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1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4年7月16日
苏联是反希特勒联盟中最主要的力量，毛泽东仅仅在写文章时和给莫斯科发贺电时才承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这种承认，也表现了他缺乏与蒋介石相抗衡的信心。万一明天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呢？过去是谁帮了他的忙？现在会帮他的，又是谁？所以，莫斯科不断收到经过选择的口号、保证和许多表示“良好愿望”的声明，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
我现在已深知毛泽东的为人了，我认为，他与王明的冲突还有另一个原因(当然不像主要原因那么重要和有影响)。王明在战前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之一。毛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是这是毛的性格。
夜，万籁俱寂。我浏览著文件，烛光闪烁不定。报导，报纸和译不完的稿件。我刚译完的这一篇的结束语是：“毛泽东是我党和人民的最有战斗力的领袖。”工作情沿就是这样，就是毫无办法。
与毛有过一些接触之后，我认为，只有符合他的利益时，他才说真话。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标准。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机会捞点什么(即使用最不体面的手段)，就干！理由嘛，过后总会找得着的！
列宁说过，制定政策不是为了去适应某个个人的心理和行为，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利益。但是，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这个或那个步骤是不是冒险主义的，是不是可以用较小的损失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地说，他对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有时，我觉得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个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腔调说话，说得忘乎所以。他极端无情。对他来说，善恶随一已之私利而定。他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时，他平常那种无生气的样子就无影无踪了。
1944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主席又让我给莫斯科拍了一个电报。
电报详细叙述了蒋介石军队失败的原因，在湖南衡阳战役中，中央政府的军队不是避而不战，就是一触即溃。军官萎靡不振，人民不支持军队。虽然中共领导的方针是慎重的，国共谈判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谈将继续进行。
在敌后进行抗战的中共部队与前线打仗的国民党部队有很大差别，而且差别越来越来。中共部队向前推进，实力不断加强，而国民党军队正越来越陷入危机。蒋介石部队仓皇撤退，面临崩溃。如果敌人继续进攻，国共两党部队之间的差别就会更加明显。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在敌后一直打胜仗。一些大的根据地的人口增加了，已经不是以前报导的7,000万人，而是将近８,600万人了。在中国的一些战场上，中共部队消灭了大量的伪军和敌官兵。在南线、中线和北线，收复了几个地区，还收复了许多城镇，其中包括24个地区的中心市镇。
我在毛泽东的电报上加了下面两段话：
—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们参加抗战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够客观的。
—电报中列举的数字，是毛泽东从专为一批外国记者来延安而准备的、带倾向性的材料中取来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