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30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 坚持三民主义 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 —— 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注十三】
二 坚持中国国民革命 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注十四】
三 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 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注十五】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种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方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国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体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以“天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条件。因为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划一切”，他们才为自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注十六】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只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争取过来……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凯，并由廖仲凯交付俄国顾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农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 实际是要公然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也就无由达成了。
注 释
【注十三】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二六一页。民族主义第二讲。一九二四年讲于广州。
【注十四】 〔俄〕斯捷潘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注十五】 孙中山对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谈话。一九二二。
【注十六】 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印行。作者为中国大陆现代史专家，谢持先生嫡孙。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