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7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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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较量的艰难性
一、来自被推翻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它附庸的王室、贵族、教会、僧侣以及一切享有特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因不甘心失去他们的专制政权和贵族特权，而时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无疑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本质所在，又是革命要战胜复辟之所以艰难的根本原因。为了复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为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复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同样是为了复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格丽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在欧洲专制势力企图共同围剿法国革命之际，竟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或投书以告密，或阴谋以献策，或奔走以呼号，或公然叛国以投敌，王后甚至能将法军作战计划密呈普奥联军，以图换取王权的复归。可以说，自一五六一年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迄今为止的四百余年间，全世界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一没有出现过旧王朝、旧王权、旧贵族和旧特权享有者之一再图谋复辟的行径。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共产国家自崩自垮以后，其共产顽固势力一再企图复辟的欲望，实在是他们至今仍在蠢蠢欲动的根本原因。
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为传统的家长制与小生产，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础 —— 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着足以憾动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带着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历史气息。由是，它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复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复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复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宁的共产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出现了以共产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复辟的痛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产国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复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为清教徒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国，正因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复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历史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因为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志。
其次，即便是在一个为民主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国家，将同样存在着专制思想文化的反扑。某些由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旧帽翻新”而产生的所谓新思想和新文化，亦会成为对于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变相反抗。显而易见的是，在俄国，由民粹派所发现的，“俄国农民身上所固有的共产主义本能”，才为俄国“新兴无产者”接受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列宁以共产革命名义实行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专制制度，带来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国，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麦武力统一的实现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起，才带来了尼采、叔本华“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的应运而生。反之，也正是这个倡导“权力、意志与超人”思想的典型独裁主义哲学，才为希特勒推倒魏玛共和国，和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重建专制的第三帝国，带来了专制复辟的明确思想前提。
近现代欧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历程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浪漫运动。这个浪漫运动虽然波潮起伏，历久不衰，但是，它作为变革时代欧洲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表现，亦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浪漫运动崇尚个性，反对旧传统和旧伦理的制约，不安于陈旧、刻板、僵死的社会生活，是故，当它在为个性解放而反对专制压迫时，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并曾成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极而言，则因它藐视金钱，厌恶俗务，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发展，而号召返归田园，回到蛮荒，直至走向反对新时代正在形成的进步社会制度时，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时代要求的反面，从而成为专制复辟要求的一个浪漫“回声”。十九世纪后期那个典型的文学浪漫运动便多少具有这样的色彩。至于俄国农民在精神上的代表、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伯爵，在他面对着“洪水猛兽”似的资本主义时，之所以会被吓回到“好地主的庄园”里去；以及那个“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经看到了下个世纪曙光”、即所谓共产主义曙光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之所以同样把资本主义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兽，而亟欲反对之；无非都是还了他们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原形罢了。
四、来自国际专制势力和某些仅从本国利害考量的国家对于别国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联合围剿。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就曾联合“民主”英国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以共同对付法国革命，直至联合打败拿破仑，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国实现王政复辟。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反动君主又在英国支持下，于巴黎结成三国“神圣同盟”，以抵抗、反对和企图扑灭欧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圣同盟”出兵扑杀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圣同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实现了复辟。应该说，自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以来的四百余年间，各专制强国，各国反动君主，不仅对内厉行专制以纷纷杜绝本国革命的爆发，而且对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别国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主以求复辟。此虽不足怪，然而，怪则怪在，一些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民主国家，即“民主列强”们，他们对内虽推展民主政治，对外则推行强权政策，仅仅为了本国的利害而不惜与专制列强联手，以共同干涉和围剿别国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别国的专制复辟势力，以围剿别国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他们虽已“新其貌”、却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高悬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现。然而，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民主发展的艰难困境，便常常与此相关；中国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的反复与艰难，亦有源于此；今日民主的台湾在国际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样与之难解难分。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