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1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五 近现代专制复辟的共同历史特征
一 实现专制复辟的种种形式与方法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当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因公然地卷土重来已经难以得逞之时，其实现专制复辟的形式和方法无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义下，实现专制权力的复辟，或推行专制复辟统治 。即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
二是假宗教的名义，或在教权的支撑下恢复专制复辟统治。这在中世欧洲曾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 —— 因为教权乃是封建专制权力的最高象征与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现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推翻王权的“革命”及其结果，亦充分说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现代最为危险、亦最具迷惑性的专制复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义以反对民主革命。特别是在共产革命的旗号和“反对专制统治”的名义下，发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或传统型农民造反，以达到、或在实际上达到复辟整个专制制度的目的。这种复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即在传统农业社会尚未解体的地区和国家，如东欧和东亚，就曾获得相当的成功。
四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带来了“政党政治”这一政治形式的广泛兴起和使用。虽然，它作为团结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形式，固有其相当的先进性，但是，它作为一种时髦的政治形式，亦为世界许多国家、甚至是专制国家与复辟政权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作为复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实现极权统治的现代专制力量，便成为近现代某些专制政权、特别是现代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的一大时髦。这种政治形式固为现代所有共产国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产国家将它发展成了利用党权以实行专制极权的最佳形式。
二 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种种手段
由于任何一个专制复辟政权都是意在维护、修复、甚至是重建专制制度，恢复专制统治，所以，它们在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也就颇多共同之处。
一是强化专制权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着专制国体的被解体和专制政权的被推倒。因此，专制势力一旦卷土重来，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复、重建专制国体与恢复、甚至强化专制权力，作为其实行复辟和巩固复辟的根本大计。历史的事实是，无不意在恢复和强化专制权力的近现代各国专制复辟政权，特别是在革命名义下实现了专制复辟的苏俄、中国大陆等共产国家，其对于专制权力的高度强化，早已为世所认知。
二是归复等级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专制等级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会秩序。反之，专制制度之根本社会秩序的基础，便是专制等级制度。严酷的等级划分既是专制统治的灵魂，则复辟王朝、或因复辟而建立起来的新专制政权，就一定要归复和重建等级制度，藉以保证专制复辟政体“权力结构”的绝对稳定性。复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义所建立的崭新复辟政权，亦无不以重新划分等级和建立等级制度为其要旨。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如是，苏俄的共产专制制度亦如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等级制度，则已成为世界历史上专制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厉行镇压手段。专制复辟统治虽是被推翻了的专制统治之再生，实为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参见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因此，专制复辟统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无不“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此其一。其二，专制复辟统治，又是民主革命爆发后，因专制势力反扑成功而恢复或重建起来的专制统治，因此，要人民对卷土重来的专制统治心悦诚服，实非易事。因为此一时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时的人民了，因为人民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的洗礼。其三，即便复辟的不是旧君主和旧王朝，而是以其它名义，甚至是以革命名义实现了复辟的专制势力，正因它们是乘民主革命或社会动乱之机，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们才不仅深谙“革命之所以爆发及其如何爆发”，和“统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们的专制复辟政权。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领袖陈云顽固地反对制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证（参见下卷第七章第三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才不可能不厉行镇压手段，这也是它们欲保住这个专制复辟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所以，当它们一旦为保权和保命、即保卫复辟而行动起来时，它们无疑要比非复辟的正宗专制统治，来得更加的残酷。
四是强化思想统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并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专制政体，无不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无不以新思想的兴起与滋蔓，和旧思想的消沉与崩溃，作为革命爆发的前奏。英国民主革命固与新教思想的传播关系甚大，法国民主革命则更与“
平等、博爱、自由”之民主、民权思想的启蒙与传播休戚相关。中国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欧风美雨影响的历史产物。因此，为维护旧思想，铲除新思想，打击与摧毁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崭新民主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任何一家专制复辟政体最为棘手和最为重视的大事。因此，为防患革命再起于未然，为从根本上杜绝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为彻底剿灭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为专制复辟政权较之正宗专制王朝更加重视和特别重视的问题。路易十八复辟后，立即恢复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就是旨在强化思想统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强化宗教思想统治的事实，已明显地说明了思想统治对于一个宗教复辟政权的至关重要。以苏俄领衔的所有大大小小共产专制复辟国家，均以“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为手段，来剥夺人民任何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疯狂地罗织思想罪，更将思想罪定为重罪，并大面积施以极刑，直至因“法重心骇”，而迫使人民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无疑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的较量历程，带来了特别的艰难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来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才带来了革命与复辟 —— 即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同样，也正是这个历程所一再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反复性、艰难性、复杂性与激烈性，才明确地体现了各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历史共同性。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