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6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 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注二十五】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注二十六】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感。【注二十七】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力……。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注二十八】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是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城”和“柱石”的蒋介石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干脆将国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介石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蒋介石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介石的某些作为，还未能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介石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介石。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介石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注二十九】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注三十】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注三十一】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难境地。【注三十二】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介石如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注三十三】 可以说，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共先觉”的思想基础。并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介石鉴于他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着苏俄、中共对国民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着本党的利益，保护着本党的人士，发展着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注三十四】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注三十五】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 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已经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注 释
【注二十五】 参见杨树标着《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另，除上述两计划外，还有：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呈孙的《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和同日呈孙的《粤军第二次作战计划》。第七八页。
【注二十六】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一九八六年版第一六七、一六八页。
【注二十七】 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传记文学社印行。
【注二十八】 具体名单参见下卷第一章第三八七页。
【注二十九】 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第五节。
【注三十】 参见杨树标着《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另，除上述两计划外，还有：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呈孙的《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和同日呈孙的《粤军第二次作战计划》。 第八十、八一、八五页。
【注三十一】 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传记文学社印行。第十三、十四页。
【注三十二】 陈立夫：《成败之监》第五一页。
【注三十三】 一九二四年三月蒋介石给廖仲凯的信。另参见本书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注三十四】 陈立夫：《成败之监》第五一、五二页。
【注三十五】 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蒋介石致汪精卫函。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