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5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4年2月12日
还是在继续不断地死记硬背“二十二个文件”！
中国人民把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与共产党及其领袖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民族屈辱，没有封建和资产阶级掠夺的生活。
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使中共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受奴役的民族接受民族主义，把它当成一种反抗的形式，一种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表现，一种统一国家的自发力量。但是，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这种“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有几百万人投票支持共产党。但希特勒培植起来的沙文主义，使一切都走向了反面。如今，由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这几百万人，正在打他们自己的阶级兄弟。据说，这是为祖国而战！
对克虏伯、沙赫特之流来说，当然是为“祖国而战”！但是，为什么样的祖国呢？！
人们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来到延安。虽然他们无知，并受到诽谤，但是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人人都热爱祖国，毛泽东正在利用祖国的观念，作为反对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绝妙武器。中共正以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做法，用民族主义取代爱国主义。
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这就是毛泽东攫取权力的手段。
延安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忠实的，但深受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之害。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仅与整个世界隔绝，而且同自己的祖国隔绝，因而容易接受“洗脑筋”。那些不接受“洗脑筋”的人，则由情报局头子来对付。
毛假社会主义之名背叛社会主义，假共产党之名损害共产党，假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统治。
1944年2月22日
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代表进行“洗脑筋”。
代表们将要在党和全世界的面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阐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代表们在延安已经待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几年来，延安就特别卖劲地给他们“洗过脑筋”了。毫无疑问，不到毛泽东充份相信了对全体代表“洗脑筋”的成绩，从而自信他的政策能取得彻底胜利，代表大会是不会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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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谈了他的同事—外国医生的情况。
马海德是在瑞士学医的(他自己对奥尔洛夫这么说)。马海德说他是个皮肤科医生，但他什么病都看。他会讲英语、法语、希伯来语、中国话和阿拉伯语。
弗雷医生。奥尔洛夫对此人怎么学的医，大有怀疑。如果说，马海德是个还不错的皮肤科医生的话，弗雷就是一个完全不懂医道的人。他自称医生，但实际上不过是个差劲的助理医士。他说他在维也纳一所医学院攻读过。1939年以来一直在中国。他懂德语、英语和汉语，并且能说能写。
米勒医生，德国犹太人，来自迪塞尔多夫。他是个治疗学家。他说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他不善于交际，落落寡合。
贝．迈蒂斯医生，是个混血儿，父亲是马来亚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柏林一所医学院毕业，在西班牙打过佛朗哥。他能讲德语、英语和中国话。
这些人是中共党和军队一些领导人家里的座上客，同他们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依我看来，除了贝．迈蒂斯之外，这些“志愿医生”的真正活动，是与医务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的举动太做作，对医术一窍不通，对高干病号则死缠住不放。依我看哪，收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1944年2月25日
战前，中国迅速形成了进步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要求创造真正的革命文学艺术。鲁迅就是个知识界的先锋。这是个年轻的知识界，与过去的传统有着联系。但又是朝前看的。
聂耳是我所喜爱的中国作曲家。
我每次因公来中国，总要把灌着他的著名音乐的唱片带回去。那是古老的民间曲调同现代旋律结合起来的音乐。聂耳是中国音乐界的崭新的杰出人材。聂耳真是风格独特！
聂耳就是生活的韵律，阳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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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日本战俘工作的是冈野。他性情温和，但意志坚强。他的工作效果，还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本军方把青年培养得狂热地崇拜天皇(女神天照的后裔)，同时不顾他国人民的死活。士兵的使命就是为天皇而死。士兵要视死如归(“死轻于鸿毛”！)。
但是，战俘中有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进行宣传活动，反对日本驻中国派遗军。
冈野原来在美国。他的英语很好。(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