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5日讯】【导读】真实的蒋介石虽然并非道德完人，也非圣人，然而却不失为一个仁心有余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伟人。他的一生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波涛汹涌。本来他完全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出受列强欺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不幸的是，由于邪恶至极的共产党恶魔的强力干扰，竟致壮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陆中国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水深火热，道德沦丧的罪孽深渊之中。
本书根据英美各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的相关二十余部专著综合编译 ，着重参考了日本中日关系专家Keiji Furaya的经典名著《蒋介石：他的生活与时代》，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辛灏年博士之《谁是新中国》和美国专家乔纳森之《蒋介石大元帅和他丢失的国家》与《一个伟大的强国兴衰史》，及大量相关专题论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双方历史档案及精研蒋介石众多演说，信件，日记的基础上撰写了此部宏篇巨著，内容详实，论据充分，立论客观公允，是西方包括汉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史和蒋介石的权威经典著作。书中披露的大量真实史实，对还原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接上期)
十八 孙中山“联俄容共”
最早向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者是共产国际的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赴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提出的，当时中共所有的党员一共只有四百二十三人。（注一）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最初提出此建议者是共产国际的荷兰人亨得里卡（Hendricus Sneevliet）。
一九二一年底，经陈独秀介绍，马林到桂林找到正在忙于准备北伐的孙中山，此前马林已会见陈炯明，但两人话不投机；在张太雷陪同下，马林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抵桂林（孙中山的北伐总部）。马林与孙中山举行了两次长谈，在场的有胡汉民，许崇智和其他国民党要员。马林建议：（一）重组国民党，以便向全社会扩大其影响力；（二）建立军校，以便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的基础；（三）国民党应与新成立的共产党合作。马林确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于是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未作肯定答复，仅是表示同情苏联革命，但怀疑适宜苏联者未必适于中国。马林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答：“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马林再问：“为何你毕生致力于革命？”孙答“因为我爱人类”。马林对此答复感到迷惑不解，事后他对张琦说：“以人类的名义进行革命只能失败，成功的革命必须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注二）
一九二二年一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会议，列宁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涛讨论了国共合作事。中共在苏联的强压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孙中山不接受。孙认为自已和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他并不想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座，由于孙不接受共产党以平等地位组成联合，马林被迫同意共产党人不以共产党的身份，而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当孙中山被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赶出广东转到上海后，马林赴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并促使他用军事手段，取代以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重新夺回广东的任何企图。孙中山因对西方列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深感失望，开始考虑寻求苏联的帮助。马林同年九月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新进展，基于这一事实，共产国际决定放弃扶持北方军阀吴佩孚的努力，转而扶持孙中山。马林在苏共党报上发表了他的观点，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新起点。（注三）随后苏联政府委派高级外交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赴上海向孙中山保证：实现中国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以依赖俄国的援助。（注四）
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飞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见孙中山，告知苏联拟帮助他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孙此时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急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以实现其毕生奋斗的目标。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特别决议，“由于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支绝对独立的力量，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故命令中共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必须保持其绝对政治和组织独立。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民党的合作者。”于是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其决议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中心力量并应居于领导地位”。（注五）
苏联驻北京外交代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孙文越飞上海宣言》：（一）孙博士认为由于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苏联体制的条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二）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注六）（三）双方同意：“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即‘联俄’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 （此即‘容共’的条件）。（四）苏联承诺向孙中山提供二百万金卢布和武器援助。
该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而非与共产党员名义加入国民党，更非国共两党之间的平等合作。据说当年的蒋介石相当激进，他于一九二四年说：“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注七）。但此说吾以为此说依据不足，因为蒋从莫斯科考察归国后，对苏联政治体制有明确清晰的否定性结论。
尽管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他的顾问却明智地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最终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注八）。于是列宁决定采取“三叉”政策：（一）派共产国际代理人进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一九二零年）；（二）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权从中国取得的特权，并派外交代表到北京；（三）派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代表说服和促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接受苏联援助。（注九）鲍罗庭评价孙中山：“非常迟钝，他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力非常差。他经常用一种大街上行人的简单方法理性。他自认为是英雄，其他人则是暴徒，他仅是一个乐观的小暴君。”孙中山称国民党有三万党员，但仅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积极参与者。然而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唯一核心，拥有独特的能提供合法性而军阀们所不具备的民族主义观念。”英国驻华总领事基勒斯（Bertram Giles）认为孙中山“有朝一日，如果他活着的话，他将统治全中国，他是狂热，执著，不可预测的；依我看他是一个麻烦人物，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伟大的种子。”（注十）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回到广州，此时陈炯明已被赶到广东东部。孙中山自已没有军队，依靠广西雇佣军，每月支付他们三万五千元，但雇佣军仍然偷商店，设赌局，开妓院，贩毒品。一个对中国人素有好感的美国旅游者哈里（Harry Francke）说：“中国没有任何一省比孙中山和他的军队控制下的人民过的生活更悲惨，它或许是中国管理最差的城市。当局强制富人借款，对一切东西均加附加税，全市有八百家鸦片烟馆”。
苏联政府派鲍罗庭（Micheal Borodin）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抵达广州，他并非国民党邀请，而是苏联政府主动委派，给孙中山的介绍信称：“我党最老的一名党员，有多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苏联永久和负责的代表。在他的指导下事情进展将极大加速。”（注十一）鲍以罗斯塔通讯社代理人（Rosta News Agency）的身份抵达广东，他是作为苏共政治局的代表，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的确切任务未定义，主要是重组国民党并向国民党注入生机；随即成为孙中山的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庭一开始便相处甚欢合作良好。鲍说服孙，国民党应改造成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并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在后面支撑。孙接受了鲍推荐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党纪，重组国民党成金字塔结构，中央执委会在最高层，同时坚持他的‘三民主义’。（注十二）鲍罗庭基于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起草了一份国民党新计划，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结果，国民党被改造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粗糙的复制品。引进了布党的煽动宣传术，创建了一支有国民党观念的军队。一九二四年五月由苏联出资金和军事顾问，创建了黄浦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凯任党代表（廖于一九二五年八月被暗杀，由邓演达继任军校党代表；据称胡汉民和许仲青（Hsu Chung Chin）涉嫌，鲍罗庭令两人出国），汪精卫成为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苏制武器源源不断运到广东。鲍罗庭非常器重蒋介石，鲍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有的人均必须服从蒋介石将军”。（注十三）蒋介石常在军校大会上说“孙中山指示我，鲍罗庭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有关政治问题，他的意见应当接受。”“苏联同志对我党是真心实意的，你怎么能说鲍罗庭是一人专制呢？”（注十四）
十九 “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骗局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即公然欺诈：“中囯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注十五）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在“与英国记者贝特朗的谈话”中，含糊地道：“…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注十六）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在“中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文中誓：“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注十七）
一九八一年，日本中日关系研究专家Keiji Furaya 在《蒋介石传》中便明确指出：“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吴玉章在武昌主持一个反蒋群众大会，邓演达和郭沫诺的反蒋文章登载在武汉报纸上。此时鲍罗庭和共产党开始泡制“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说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注十八）一九二七年春，鲍罗廷在武汉中共机关报“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宣称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在一九九一年也已指出该所谓新三民主义纯属中共欺诈的产物。辛灏年先生在《孙中山与共产党》中论述道：
台湾著名现代史学家李云汉教授指出：“孙先生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一词，孙在世时，共党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承认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 大陆陈锡其教授在《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日后总结的提法。”黄彦教授认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
一九零五年十一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一九零六年八月，香港《中国日报》介绍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开始简称“三民主义”。孙中山一生演讲论著三民主义数十上百次，从来仅谈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一九二四年春，在“联俄容共”后，孙在广州作《三民主义讲演录》，仍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联共’一词最早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陈独秀汪精卫上海联合声明中。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真实意图表述得清楚明白：“由于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苏联体制的条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孙说：“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注十九）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孙中山强调：“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党，他将被开除”。（注二十）
苏联方面同样十分清楚联俄的含义与底线：鲍罗庭说“中国远未准备好共产主义，从摩天大厦到人力黄包车的比较，中国至少落后时代一百年”。越飞说：“苏联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唯一目的是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他解释说“唯有孙中山的三民民主义可在中国适用，共产主义决不适于中国。”
孙中山因急需要苏联的财金和军事援助而联俄容共，孙中山自信有能力控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部分是基于他对苏联意图的理解，部分是因为他对中共瞧不上眼。他认为俄国之所以欲与国民党合作是因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能够实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团体。孙中山富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当然深知国共合作仅是权宜之计，日后，俄国会支持共产党，以实现革命的高级阶段。但共产党还很弱小，人数力量微不足道，充其量仅是一种潜在威胁而非现实危险。而孙中山太需要俄国的军事和武器装备援助了。孙中山不能让将来可能的威胁，干扰其现实的目标，而若国民革命成功，国民党的声望也足以对抗共产党，因此不必害怕共产党。
因此，所谓孙中山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改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之说，纯属在孙中山死后，中共和鲍罗庭及毛泽东强暴孙中山精神意志的政治阴谋。毛泽东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仍不敢公然欺骗，但四个月后即开始公然欺诈，中共的欺骗一以贯之，以致直至今天仍有余杰，李劼，杨天石等文人仍上当受骗而不自知。
注 释
【注一】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一九九一)p.六。
【注二】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三二.
【注三】 H.Maring, “Die Revolutioner Nationalistische Bewegung in Sud-China” Die Kommunistische Sept 十三,一九二二.
【注四】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 五四零.
【注五】 Hua Kang,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chap.vi.sec 一.
【注六】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五四零,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三八, 一九六一) p.六二.
【注七】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p.二五.
【注八】 李劼在“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文中称：“孙中山翻来复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 “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南郭点评：李文很有瞎编乱造的味道，诸论与史实严重不符。是苏联主动多次找孙中山，列宁仅是建议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而非建党；列宁嘲讽孙中山“无与伦比的处女般天真”何来赞不绝口？孙中山从未改变三民主义的内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完全是包罗庭和中共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伪造强暴孙中山意志的欺骗谎言。
【注九】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Quotation p.二二. also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一六二零-一九六零( Penguin Books, 一九六九,一九八零).p.一八五.
【注十】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二零零四) P.六四.
【注十一】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Quotation pp.二四三-二四四.
【注十二】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一九三四) pp.二七零-二七二.
【注十三】 Tang Leang-Li, Inner History, p.二三四.
【注十四】 Wu,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lliance, p.七六六.
【注十五】 有关毛泽东的公然欺骗，辛灏年先生在《孙中山与共产党》的演讲中作了细致的论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囯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八年，第六一一页。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文中，再次宣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第三三八页；一九四零年一月，毛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第六六一页；为了将鲍罗廷伪造的新三民主义“合法化”，毛开始攻击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伪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此前，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第六五零页；毛还胡编：“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第六五四页；毛泽东的谎越撒越离谱，干脆悍然“弄假成真”、“去真存假”：“…这种新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假三民主义。”第六五零页。
【注十六】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八年，第三四八页
【注十七】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八年，第二三九页
【注十八】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九九
【注十九】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一九三四) pp.二六七-二六八.
【注二十】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三七.
此文于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做了修改
（待续）
文章来源：百家争鸣【郭国汀律师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