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0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 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注二十八】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 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 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注二十九】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注三十】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注 释
【注二十八】 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只有四五·七万人，至一九一九年已达一三八万人。一九一零年清政府开支只有一亿零二百万两，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之时，政府开支已达一亿五千三百万两，一九一八年更猛增至二亿零三百万两。在中央政府，军费已占国库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在地方政府，军费竟占百分之九十。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盐税、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农民，以江苏昆山为例，一九零五年自耕者占百分之二十六，佃耕者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一九一四年，自耕农已减少为百分之十一点五，佃农则增至百分之七十一点六。
【注二十九】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六卷一号。
【注三十】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一九一六年五月号《新青年》。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