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4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11月10日
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1930年12月5日中央前敌委员会给后援委员会的信。
第二个是1930年12月15日省执行委员会的第九号紧急通告。
第三个是1931年1月11日第二十军第172团政委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
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就在这次会上，刘士奇被开除出党。
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
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1930年12月5日，他开始行动了。
(一)
中央前敌委员会给后援委员会的信
刘士奇同志并转省后援委员会：
钻进党内的地富的极为严重的暴动，业已蔓延甚广。你务必坚决予以镇压。
你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去找地址，不要像上次那样去找，上次特委会遭到破坏。不这样做，我们的领导人很快就会被杀光。
据龙超清(译音)说，省共青团委员会主席段良弼、宣传鼓动部部长袁超欢(译音)和组织部部长蒋可煌(译音)，现都在东固。应立即把他们抓起来，彻底审讯。
李伯芳是一个甚至更危险的罪犯！
但愿你们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
另外，要利用这些人来找出更重要的罪犯！
今晚，特派两名红军战士送信告知审讯要犯丁秀奇(译音)的情况。这个犯人还没有坦白招供。
你们不必仅限于执行此信指示。明天要提审更多的犯人。
两个送信的红军战士暂留你处，以便在两三天内派他们把信件一起带回。如果你们有紧急报告需要送来，请派通讯员送。叫他把文件装在里边口袋里，上面放一封普通信件，以防AB团【富农、地主的反动组织】发现你们的报告。
中央前敌委员会
1930年12月5日于黄陂
(二)
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 (注1)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的气氛中，统治阶级急于拯救自己，暂时弥合了他们的内部矛盾。这是统治阶级对革命高潮的必然反映。这也充份证明，假如我们在一省或数省胜利了，中国革命就会特别迅速地获得全面胜利。尽管如此，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就需要全国所有共产党员配合行动，首先在一个或几个最重要的省内开展活动。
因此，有必要以坚定的阶级斗争来回敬敌人的进攻，有必要在全国对敌人展开攻势；一旦统治阶级被压倒，就消灭敌人，首先夺取江西政权，并随之建立苏维埃的中国。
这种斗争的爆发，结果将毫无疑义地导致革命的早日成功和统治阶级的失败。因此，敌人从四面大举向革命势力进攻。坚决进行斗争和消灭敌人的时刻来到了。我们只有通过积极进攻和以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来取得胜利。
党内的右翼分子在激烈的阶级搏斗爆发前夕，自然会动摇不定。他们正在退缩，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叛徒和阶级敌人。例如，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日益高涨的时刻，一方面右倾动摇，一方面又阴谋陷害党内同志。毛泽东提出什么诱敌深入、消灭敌人的战术，实际上他躲避、取消斗争，并准备逃跑。就这样，敌人已在进入苏区的心脏地带，而毛还主张撤退，不跟敌人作战。
三军团前委省行委提出竟见，但他不召集会议讨论，个人……【此处原件字迹不清】。毛泽东这样右倾动摇，成了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成了这次斗争中的罪人。毛泽东妄图以此达到他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目的，并干出其他的卑鄙无耻的勾当来。
因此，毛泽东早已策划反对江西布尔什维克党，并正设法阴谋陷害江西党的一切负责同志，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革命斗争，以实现其美梦，成为党的皇帝。这就是富田事件发生的原因。
1.毛泽东其人。
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弃义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虚荣的念头。他通过命令、威胁和一切压服的办法，来影响别的同志。他对党内问题一拿定主义，就很少拿出来在会上进行讨论，往往只关心怎么使他自己的看法得到通过。
毛泽东在需要采取行动时，表现得特别软弱无能。他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尾巴主义”。他对每个行动步骤都拿不定主意，极其反复无常，在进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现阶段，更是如此。他想避免和逃脱这场阶级斗争，不遗余力地去扑灭它。
毛泽东反对中央委员会，由来已久。他用无足轻重的实际困难作借口，多次任意拒不执行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对下级党组织只是宣读和分发了很少几份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不把中央派下来的工作人员放在眼里，而是对他们百般刁难。例如，中央委员会曾经派蔡申熙到第四军去纠正荒谬的游击战术的错误。蔡申熙本应在后来担任第三军军长一职的。
毛泽东不仅对中央委员会的提议置之不理，反而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居然敢不准他担任军长的职务。
中央委员会几次去信，要调动毛泽东的工作。但是他置之不理。
毛泽东经常不惜采取任何政治阴谋来打击同志。
他对干部的培养，一贯利用派别观念和私人感情，以便拉拢一伙人，做他的驯服的政治工具。
毛泽东过去的种种活动都表明，他不够资格做革命领导人，甚至不够资格做个普通的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战士。
毛泽东是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虚荣思想的传播者和党组织的敌人。在他身上表现出逃避战斗、取消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他是共产党的十足的叛徒。布尔什维克党务必毫不迟疑地把他从队伍中驱逐出去。(待续)
注1：通告中刘士奇、李韶九，英文原文一律为Liu Shao-chi。译文根据有关材料，作了订正—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