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6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4年1月9日
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
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1月6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
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从毛这方面来说，通过我们的电台发这份电报，这是聪明的一着。不说别的，这起码表明中共中央主席和苏联小组“和睦相处”，表现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攻击过苏联，没有攻击过在苏学习过的“教条主义者”以及其他同情我国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还另有目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康生保留在中共领导集团之内，康生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决定采取两面派手法：把康生留在中共领导层内，这可以说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同时对王明听之任之，这可证明他是忠于苏联和联共(布)的。中共中央主席想迅速利用王明，来掩盖他的活动，他没想到他的这些活动早已风闻于特区和中国之外。
毛干得并不巧妙，他不过是铁了心，厚颜无耻罢了。
毫无疑问，毛已经猜到了莫斯科是如何理解整风和对王明的斗争的，也猜到了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1944年1月10日
第四军是根据中央政府和中共于1937年签订的协定而建立的。它包括华中和东南各省的正规军和游击队。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违反协议，予第四军以重创。同年1月17日，蒋介石下令解散第四军，但是中共中央的1月20日决议，命令恢复该军，它包括七个师，被命名为新四军。
陈毅是新四军军长。张云逸是副军长。刘少奇是政委。
新四军在京泸铁路、泸杭铁路沿线，以及津浦铁路南段作战。
该军约有9万9仟人。
约4万人的警卫部队屯驻在特区。贺龙的120步兵师正在转移到特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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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愿望是只让党员学一些口号和少量的文章。
这里的一些人继续背诵“二十二个文件”，批评“教条主义者”，否定王明。大家积极地学习上述文件，好像他们是福音书。人们或真或假地相信，”求荣誉必先受屈辱”。(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