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4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4年10月8日
罗斯福说，由于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缅甸尚未收复，要援助中国很困难。
总统说，目前重庆每月能得到两万多吨货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吨左右。从“空中桥梁”不能运送更多的东西了，因为超重型飞机Ｂ-29M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样运用激烈的革命词藻，所以党员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判断和思维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然而，他用表面上看来正确的逻辑推理，任意对马列主义作出解释，这些解释乍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因此，有时在他的结论中能发现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所用的论点。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秘密决议中，见得最多。它们夹杂在“文件说明部分”的一些词句中，夹杂在列举出来的正确结论和见解之中。可是，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之所以要通过一个文件，就是因为其中有这种混杂在一些词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论点。
把有关整风的论述，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话，以及打扮成反“教条主义”的反苏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里面，已成为毛泽东的文风。这也就是早在1942年毛第一次谈到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动摇不定，迫不得已而对苏联采取的亲切态度，这是毛活动中的危险的征候。政治形势要么把这些暴露出来，使它们更明显，要么把它们掩盖起来。毛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嗅觉很灵敏。他很会估计形势的发展，但由于不特别聪明，也常犯错误。他认为苏联会战败，但苏联没有。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他就不会那么鲁莽从事了。
革命斗争可能会使中共中央主席处于一种只得按马列主义精神行事的地位。就连最近发生的党员对审干委员会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谴责等事，也在告诉毛，对此必须加以考虑，而党员那样做，倒能促使共产党走上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道理。这种前进的运动最终可能战胜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无论如何，对群众的革命情绪，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以及苏联的威望，毛泽东不得不经常加以考虑，并使自己去顺应这些情况。
最近我们谈话时，毛一再劝我不要对东方人的灵活性表示不满，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变得灵活点。
新四军正在作战，他们在江苏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有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主席对伯金将军的访问很生气。他愿期望美国人会提出很重要的建议，而且会与美国政界上层人士进行接触。可是，伯金将军却只是来庄严地授予巴雷特上校战斗勋章而已。
美国人为此组织了一次盛大酒会。我敢说，巴雷特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得到勋章的──他是美国在东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经验的情报官之一。这个四十五岁的，秃了头的人，长得很健壮，举止庄重，充满自信。他特别友好，常常带笑，显得随和、诚恳。毛尽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论是德帕斯，还是伯金，都没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使毛泽东坐立不安，因为他准备好了所需物资的清单和各种建议等。
我认为美国人决定要检查他们使团的实地调查，并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总之，中国同志大失所望。
谢伟思是美国人中最细致的，他告诉中共领导说，这些高级军官访问延安是故意做给重庆政府看的。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这样说的。总之，他把给毛服的苦药丸包了层糖衣。
日军的进攻继续得逞。10月1日，他们占领了湖南新宁，10月3日占领了宝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