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2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 利用 破坏北伐 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 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第二 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根据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再地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谋方针的明确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不仅声震全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悖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注十七】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注十八】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注十九】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指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确的证词。
第三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期举行”。【注二十】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州省政府的政权。【注二十一】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注二十二】为他们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汪精卫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造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这份训令不仅在口气与内容上，与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辙，而且与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命令中共执行烧杀政策完全一致（详见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证时曾明确指出：“计划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西方强国与蒋介石为难。”虽然这一场以袭击外国人为手段，意图挑起列强干涉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苏俄和中共为破坏北伐，已可谓心机用尽，更可谓手段用极。
第四 苏俄与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苏俄与中共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实已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崭新国民革命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给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却反而制造了无穷尽的乱象，将曾经一心向往北伐的无辜民众，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渊。
但是，正是这一切才最终逼出了国民党“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决心，以将三年来借俄援和容共而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破坏北伐的苏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并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取代已经完全被苏俄顾问所操纵的武汉“俄国政府”。但是，苏俄与中共却以为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时机终于到来：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遂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褫夺他的一切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则提出了“南伐”，要汉方的北伐军打回广东去；中共领袖周恩来竟坚决要求“东伐”即东进讨蒋，以诱发北伐军的内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以为“他的箱子中还有草”，【注二十三】仍妄想继续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派们，因出于良知未泯而要求继续北伐。因为他们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军心和民心。【注二十四】但是，汉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严重不稳；夏斗寅的“叛军”已经顺流而东下；【注二十五】“马日事变”的枪声更是震撼了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政权 ；【注二十六】曾为鲍罗廷诱惑的新旧两栖军阀唐生智已擅自还兵武汉，虽愿反蒋，却同样要反共拒俄；【注二十七】连曾经近俄亲共的冯玉祥也开始驱逐共产党并与苏俄疏远，更在对是非、权力和利益的比较中，由武汉转向了南京 …… 【注二十八】斯大林给中共的一纸“训令”，虽然推动了中共最后的背叛，但这一纸“训令”对汪精卫所起的反面效应，却是逼出了汪精卫“分共和驱俄”的决心。恰如汪精卫于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注二十九】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希望全绝”而待罪归国；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后、偏远、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注三十】点燃了叛变的烽烟。中国的共产革命亦终于从俄式共产革命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和绵延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历尽艰难才推翻了专制王朝和专制制度，又历尽艰难才夺取了十七年反复辟胜利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兼 问 谁是反动派？
在中国大陆，可谓无人不知“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联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指责国民党是反动派。
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有两层含义，一指国民党就是反动派，二指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前者固无需解释，后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内曾有过一个不亲俄、不亲共，或曰反俄、反共的“反动派”，即国民党“右派”，有时亦干脆被中共称为“反革命派”。
但是，在中国大陆每一本为中共所钦定的历史教科书里，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当时，全国人民都极其地渴望着、并热切地支持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而国民党蒋介石又恰恰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了军阀，初步统一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非但没有“反动”，而且是“顺动”。因此，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或指斥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则意从何来？
相反，今天，当我们已经能够明白当年反对、利用、破坏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者，和对全国人民所一心向往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施行“反动”者，竟恰恰是苏俄和由苏俄亲自指使的中国共产党时，至于谁才是真正的反动派，还有必要一辩吗？
注 释
【注十七】 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注十八】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注十九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九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派王一亭、王晓籁等二九名代表往见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对商业有维护办法，并诉说“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蒋乃保证说：“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注二十】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二十一】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注二十二】 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二十三】 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注二十四】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注二十五】 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共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注二十六】 夏斗寅起兵反共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分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注二十七】 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呈恐怖”。
【注二十八】 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注二十九】 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又发布了反共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国。
【注三十】 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