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8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
—— 论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提要 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 马克思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 马克思鼓吹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 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迁，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由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他进步的欧洲故乡得以实现，即便是在世界的东方，主要是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在按照他们的“革命”理论进行过一番残酷的倒行逆施之后，亦终于走向了自我崩溃和全面崩溃的失败境地。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大趋势，不仅证明民主已经一再地战胜了专制，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民主进步的一种历史反动，它不单单在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发展中，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尤其制造了以共产革命名义疯狂推动专制复辟的历史惨祸，更将夺权和夺权的手段，专制和专制的范围，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方式，推向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之上。以制造了十五亿人灾难和死难的“革命实绩”，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红色记念碑”。
第一 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 本质和方向
历史的事实是，十五世纪的欧洲既出现了文艺复兴，又出现了科学的巨大发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严要求冲破中世纪宗教专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间；后者则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给予欧洲天主教会以致命一击。由是，十六世纪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时代：作为中世纪绝对至尊的天主教教义，因自身份裂而形成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学因日渐地摆脱了宗教思想的枷锁，而日新月异地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从而不仅使中世纪教皇要统一人类宗教教义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统治和宗教专制统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纪不单是科学兴盛的时代，也是笛卡尔怀疑哲学产生的时代。因为笛卡尔要用理性 —— 神，来判定科学的真伪，表面上是要为难科学，实际上却要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权威，来排斥地上的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束缚。其后的斯宾诺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学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现了教会的威权逐步衰落，科学的权威却日渐上升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由经济才要求突破封建行会的限制和封建权力的压迫，人文科学则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会政治更要求政体和制度上的革新。这一切无疑都在预示着，传统农业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形成和发展。于是，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民主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法国民主革命。前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后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新政体是英国人民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才逼迫君主政体让步，并与君主政体实行调和的产物。其后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激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获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上的空前成就。诚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新国家则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从而以其“直接了当之共和”（孙中山语），而成为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呼唤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帜。
如果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乃与英、法民主革命类似，均先后历经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那么，以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风暴，不仅激发了意大利志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动了匈牙利要求摆脱奥匈帝国奴役和要求解放农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后的德国才迫于欧洲的民主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急于建立一个统一、并且是强大的专制帝国；俄国则为了维护沙皇君主专制制度，才一边要继续强化专制统治，一边又要用专制改良的手段，以预防革命的爆发。
一言以蔽之，在欧洲，自十五世纪始，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自由经济与封建经济历经了长期和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在十九世纪逐步地迎来了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和自由经济战胜封建经济的决胜期。这才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 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一 国家基础和社会条件
虽然十九世纪是欧洲民主主义之对专制主义、自由经济之对封建经济的决胜期，但这并不等于说，十九世纪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全欧洲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全胜期。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有的尚处在民主与专制的艰难反复较量之中；有的则处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复杂多变过程里面；东欧的一些落后国家，特别是马克思成长中的德国就仍然处在乡陋和愚昧之中，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还在苟延残喘 —— 当代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在她对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研究中指出：
“德国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讲着一个共同语言，以前同是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小邦国。德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它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种地过活。
“那些按照法则经营着自己种植园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拥有某些封建特权：他们被免除了财产税，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会的圣职授予权，而且控制了省议会。他们通常都将投机所取得的财产和靠传统所积累的特权集于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职并且控制着军队。
“普鲁士有六十七道关税卡，西部各省流通着七十一种不同的货币。 “从拿破仑失败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迅速向工业强国的地位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农业社会来实现的……但是，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对社会仍握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德国的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虽然农业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长，被暴发户和手工匠人所打乱的城市社会，人口急剧流动，阶级对立不断增长，这些都为各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手工业者大量迁移，有的去了国外，有的进了工厂，那些留下来的人，则敌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工匠师傅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往往更为保守……工厂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得不偿失……
“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于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一个典型的地区就是恩格斯长大的乌培河谷。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种严格的僧侣统治观，并认为有义务为了上帝更伟大的光荣而不断增加上帝赐予的财富。”【注九】
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国家基础。它几乎是直言不隐地指出了当代德国的封建性，和封建统治下的德国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敌视。而马克思、恩格斯便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二 个人环境
戴维·麦克莱伦还在她对“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马克思”、即青年时代马克思的家庭和个人的研究中说道：
“象卡尔·马克思这样纯粹的犹太血统是非常少有的……卡尔·马克思的祖父说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犹太教的教职），而他的妻子查盖的祖先更有名气，她是特利尔的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莫泽斯·里沃夫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特利尔的拉比。而在卡而·马克思母亲的祖先中，曾作过拉比的先人一点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尔·马克思的同学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数出身于中下层家庭 —— 是农民和工匠的儿子。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决心选择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的职业。他说，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起来似乎还是高尚的……。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当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伧促从事的人毁灭。
“他还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样的教诲呢？
“走进了大学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注十】
更多的研究还指出，大学阶段的马克思开始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他认为，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已经在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马克思无疑已经受到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强烈影响。而甘斯已经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圣西门主义正确地观察到，奴隶制还没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而实际上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下来。正如一度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相互对立，接着是贵族阶级和平民、国王与臣仆的对立一样，今天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同劳动者的对立。人们只需到工厂去一趟，就会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牺牲了健康去为一个人提供服务和利润，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当被剥削的人象动物一样只有饿死的自由时，这难道不是真正纯粹的奴隶制剥削吗？难道没有必要在这些无产者身上唤醒公民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加他们现在自发地干着的这些工作吗？国家应向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提供必须品，这一观点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未来的历史将不只一次地要求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各个行会中，有一种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如今这些行会已被摧毁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现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劳动者，难道不是从行会专制制度下和师傅的绝对统治下逃脱出来，又受到工厂主同样的统治吗？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改善这种状况的方式吗？当然有的，这就是自由的行会，即社会化。”【注十一】
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人的呼唤。但是，这类“呼唤”，无非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在社会转型期对于正在消亡的旧社会的痛苦呼救，和对于正要诞生的新社会的愤怒指责。是新生命在诞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阵痛，才逼迫其母体所发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这一类的“愤怒指责和痛苦嘶叫”，才又对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们起到了震聋发馈的作用。更何况，这类指责和嘶叫，又是颤响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时，英国的新政体，法国的新国家，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民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的消息，和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复杂及反复较量，对德意志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并且，即便是生活在莱因河谷的德国人，虽因拿破仑曾经占领过，他们也只是对法国的思想和风气仅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况，纵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国自由风尚影响的封建王公大臣们，当他们谈论起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风气时，大不了如同俄国的宫廷贵族们一样，也只将它当作一种时髦和装饰，甚至只将它当作腐烂生活的一块入时的遮羞布罢了。相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正是从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国家里，领会到了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意识，看到了专制和专制末路的现实，特别是从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纪教政合一的残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夺取权力以拯救人类和重新建立人间天堂的宗教狂热，更在已经弥漫了整个德意志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氛围里，接过并篡改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武器。然后，他们才带着对德国封建主和德国小市民、即所谓德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嘲弄，带着德国宗法制加小生产式的“真正社会主义草图”，被迫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和英国。
然而，正处在革命与复辟艰难较量历程中的法国，不仅使他猛然目睹了专制制度所留下的“废墟”，目击了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混乱”，看见了新社会和新制度所承继的破产、失业、贫穷、劳累等历史“遗产”，以及种种足以令人“伤感”的社会现象，而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其艰难创业发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因此，当他听到法、德工人三次罢工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时，他从宗教里得来的要拯救全人类的强烈愿望，便与他在青年时代早已受到影响、此刻正在欧洲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拍即合。这就不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欧洲现实发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后的封建德国，藉以肯定“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兴无产者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则是批判新兴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左右开弓。换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个批判的理论体系，即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以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开始一场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乃是“行动的哲学”，他才会与“正义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帮会 —— 这些被“资本主义”逼迫破了产的德国传统农民结合起来，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改变了对背叛者必须“处死”的帮规，却将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帮语，改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
诚然，正是这样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成长环境，才终于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来源，并为造就一位专制主义的新宗教领袖 —— 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注 释
【注九】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注十】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注十一】 〔德〕爱德华·甘斯：《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三六年柏林版。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