说为基础’论调，彻底批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直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才发现这个秘密。
共产党打国民党右派搞得人心惶惶，反对之声全部被封杀，中央执委会五名常委是汪精卫，林森，邹鲁，丁维方和易书德，以革命利益需要为由，林森和邹鲁被鲍罗庭建议派往北方，由两名共产党员林祖涵和谭平山替换，而易和丁在北京，汪则时常以鲍为靠山，结果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实际上变成鲍罗庭和中共操控。（注四）
林森和邹鲁一抵上海，立即会见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薛青，邵源中，叶祖藏和其他要员，宣布在北京召开中央执委第四届会议即西山会议。他们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一座寺庙召开会议，由于广东中执委实际操控在共产党手中，重新选举新的中央执委会委员，并通过决议：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停止汪精卫党籍六个月，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从广东迁至上海；汪精卫犯有严重错误：允许鲍罗庭主导党政事务；按鲍罗庭的旨意将胡汉民驱逐出广东；提拔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即使毛在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十四个月期间，一直宣传共产主义。（注五）
蒋介石与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元老们一样不喜欢共产党。他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前即已明确表达了不同意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然而，他却不让自已的私人情绪影响公共政策。党的政策容共，他执行党的决议，尽力使之成功。因此，他建议西山会议派的老同志深思，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分裂党得益者唯有中共。十分明显，此时蒋介石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希望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能与全体党员合作，促使国民革命成功。他亦期望共产党不要那么迫不及待篡夺革命领导权。但共产党已被群众运动的成功冲昏了头，而未意识到中国工农远未达到为革命而牺牲的觉悟程度。
西山会议派首先公开反对国共合作，但这是一次无效的反抗，领导反抗的元老在党内外无实权，既无政权权力也没有军力，亦无群众追随。在共产党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老朽不足为虑；于是召开国民党二大，共产党操纵主导成立一个资格委员会（邓泽玉，林森，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邓讨厌共产党故拒绝参加任何会议，林在北京，剩下的三位全是共党，因此，二百五十六位二大代表，出现九十名共产党员，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大会开幕，汪精卫任主席团主席。谭平山，吴玉章（兼任秘书长），毛泽东，张国涛，林祖涵和其他七名共产党员组成一个秘密小组每天碰头研究方法手段操纵大会，虽然共产党代表仅占三分之一强，其影响力远大于其人数，实际成为党中党。
共产党的主要动议是开除西山会议派领袖的党籍，蒋介石作为淅江代表反对。一月十日蒋介石招待与会代表的晚宴上说：“国民党是孙中山一手创办，大会代表应避免做任何违反总理意愿之事，如果我们象某些代表主张的那样必须开除老同志，那么我们必须承担破坏国民革命的责任；让我们在二大上别种下分裂的种子。”（注六）
一月十一日，蒋介石与孙科讨论党的团结问题，同意将西山会议派问题放到下一届代表大会上讨论。但吴玉章和其他共党坚持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一月十三日开始争论。十六日大会决议：薛琦、邹鲁永远开除出党；林森，Chu Cheng, Shih Ying邵源中，和另八位元老受到各种处分，必须在两个月内向中执委作出书面检讨，违者一律开除；戴季陶应直接向大会修正其错误，否则应受党纪处分。（注七）同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执委扩大成三十六名委员，二十四名侯补委员；共八名共党委员，六名共党侯补委员；十二名中监察委员中共产党侯补委员一人。
在九名中执委常会中共产党占三人：林祖涵，谭平山，杨宝安。绝大多数国民党委员皆是左派或时常与共党有牵连者。胡汉民虽然反共，但他被驱逐至莫斯科，另外反共者是谭元闿，蒋介石。这是蒋介石首次当选中执委员和中执委常委。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农民部长，毛泽东先任汪精卫秘书，后汪提拔毛任宣传部长；共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大获全胜，故开始相信，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可以跨越，浓缩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冲击下，经几年迅速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段，如今其党化口号强化阶级斗争了。
二十三 蒋介石领导北伐
孙中山毕生多次试图推翻那些渴望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式军阀，但孙未能将他的理想化成现实；继承者完成其未竟的革命事业是孙中山的最大愿望。蒋介石始终坚定支持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自任黄浦军校校长始，蒋便制定了长远规划，迅速训练一支纪律严明，忠诚可靠的革命军队，他将领导北伐清除军阀。蒋相信完成孙中山的遗愿是他的使命，故他不介入党争权争，而是扎实埋头苦干。当时包括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庭及中共皆反对北伐，苏军顾问在纽约时报上称北伐为“一场毫无希望的蠢事”。（注八）中共反对北伐的表面理由是整个计划是军事冒险，而国民党尚未作好准备；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共认为应当先完成社会革命，北伐将不利于共产主义事业，故共产党用尽一切手段阻碍干扰北伐。尽管蒋介石是北伐的领导者，共产党却毫不犹豫地发起反蒋运动。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蒋介石首次提出北伐，在国务委员会招待会上蒋说：“我详细研究了中国的局势与我党未来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我相信在今年内如果我党加倍努力，军阀即将被推翻”。两天后在向国民党二大提交的军事报告中，蒋说得更具体：“现在国民政府有能力动员八万五千人，我们有六万支步枪；士兵已能按期发军响，他们的生活水准已有所提高；军校已毕业六千名士官生，我们的政府有力量在其他省扩张影响；过去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这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胜利，我们已赢得人民的支持，因为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武装力量。”
汪精卫及鲍罗庭均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北伐计划。鲍罗庭随后返俄国，按莫斯科指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基桑卡（Kissanka）质疑蒋介石的北伐军事计划的可行性。他反复强调，“此时发动北伐是自找灾难和失败”。蒋介石试图说服他北伐的可行性，却遭苏军顾问的嘲讽和挖苦；更令蒋吃惊的是汪精卫改变态度加入了反对派。为表达他的失望，蒋介石于二月八日愤而辞掉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职，次日又辞去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之职；汪精卫既不接受蒋辞职，也不挽留。二月二十七日蒋介石面告汪精卫：要么接受他辞职，要么苏军事顾问基桑卡必须走人。三月八日，蒋再次访汪，述说让苏联操控党国的危险性，蒋指出：“不应当允许第三国际干预国民政府的独立和主权”。在一封给汪的信中蒋写道：“自二大以来，我们已停止在党务，政策制定及军事方面起积极作用。我对所有这些相当悲观，如果在军事上我们不再能起积极主导作用，那么未来的革命是注定无所作为的。因此，我斗胆建议你立即采取措施提醒俄国人：限制中国的主动权，已悖离总理联俄的目标，违悖了苏联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独立的承诺。”（注九）
蒋与汪的谈话是绝密的，但不久基桑卡即知道了全部内容。因此蒋介石确信汪与苏联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因而根本无法使汪理解俄国与中共相互勾结的阴谋。
苏军顾问基桑卡未止于口头反对北伐，他极力煽动一些军官反叛蒋介石，他告诉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王谋空，如果他反对北伐，莫斯科将予他财政和其他支持，使之成为军团司令。该阴谋被蒋发现，王随即被解除军职。中共刊物此时亦开始反蒋，公开或暗示蒋是新军阀，军校政治指导主任高义衡（共产党员）将蒋介石与段其瑞相联“在我们的组织中有个段其瑞，为推翻北方的段其瑞，首先必须清除我们内部的段其瑞”。由于尊严受到严重伤害，蒋介石深感沮丧陷入失眠，一度他想出国一走了之，汪精卫暗示他最好离开广州。经深思，蒋介石决定留下战至水落石出。
注 释
【注一】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五八
【注二】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五九
【注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委员。转引自灏年“孙中山与共产党”。
【注四】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三
【注五】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三
【注六】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五
【注七】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六六
【注八】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一八五零-二零零八.(Allenlane Penguin Books, 二零零八)p.一一五.
【注九】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七三
此文于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做了修改
（待续）
文章来源：百家争鸣【郭国汀律师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