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6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4年8月20日
为了打通通往中国的陆上运输线，战斗正在缅甸进行着。米特金(Mitkin)是个转运站，印度到中国的陆路就从这里开始。
罗斯福宣布，唐纳德．马尔．纳尔逊和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将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问中国。
纳尔逊是美国军工生产署署长，赫尔利将军是美国前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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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主席对新形势渐渐地适应了。原来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派”都安排了工作。毛泽东所急需的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绝非康生情报局提拔的那种人所能代替得了的。说到领导人，毛愈来愈愿意任用朱德、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聂荣臻和叶剑英。他们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助手了。这样做并非出于中共中央的心愿，而是迫于形势。
这必然使原先有权有势的康生少数派丧失威信。生活把他们推到后面去了。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情报局头子的权力削弱了。
延安正在缓慢而痛苦地苏醒过来。
党正在逐渐摆脱空谈和自我毁灭的做法，清除人们怕再挨整的懮虑，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开始积极地工作。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努力的结果。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苏醒的欢乐。在今天的党组织中再要出现1943年的那些做法，是完全不可能了。共产党员旦不再接受的。康生感觉到了这一点，毛和其他人也都意识到了。
不承认这种新形势，就意味着会控制不了未来事态的发展。所以，毛为了利用形势变化来达到他的私利，就使自己去适应这种形势。
德国的最终失败，日本的溃败，以及中国的政治命运—这些大事还在后头。但它们已初露端倪，并逐渐在把延安唤醒。在这样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团结的、强有力的党，因此毛尽力在给党政干部恢复工作，恢复名誉(即使只是非正式的，只要对他们表示“信任”)。
党员都高兴起来了。他们认为1942年和1943年的镇压是一种偏差，而应负全部责任的只有康生及其一伙。
对这种看法，毛听任其发展。这是一种策略。他还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无缺。他是没有过错的。中共需要开展整风运动，但遗憾的是，这个运动被“具体执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对整风的看法，只能这样来解释。
1944年8月21日
美国总统宣布，他即将派赫尔利和纳尔逊来华执行一项紧急的绝密使命。
唐纳德．马尔．纳尔逊实际上是华盛顿最重要的行政官员。纳尔逊负责执行整个美国国防生产计划，换句话说，负责美国的军火工业。实际上他掌握着管理美国全部经济的关键职位。
这样一个人物到重庆来，事情本身就证明，白宫把中国问题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对美国政策的发展来说，这次访问无疑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最为重要的访问。
衡阳地区又在进行激战，史迪威和蒋介石为打退日本人的进攻，正在作殊死的斗争。
国民党部队正努力突围到宜城去。
1944年，日本人有希望打胜仗，当然只是在中国打胜仗。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人把一个个阵地丢给了盟国。美国人完全控制了海域和天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确实在进行拼死抵抗。他们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战斗中，大约丧失了45,000名士兵，其中当俘虏的只有100人。
我和科利亚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很少见面。有时好几天我们只交谈几句话。我从早到晚在延安到处转，然后急急忙忙写成通讯报道。我睡觉时，科利亚把报导拍发出去。(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