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1日讯】【《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四 为打赢内战不惜出卖祖国权益以争取俄援
中共的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虽然获得了苏军的阴谋配合和物资援助，但苏俄所援助的军用物资，毕竟是以东北的矿山、工厂、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即我国东北的原有资产、资源和日本战败前在东北的二十亿美圆投资作为交换代价的。后来，当中共的内战状况不利时，或中共内战眼看就要胜券在握时，中共或是为扭转战局，或是为了争取内战的早日胜利，便以满足苏联对我国国土的野心和对我国资源的贪心，而出卖祖国的权益和东北的资源，以争取苏联的继续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夫曾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于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
中共获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苏联允诺在外交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苏联承诺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五十架。三是苏联承诺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四是苏联承诺将现在东北由苏俄控制之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五是苏联同意中共红军在东北局势紧张时可取道北韩退入俄境。六是国民党军队一旦发动对东北两栖登陆攻势时，苏联军队愿意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七是苏联允许中共红军在北韩建立空军训练站。八是苏联愿意协助中共夺取对新疆的控制权等。由是，中共获得了足可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的武器，林彪在黑龙江训练的四十万新军，以及原三十万汉奸军队和八千侵华日军，其主要武器便是从苏联所得。
中共出卖祖国权利和资源的主要条款，一是中共承诺苏联对我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益。二是中共应对苏联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之情报。三是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绵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联。中共允诺中国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定》。在该协定的主要条款中，中共所出卖的祖国权益和资源，一是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二是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扎军队。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应依靠苏联军队作战。四是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五是如果欧洲爆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人及劳工二百万人支援苏联参战。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苏联承担建立苏联与中共联合的空军力量。二是苏联允诺尽速装备并训练中共军队十一个师。三是苏联在条约签订后即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
由是，中共开始有了整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由是，中共才绝不是小米加步枪便打垮了的它的敌人，而是以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显然，应该作为对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对祖国资源和权力的不断出卖和苏联的不断支援下打赢了这一场内战。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却在美国一再削减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败了这一场内战。这便是所谓美、苏要共同“制止”中国内战的经过和结果。
第五 中共数度“挖心战术”的重大历史效应
中共建党后曾四度打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两度公开两度隐蔽。第一度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俄党的附庸，在苏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国国民党，公开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窃据了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许多高级职位，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部分各级地方组织。这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第一度“挖心战术”。第一度挖心战术实为后来中共再度进行挖心，奠于了关系和思想的重要基础。第二度是在国民党清党和苏俄在中国直接领导的共产革命失败后。基于一度打入国民党所留下的关系和影响，中共曾采取不断渗透和潜入地下的办法，打进甚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尤其是特工部门，从而为中共发动武装暴动，即在苏俄的命令下发动武装叛乱，特别是为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及其领袖人物，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战术”中，中共有所谓地下工作的“前三杰”，即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还有他们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曾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担任主任徐于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直至负责人事和中央调查科各地组织的建立。同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还有胡北风。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所有机密全为钱、胡所掌握。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由钱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钱壮飞曾受命赴东北调查东北军事，钱即与陈赓、胡北风组成三人小组，表面上由钱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于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是时，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从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机关和主要负责人及周恩来本人，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悲剧”。【注三十】彼时，还有一个原来既亲共又亲国民党的人物杨登羸。杨在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时，曾为中共所左右，因而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其中特别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都因他的保护而安全脱险。而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中共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于此期间，极为突出者是地下党员刘鼎，因宋庆龄的介绍而被送到张学良的身边，从此为策反东北军、特别是策动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即表扬他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注三十一】
第三度是在抗战时期。在本时期内，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并在毛泽东的一再指示和周恩来的长期布置下，“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毛泽东语）。当毛泽东在延安大抓国民党特务，几乎将延安变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时，在后方，即在被共产党称之为“国统区”的重庆等地，成千上万有身份和无身份的中共地下党人，却始终地活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和场所，并在根本不用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会发动“抓特务运动”的安全条件下，为共产党进行“挖心”。工商学政各界风云人物中的亲共人物，如阎宝航（阎明复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庆的联络中心。国民党上将胡宗南的亲信随从和机要秘书熊向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来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边。【注三十二】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军阀亦大多数在共产党那里留下了后路。更有许多少不更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产主义理想的巨大诱惑而被秘密地拉进了共产党内，或很快就成了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进步青年”。这一次长达八年的“挖心”，实为嗣后中共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为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暗结了一条特殊的并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战线”。
第四度即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共于前三度已经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而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由是，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连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必胜的作战计划。所以，“解放”后，毛泽东才会表扬刘斐是解放战争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因能将胡宗南大军决策进攻延安的计划，准时地通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为此，周恩来曾经欣然地说道﹕“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注三十三】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长的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李克农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时，曾坦白地承认﹕“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顺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层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及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因它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被不抗战而有充分时间从事“挖心”的中共将它布置妥贴，所以，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一旦陷于窘境时，政府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由是而终于造成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
最后，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苏俄的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实际上，也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质的政党，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又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和相当自由的社会，所以，才会为境外颠覆势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兼 问 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经打赢那一场内战，就要粉墨登场，在北平建政、建国之时，为了再一次获得苏联的支持，刘少奇曾率领中共代表团郑重地访问了苏联，恭敬地拜谒了共产沙皇斯大林，倾心地表示了他们将在国际社会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决心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斯大林对于中共的朝拜，自是满心欣然。兴奋之余，竟对刘少奇说﹕“胜利者都是正确的，你们胜利了，你们就是正确的……”
然而，当真“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反之失败者便都是错误的了？如果是，则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被一伙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飞机为劫匪所持，则胜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确的了？如果是，凡弱国之败，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了？如果是，则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发展，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进步，便不能有失败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错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进步，各民族、国家、地区的发展，竟大多要历尽曲折和艰辛，甚至要历经反复失败和倒退的命运，才会达到它们最后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靠阴谋和杀戮才获得夺权成功的历史；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等历史上鲜有的独夫民贼，同样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做尽坏事以获得成功的事实——恰恰证明，它们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确”的一个结果，却是邪恶战胜正义的一种“倒退”。因此，侈谈“胜利者都是正确的”，无非是一个不正确者在为自己的“胜利”乔装打扮罢了。
注 释
【注三十】 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注三十一】 吴天遥：“刘鼎和西安事变”。《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注三十二】【注三十三】 熊向辉：“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