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3日讯】【导读】真实的蒋介石虽然并非道德完人，也非圣人，然而却不失为一个仁心有余的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英雄伟人。他的一生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波涛汹涌。本来他完全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出受列强欺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不幸的是，由于邪恶至极的共产党恶魔的强力干扰，竟致壮志未酬身先死，以致大陆中国人民迄今仍真正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水深火热，道德沦丧的罪孽深渊之中。
本书根据英美各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的相关二十余部专著综合编译 ，着重参考了日本中日关系专家Keiji Furaya的经典名著《蒋介石：他的生活与时代》，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辛灏年博士之《谁是新中国》和美国专家乔纳森之《蒋介石大元帅和他丢失的国家》与《一个伟大的强国兴衰史》，及大量相关专题论文。作者在大量研究中日双方历史档案及精研蒋介石众多演说，信件，日记的基础上撰写了此部宏篇巨著，内容详实，论据充分，立论客观公允，是西方包括汉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史和蒋介石的权威经典著作。书中披露的大量真实史实，对还原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接上期)
十四 情深义重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孙中山将总部设在绍关，重新启动北伐，五月十一日孙下令他的约五万人的军队，进攻北洋军陈广元部，迅速取得一系列出人意料的胜利。在此紧要关头，陈炯明下令他的军队从广西撤回广东，进驻各战略要地。孙中山意识到局势严峻，仍期望陈炯明不至于背叛。孙邀陈在广州会面，希望当面说服他回到自己的阵营。六月一日孙中山离开绍关前往广州总统府，为显示他不担忧陈炯明，孙中山甚至未带卫士，也未为个人安全采取任何预防措施；陈则到怀州拒绝到广州与孙会面。同时北方的军事局势迅速转向。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直奉战争最终暴发。在一周内东北军被直系军击败，赶出长城以北。一个月后，已成为北方军阀最具实力的吴佩俘将徐世昌从总统宝座上赶下台，扶持黎元洪重登总统宝座。同时，恢复一九一七年解散的议会，均是按照一九一二年临时约法的精神重设亦是合宪的。因此吴佩俘说：以宪政的名义设立的孙中山的广东政权，业已丧失其合法理由，因此应当废止。这一主张听起来相当有理，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同，甚至不少国民党元老和社会名流亦赞成。
这正是陈炯明一直等待的良机。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陈炯明驻广州近郊的军队公开发动反孙中山叛乱，陈派薛岳团长（即后来的抗日名将）率兵朝总统府进军，孙中山在几小时前已得到警告，但他不相信一个他如此信任的委以如此重任的人，会以如此不理智的方式反对他；早上二点，孙中山被告知，陈炯明的军队已作好准备，等待命令即动手；直至孙中山听到远处军队行进的动静时，他才相信；于是孙急忙离开住所，穿越大街小巷，顺利抵达海军总部，海军将官文书德让孙中山登上永丰号战舰，驶出黄浦港。六月十八日蒙难中的孙中山在此危险时刻，因急需一位可靠的军事顾问，急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的朋友们建议待局势清晰后再作决定，蒋介石不顾朋友们的忠告决意衔命赴难。临行前给张静江一函称“如果我被杀，请照顾我的家人”。蒋乘第一班轮前往广州，当蒋介石经香港转船抵达时，孙中山眼含热泪动情地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领共生死。”并称“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二万援军。”从那时起蒋即为孙中山完全信任。蒋四十年后说，当时孙中山对他说：“我仅有十年的命了，而你还有至少五十年幸福的未来，希望你能奋斗五十年，实现我们的原则和理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孙中山托廖仲凯捎亲笔信，谓蒋“兄能在军中多待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孙中山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长女国方千世回忆说：“孙先生说过，蒋介石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位青年。”为孙中山临终记遗嘱的汪精卫对蒋说：“孙先生临终前，曾一再呼唤介石，介石……”
同时，陈炯明极力买通海军将官，因为被陈炯明收买，三艘战舰因此离开黄浦港。永丰轮暴露在岸炮威胁下。为避开炮火攻击，永丰轮只得驶往另一港口，为此六枚炮弹击中永丰轮，造成船体多处损伤，不少海军士兵伤亡。抵目的港后的一个月期间，蒋介石一直侍奉孙中山左右，等待返广东的忠诚的北伐军解救，但他们注定失望。八月六日忠于孙中山的军队被陈炯明击败，八月九日孙和蒋乘永丰轮被迫离开广东水域前往香港，十日早上转乘一加拿大船前往上海。永丰轮上与孙中山在一起的一个多月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此前蒋介石一直仅是国民党中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许崇智被陈炯明击败后，退至福建与支持段其瑞的王永合作；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二日攻占福州；十月十八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抵达福州，发现广东第二军的情形远非乐观。派系山头纷争仍十分猖獗，他感到受到军官同僚们的排挤，结果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回到上海。孙中山命令蒋立即返回福建，但蒋介石直到三周后才返闽。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陈炯明撤出广州至韦州。三月二十三日孙中山返广州，立即恢复军政府，他任命蒋介石任他的参谋长。广东的局势不容乐观，广西军司令沈宏英计划确立他自已成为广东省的新主人，四月他调转枪口反军政府，他的军队进军广州，孙中山命令云南，广东和广西军平息叛乱。陈炯明仍然是军政府的一大隐患。陈的军队控制了广东省东部地区，对广东和福建构成潜在威胁。意识到军阀基本上不可靠，孙中山令蒋介石即来广州。蒋介石于四月二十日抵广州，此时沈宏英的叛乱已被击溃，但陈炯明再次起事；蒋介石立即投入平陈战役。五月底陈军陆续攻占梅县，潮州和汕头。六月十六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元帅府野战总部参谋长。在他的努力下，重新取回一些战略要地，但蒋发现很难与那些阴谋反对他的同僚军官共事，故于七月十二日蒋介石再度辞职返回故里。
孙中山晚年向左转向，主要原因是西方列强一直视孙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梦想家，因而拒绝向孙提供任何经济援助。而苏联则是唯一的一个愿意帮助孙中山统一中国的国家。加之列强派出炮舰干涉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接管广州海关（注一），使之对西方列强更加反感。省港大罢工则使南方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关系坏到了极点。
十五 远见卓识 肝胆相照
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一九二二年八月抵北京后即派代理人赴上海见孙中山，告知苏联拟帮助他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孙此时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急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以实现其毕生奋斗的目标。越飞因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亲赴上海经与孙中山数次长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发表《孙文越飞上海宣言》，“阿道夫越飞（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不存在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主要和即刻的目标是取得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注二）“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这是‘联俄’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 则是‘容共’的条件。宣言表明孙中山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容共的前提条件，仅是允许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而非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因西方列强拒绝支持他，故被迫转向苏联。那时孙中山主要考虑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因此获取军事援助成为头等大事，故他拟派员前往苏联考察获得军援的可能性，蒋介石自然成为首选。
正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孙中山由于急于寻求外国援助，同意接受共产党人个人加入国民党，于一九二三年七月，派蒋介石赴莫斯科学习考察苏联军事，并面呈斯大林、托洛斯基和Chicherin私信：“朋友们能帮助我在中国的工作，我派蒋介石先生赴莫斯科与诸位讨论具体方法和途径”（注三）。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介石持孙给苏联领导人的介绍信，率团（沈庭义，王登云和张太雷）从上海经满州赴苏联，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会见了包括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等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未能见到列宁，因为列宁当时已病重；他们着重研究苏联共产党，红军和政府组织，访问了苏共中央党部，政治局秘书处，考察红军政委系统；考察彼得格勒三天，访海军学院；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七日孙中山致卡拉汉函。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等人出席第三国际的一个会议，蒋发言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扶持的军阀”。苏联外长告诉蒋介石蒙古想与苏联结盟，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蒋介石次日致函外长称“日前你说蒙古害怕中国人，我必须告诉你，他们不是害怕国民党，而是怕北京政府的军阀，如果苏联与蒙古真诚的友情，应当尽力使他们解除这种担心。”蒋与托洛斯基会谈时，托说“自一九二零年波兰战争后（即苏联红军入侵波兰遇惨败）列宁得出结论，苏联将尽力道义和物质上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再直接军事支持，苏联将尽力从武器和经济上援助中国民族革命。”蒋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探讨苏联支持国民党从库伦（乌兰巴托）攻击北洋军的可能性，当时贿选总统曹锟（直系军阀）统治北京政府。（苏共夺权后，部分白军逃到蒙古后继续活动，苏军趁机进占了库伦，从此苏联一直把蒙古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趁机向托洛斯基时提出该请求。但托洛斯基说，“中国人如果要进攻北京的话，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出发，国民党人的脚步绝对不允许踏进蒙古的土地”。当晚，蒋介石在日记写道：“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别看他口口声声讲是你的盟友、同志，但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中共曾动员蒋介石参加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拒绝，理由是参加中共这是一件大事情，他要请示孙中山先生。（注四）
十月十日中国学生来到蒋住的宾馆庆贺双十节，蒋发表有关孙中山的谈话后，共产党学生指责蒋介石偶象崇拜。
十一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一行乘火车回国，于十二月十五日抵上海，然后返奉化写了一份书面考察报告，对苏联政策表示担忧，“从我的观察和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我注意到苏联存在激烈斗争，共产党内亦然，我确信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恐怖暴政，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不相容，这些是我在中国永远也无法想象的”。蒋介石说：“你不能信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苏联人缺乏诚意，苏联的政策是沙皇主义的别名而已。寻求吞并中国东北领土，并苏维埃化国家。苏联共产党的唯一目标是使中共成为其合法继承人。他们不相信我们国民党能与他们永远合作获得成功”。十二月三十日接收孙中山电报要他尽早返广州报告中苏合作的所有问题，并作出计划。一九二四年一月当蒋面见孙中山时再度表示了他的担忧。孙说：“别让你自已被怀疑和担忧陷入困境”。
那些相信苏联是中国真正朋友的国民党员严厉批评蒋的报告，包括他的朋友廖仲凯。蒋给廖仲一封信重申了他的担忧，并补充说明，该信附件在中央执委会成员中传阅：“有关苏共，我相信应当区分事实与理论，我们不能仅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的理论的某些方面，而无视事实，我个人观察得出的结论：苏联不能完全信任。我告诉你，对苏共所说的话，我们只能相信百分之三十。这确实令人沮丧，考虑到你对苏联的过度信任，我不想使你过分不安。就他们对孙中山的态度而言，仅共产国际成员，区别于苏共成员，似乎对孙中山持高度尊敬。在俄国的中共党员时常贬低和怀疑孙中山。”（注五）大陆研蒋专家杨天石却称蒋“给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说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实际行动有很大的差距。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的边疆，对蒙古、新疆有野心”。似乎有意掩盖的蒋函的关健内容，虽然可能并非杨先生的本意，因为在大陆公开发表的任何言论，都被中共暴政强暴过滤。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琨通过贿赂和威胁议员当选总统，他既腐败又无能。孙中山建议以国民政府取代军政府，而国民政府不是孙中山过去努力建立的宪政政府。此时他已对西方代议制政府丧失信心，不过他仍信仰民主，他主张在实现宪政以前应当有个训政时期，早期的（一九零五年）三民主义仅有非常简单的原则。民族由原来的推翻满清政权，进一步成为将中国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和在中国所有的民族权利平等；民权由原先用共和政府取代君主制，发展成不仅包括许多间接权利，而且具体的选举权，动议权，公投权和弹劾权；民生由由早先的平均地权，变成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注六）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任命蒋为黄浦军校筹委会主席，二月三日蒋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委员，因有关部门拒拨军校开办费用，蒋愤而拂袖离粤，直到四月二十一日，在孙中山等催促下，蒋介石才回粤就职，五月三日任命蒋为黄浦军校校长兼任许崇智的广东军参谋长；孙任命廖仲凯任军校党代表，其权力与校长平行同等。李济深任训练部主任；王博林任教学部主任；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学部副主任；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汪精卫，胡汉民，邵源中任政治辅导员。
五月五日，首批三百五十名学员入学，到六月十六日军校正式开学时已有五百学生；军校初创时仅有九百六十名军官，仅一年后便剧增为三万名军官。军校首任苏联教官帕夫洛夫（Pavel A.Pavlov）是位战争英雄，不幸于一九二四年夏天淹死。后由瓦西里（Vasillii Blyukher）继任。苏联教官原定学员须经十八个月培训，蒋介石因想培训越多人越好，坚持缩短课程，结果黄浦军校的课程仅六个月。黄浦一期六百四十五人，至一九二六年，已有三千人毕业，其中有越南的胡志明。双枪科享(Morris Cohen）原系孙中山的保镖，后成为蒋介石的保镖。尽管军校既缺钱又缺枪，在一年内超过二千名学生受训。
蒋介石本人时常亲自上课演说。蒋与学生同吃同住一同早起做早操，尽管对学生纪律要求严厉，从各渠道调查表明，蒋深受学生们喜爱。蒋有一次在军校讲课时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肥鹅和一个炉子说：鹅代表俄国，如果不能快将鹅烤熟的话，它将成长养大并将厨子吃掉，自已下厨，将中国放在烤架上。一九二六年陈立夫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南方国民政府汪精卫成为主席和军委及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传闻有人欲暗杀廖仲凯，汪精卫和蒋介石。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凯被暗杀，汪精卫、蒋介石当场痛哭失声，胡汉民则面无表情。后包罗庭借口胡汉民及其兄涉嫌，将胡汉民驱逐至莫斯科考察，实则夺其权力；后来查明该暗杀阴谋疑为陈炯明及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所为。英驻港总督曾向英国请求拨款用于广东消灭红色运动基金，伦敦回电指示他放弃此念头。（注七）
南方政府没有自已的军队主要靠雇佣军维持秩序，因此广西和云南雇佣军控制着广东财政收入，他们不乐意军校的成功，他们知道党军的壮大不可避免影响他们在广东的权力。哈佛大学毕业的宋子文，美国顾问评价他：有良心，急智，务实，反应极快，归纳简洁明快，他负责财政，非常高效，使税收增加两倍，银行存款增加了六倍，为蒋介石提供了充分的财务支持。
注 释
【注一】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Longman, London & New York, 一九九八, p.四一.
【注二】 Louis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II.五四零, Quoted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三八, 一九六一) p.六二.
【注三】 C.Martin Wilbur’s Sun Yat-sen, translated by Patrio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一九七六)p. 一五一
【注四】 Allen S.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一九一七-一九二四(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九五五) Quotation pp.二四三-二四四.
【注五】 Furaya p.一一七. Keiji Chiang Kai Shek (New York: St.John’s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八一)p.一一七.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Senoralissin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Craf Publishers New York, 二零零四) P.六二.
【注六】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一九八一)p.一一九-一二零.
【注七】 Wilbur, C.Martin, How, Jwlie Lien Ying, Missionary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八九)pp.一六八,二零三(note 八九).
（待续）
文章来源：百家争鸣【郭国汀律师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