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3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4年9月15日
戴维．巴雷特发胖了。他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上下，北平话说得很地道。他很随便，并不盛气凌人。他军服上衣的袖口通常不扣扣、往上卷一点。领带随便塞在衬衫外面。他的军靴显得很旧了。虽然綳着脸，但还是和蔼可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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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朋友。只有他所需要的人，但不是朋友。他只赏识一时用得着的人。一切的一切，凡对他个人无用的，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此外，他把对他本人有用，以及对“他的”革命有用的事物，看作是一回事。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甚至革命本身也不例外。
这是一种特殊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对生活舒适与否是不计较的。权力，才是他唯一的梦想和野心。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也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唯一途径。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看得出来，他对限制权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除了权力之外，一切都是尘埃。他对历史上所有伟人的业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过去的伟人所以强烈地把他吸引住，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毛泽东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权。有权就有理，有权就是胜利，有权就有一切。
党和人民只是一种想像虚构的事物（某种抽象的概念），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
毛常常会见很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别不爱交际，甚至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冷酷无情到了危险的程度。
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直觉。他虽然感到在我们这一世纪的革命大动荡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他并不怎么理解。他把毛记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与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想法把权抓到手。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个人的观点相抵触时，他就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拿蛊惑人心的宣传作幌子，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的全部活动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适合他进行夺权的策略来。依他看，原则只不过是别人对革命应尽的许许多多的义务。多么实用主义的公式啊！这就是他怎样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的办法。原则束缚住千万人的手脚；他以原则的名义行事，自己却不受原则的约束。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毛泽东的哲学，一种没有道德和野心极度膨胀的哲学。
1944年9月16日
延安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相当离奇的社论。美国观察组事先与闻了文章的内容，但结尾部分仍使他们大吃一惊。
很清楚，走这步棋的目的，在于使美国人按平等原则分配武器，即将来给中央政府和特区的武器数量要相等—根据美国武器的情况，这是一种苛求。
另一个目的是加紧进行会谈以便收到实效。
还有一个目的是削弱蒋介石，使美国人削减援蒋的数额。
社论详细叙述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意义，提供了关于武器、弹药和食品的分配情况。
至于黄山会议，则成了最后决定向特区运送武器的一个借口。这次这个问题可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人提出来了。
1944年9月17日
巴雷特上校巡视了一个旅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未来的抗日联合作战得出了几点结论。
观察组组长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结论，送给了共产党的军政领导人。这份报告是美国人在特区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得到的第一个成果。
美国观察组组长把这份报告发往重庆美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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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想法常使我夜不能寐：情报局局长能够很容易地把我干掉，因为我对他自己所干的勾当，以及他的保护人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太多了。
耗尽体力的传染病，陡峭的山路以及其他许多“事故”，能帮助他干掉我。
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走得这么远。莫斯科在他们的计划中占很大的分量。他们是想干掉我的，但现在他们还不能这么干。(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