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4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11月28日
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戈麦尔附近。戈麦尔位于第聂伯河和别尔齐纳之间的切尔卡塞和克列缅楚格地区。
随着多尔马托夫、尤任和阿列耶夫的离去，我逐渐忘却了窑洞生活。现在，我住在一所房子的左边，科列亚住在右边放电台的屋子里。
屋里空荡荡的，见不着一个人，深感寂寞！
莫斯科倾向于同意我的意见，这从对我报告的简短回答中可以看出来。季米特洛夫同志对我最近的报告答复说，不要把毛泽东跟中共看作是一回事。中国革命是反帝性质的，这一革命将给伍亿人民带来解放，这本身就是进步力量的一个伟大胜利。
1943年11月29日
王明卧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形下，局势的发展对以他所代表的整个政治路线，越来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会议。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错误。
王明被指责为犯有种种滔天大罪。使“机会主义倾向”在中共党内扎根的，是他；(伙同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向国民党采取妥协而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据说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帮凶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他们用最卑鄙的借口，来证明王明的“反革命行为”—他在上海被捕后获释，这里面有鬼。就以这作理由证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们还指责王明忽视共产党开展斗争的民族条件，因而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观点。一些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说他们在王明任中共领导人时期犯了错误的人，污蔑起王明来最为恶毒。
叶剑英、洛甫和周恩来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有害的，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发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线”的破产。
为了巩固斗争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题为《两条路线》的书。只需对该书略加浏览，便足以看出，它是专门为毛泽东王明的“有害”政策(“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服务的。
博古也由于是共产党当时的一个领导人而受到特别注意。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发言三次来说明他的观点，每次都承认了错误。
博古对我说起这件事时很难受。但是，他蒙羞受辱，并不到此为止。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提出，他必须全面准备，进一步详详细细地把所有的问题说清楚。
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心情好似送葬一般。他们尽力待在家里，相互之间存有戒心。他们希望谈话时旁无见证，用各种借口来避免跟人接触。到处都笼罩着压抑的、恐怖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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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共中央的高级人士对苏联所采取的态度仍旧感到惊奇。他们对苏联总是心怀不满，因为苏联没有给特区提供武器、装备，只供应各种货物。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我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历史上最艰苦的战争，苏联人民在流血，苏联在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他们机械地把苏联看成跟美国一样，但是，美国的国土没有挨过轰炸，城市没有被焚毁，敌人没有占去整片的工业区。美国人民没有被无情地、有计划地予以消灭。
虽然美国在打仗，但它的经济一直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发展着。因此，它才得以按租借法向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提供巨大的援助。
苏联要提供任何援助，就是给事实上已经很紧张的经济再加上沉重的负担。这儿的人把苏联看作是个聚宝盆，从而有可能也有必要从中取得各种各样的物资。但即使在这些困难的年头里，我国还是向中共提供了一笔笔巨额现金援助，这几乎是倾囊相助了。
我本人就是这种援助事宜的目击者。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这一笔笔巨额援款都是他亲自接受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