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7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阶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阶段自戊戌政变至一九零零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是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运的飘摇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绑期。
本阶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维新失败，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清王朝顽固派因以而得势，志在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因以而失势，政治上既重现专制王权的全面强化，经济上则使得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裹足难前。然而，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经使清王朝在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占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本阶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为等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为“保皇会”。梁启超等也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则于上海成立了“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谋请光绪皇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一九零零年，康有为在海外华侨、特别是北美华侨的经济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军即“勤王军”七个军，决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时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张之洞于一日之内即捕杀二百余人，唐本人亦遇难，遂使康、梁、唐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业惨遭失败。由是，一场意在专制改良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惜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以进行武装改良，甚至并不在意这一场武装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动乱、暴乱、混乱、直至国家分裂的结果，但因它仅仅是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会遭遇彻底的失败。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阶段在民主革命派，却因为政治改良的惨败和王朝命运的飘摇，而使得孙中山所发动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绑期。一九零零年，由孙中山亲自发动的惠州起义虽然仍旧失败了，但是，国人不仅不再骂民主革命派为乱臣贼子，不仅不再指责民主革命派为大逆不道，相反，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则是：“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后相较，差如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注十四】
辛亥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兴起之后，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终于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特别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对比和民心所向上，开始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终于来临。 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虽然，这个转折，也还会出现一波三折，但是，这个转折的方向却难以改变了。
第三阶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 立宪改良的兴起和失败
一 保皇改良的没落与立宪改良的兴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虽然将一场意在推动清王朝进行专制政治改良的政治运动，变成了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个人愿望，并再一次遭遇了惨败，但是，以康、梁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当作他们的天职，把能否救出光绪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绪皇帝的帝位，当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们个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见光明的前提及保证，所以，他们才会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视为仇敌。为了攻击革命，为了保卫光绪皇帝及其帝位，更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为于一九零二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坚决反对革命，誓言保护大清朝。梁启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便是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胜”。然而，光绪皇帝之不救既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为事实。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为康、梁等人的一个梦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兴的民间改良人士，已开始公开抛弃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宪，即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改变和发展成为要求清政府用立宪的方法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从变法走向变制。这便是立宪改良派的历史由来和政治要求。
二 立宪改良的发展和失败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专制俄国败给了蕞尔之邦的日本，民间的立宪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为借口（指日本为改良成功的误识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一节 —— 作者），联合清政府体制内出现的立宪改良派官僚，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诏告“预备立宪”，著名改良派人士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九零七年康有为被迫顺时势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日本组建“政闻社”。戊戌之后的政治改良派们至此乃步调一致，为推动政治改良，实现君主立宪，更自觉地和拚命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他们甚至将立宪改良当作扑灭革命的良药来劝进清政府说：“若夫政治日益暴恶，虽日取革命党而杀之，而革命党之发生如故。传曰：敌可尽乎？此之谓也。以其无术靖革命党也。”【注十五】因此，唯有“改革之机真动，其革命党何由生存？”【注十六】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扑灭革命，才一再许诺君主立宪。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议局为名，第二度将一批改良派人士从清王朝体制外接纳入清王朝体制内。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遂趁机频繁上书，要求从速立宪，虽然规模日大，却一无所得，四次请愿立宪，均遭清政府借故压迫。改良派虽迫切期待成立责任内阁，临了却出现一个皇族内阁（参见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觉颜面丢尽，乃发表“宣告全国书”，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绝”。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汇入革命洪流，竟从助清政府灭革命，一变而为助革命灭清政府。至此，中国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们，终于走完了他们两兴两衰的历史之路。嗣后除曾进身复辟政权内之冥顽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衔恩旧主者，或投降反间者，在辛亥之后乃成为臭名昭著、危害非浅的专制复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汇入了保卫民主革命成果即护国、护法的洪流，而名亡实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从他变改良而赞革命，弃专制而拥共和，甚至因此而与乃师复辟派康有为分手，直至他绝袁氏之诱吓，导蔡锷之护国，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都说明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从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为革命 —— 这个普遍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而并非只能与革命形成绝对对抗的理论内涵。然而，历史的明监是，改良非败于革命，实败于清庭。其悲剧的症结，是在于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进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则改良成，清庭不改，则改良败。因此，政治改良派们纵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蓝图，别人不识，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第二 清王朝诱以立宪改良 旨在扑灭革命 直至一朝崩亡
一 西太后退守三个不能变
戊戌之后两年，清王朝的飘摇命运，终于迫使西太后不仅重倡改革开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长治，人民久安”的社会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表了她的“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铉……”“上谕”明确表示：三纲五常不能易。这就等于是说，君为臣纲不能变，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清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唯不再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已。由是，西太后虽从三个不能变退守两个不能变，但实际上仍是从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了三个不能变，因为西太后的“垂廉听政”还是不能变。于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并由自己来推行部分康梁新政，虽然为时已晚。经济上，则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开放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甚至以官奖商），大量引进外资，虽意在解救财政困难，却再造贪污公行和腐败益深的社会政治局面。军事上，计划练新军三十六镇，并非为强国，而是为强权，藉以维系王朝统治，却为袁世凯练成私家之军，构患于辛亥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竟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藉以获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对内以巩固王朝统治，对外以绝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虽允许局部开放言论，后期则苛以限制言论。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做法，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反叛满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成效。这个内容和成效只能说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诱以立宪改良 旨在扑灭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败公行，腐烂益深，危机加剧，则一心只想维护大清朝统治的清政府，面对着革命风云四起，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炽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乃决心抓两手，即：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注十七】
就前者论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决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因五大臣考察归国，带回者乃是“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这样一些“立宪的好处”，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国体、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要旨却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将立宪日期定于九年之后。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却借机“黜汉员、擢满臣”，造成大权、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于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逼迫，为进一步诱改良以灭革命，乃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却以“君上大权”为大纲的核心；宣布“议院选举法要领”，竟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诏告“逐年筹备宪政清单”，所列条目竟全然与宪政无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崩殂，于时因革命风潮大张，其势已不可遏，摄政王载沣才一边假意敷衍改良，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意在收买改良人士，以共同扑杀革命；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载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同时，面对着体制内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议局议员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和四次请愿行动，清政府或以国民知识不齐等借口以拒绝之，或以横议干政为由革职查办体制内官员以压迫之，或干脆以押送赴京请愿的议员回籍以绝立宪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
就后者论之，简单地说，清王朝所实行的便是一个“杀”字，即杀革命党。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起义失败止，清政府对革命派起义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极端残酷的。一九零七年黄冈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会的花名册，乃按图索骥，残杀革命党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等都被捕被害，连起义中的临阵畏缩者薛哲，在为人告发后亦遭杀害。安徽一省因牵连而被杀害者达三百余人。徐锡麟在刺杀恩铭被捕之后，竟被挖心以祭恩铭。至于非起义状态下的革命党人，之被抓、被杀、被严刑拷打折磨和游街示众，实屡见而不鲜。著名民主斗士、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曰：“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注 释
【注十四】 《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注十五】 观云：“人人皆革命党，人人非革命党”，《政论》第一号第七八页。
【注十六】 一民：“改革之动机安在”。《政论》第一号第三九页。
【注十七】 李建龙：《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一二零页。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