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7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传统农民革命的命运 特征和危害
一 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命运
天命观和大同理想虽然是传统农民造反的双重思想动力，然而，恰恰是这一双重思想动力相互间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质，又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历史结局、历史本质和历史特征的共同性。因为只要“天命观”作为传统农民最为重要的观念而不能改变，则任何一场传统的农民造反，都势必会成为一场“变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农民革命领袖当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实，为旧统治集团中人所利用、所篡夺，并出现改朝换代；三是农民造反革命的失败。”【注一】
上述三个结局中，以第三种为最，第二种次之，第一种为凤毛麟角。
并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种结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换代，并不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即农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复辟之时。由是，农民革命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理想，也就随着新“天命”的确立，旧制度的恢复和新等级的划分，而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欧洲，十四世纪之后由封建领主所发动的农民战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教战争，固因宗教意识和宗教权力的过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农民战争的性质，从而使得单纯由农民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难有事实可寻；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纯然由农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换代的事实，亦唯有秦末刘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方可作为它的例证。然而，亭长刘邦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意在复辟封建制的反叛，为刘氏夺权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刘邦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在本质上又是对六国旧贵族企图复辟分封式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击，和对秦始皇“罢分封、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的肯定及继承，从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却是有赖于异族统治这样一个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对象，乃仅仅是代表着蒙族贵族利益的元王朝，并不涉及到汉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与汉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渐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为汉以后两千年间的农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话。然而，那个真正贫雇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龙廷，当真做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家乡的民歌里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绩”，却是“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婉绝唱。朱明王朝，非但没有丝毫改变与削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反而为了挽救和强化这个专制制度，而将它推到了空前的专制水平之上。这对于农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悲剧结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彻底破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
二 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特征
既然作为农民革命思想动力之一的天命观念，因农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思想动力，即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归于幻灭，所以，起事之初用以号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号，便立即成了几句空话。为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划定名位和重新划分等级所刺激起来的农民英雄们，对于权位、金钱和美女的追求与争夺，便必然要引起内讧与内乱的发生，而首先从内部腐烂起来。陈胜、吴广的“张楚”毁于斯，太平天国的洪、杨内讧起于斯。做成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则“兴内讧、杀功臣、灭冤党”，以维护帝位、王权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内讧，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内讧，才将追求人间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毁灭在起事英雄鲜血淋漓的互相仇杀之中。洪杨、洪韦的疯狂内讧过去之后，每逢周末，当洪氏天朝的官员们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讲“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条”时，伫而听之者，已经寥寥无几了。应该说，正是农民革命内讧的必然性，才为农民造反的英雄们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同样，也正是成功后蓄意兴狱和制造内讧，即采取“飞鸟尽、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维护一姓江山，才保证了新王朝的确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统治地位。
传统农民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对立和矛盾，还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基本历史特征，就是鲜明的暴民运动性质。这是因为，是天命观，才给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以要求变革天命的根据，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才给了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帜，因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动人心和号召造反。但是，一方面虽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却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毁灭平等，从而必然造成革命结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径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实现时的疯狂破坏。加之长期专制统治之下，传统农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简单的专制观念，再就是对专制统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对于思想、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及蔑视，也就于不知不觉之中强化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内讧的残酷，流氓无产者的介入及放肆，和农村中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即不仕子们，对于时代、社会、官场和达官贵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种种变态心理及其必然发作，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成为那一帮乌合之众的当然领袖们时，一场场农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变成一场场“以无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变贬知识为灭知识，从灭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极度膨胀”的暴民运动。然而，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造反者的眼里，不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气壮。这无疑是中国历代农民造反，无不以破坏为能事，杀戮为泄愤，蔑视知识为本色，迫害士人为天职，扫荡天下为壮举等种种暴民行为的根本由来。黄巢攻陷长安后，不仅“搏棰居人索财，号淘物”，而且“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以乱之，捕首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资，宗室候王屠无类”。【注二】黄死，秦宗权更是“屠老儒，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唯乱是恃“。【注三】李自成事起时，“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则“勋戚文武诸臣共八百余人送牛宗敏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注四】与李自成并起的张献忠，克襄城时曾“擤刖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后竟以开科取士为名，“集杀士人于青阳宫，垦杀成都民于中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及至事败之时，又将亿万数宝物，投入锦江，然后决水放流，使一物无存”。【注五】太平天国洪杨内讧时，韦昌辉竟能率众于一夜之间便杀害杨秀清部三万余众，致使江水变色。然而，毛泽东却说：“农民起来了，好得很，他们冲进地主的家里，连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注六】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农村失意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不仅精彩地描写出“农民起来了”的生动情景，而且把农民革命造反的暴民运动特征，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失意的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变态，都表现得相当地形象和贴切。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对于那些在乡村中游手好闲的泼皮二流子们 —— 美其名曰“流氓无产者”们来说，【注七】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财，吃人家浮财；革命就是“直走进人家家里，将人家的洋纱裳拿将出来，拿到未庄上去卖”；【注八】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财产的人家破财散，将一切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批倒批臭，“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显然，正是这样一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者”所进行的“革命”（参见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将传统农民造反的暴民运动性质及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毛泽东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和事实证明。
三 传统农民革命对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于传统农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因而，它才在世界专制历史，尤其是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史上，成为传统农业社会实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历史方式。由是，传统农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为一场推翻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却在革命的结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前所说，其作为传统小生产和传统型小生产者的“天敌”，既带着工业革命与自由经济所散发的新鲜历史气息，又带着足以撼动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小生产方式，乃至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所以必然要遭到传统农民的反对。因此，在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当民主革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条件去及时地摧毁和改变这个基础，甚至还期望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农民也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时，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获得力量的暂时强大，却又因此而完全可能为自己埋下可怕的祸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够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及时地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因为农民的革命家们，他们确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刚刚爆发时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胜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刚刚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转来进攻民主政权，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从而在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上，又增加了一个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如果这个国家里的传统型农民革命，又接受了为近代西方科学所包装好了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那么，其所能焕发出来的更加疯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质上要求复辟的欲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不仅足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个新世界”了。俄国长达七十余年的悲剧历史，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祸延至今的专制复辟现状，以及东欧和亚洲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二战之后因“革命”而重蹈专制厄运的悲剧历程，实已证明了这一历史的真理性。
注 释
【注一】 高尔品：《论天京之变》。湖南人民出版社《优秀历史文学评论选》，一九八三年。
【注二】 新唐书：《李逆列传》。
【注三】 〔明〕：《李逆传》。
【注四】 〔明〕：《李逆传》。
【注五】 〔明〕：《张逆传》。
【注六】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注七】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注八】 鲁迅：《阿Q正传》。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