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9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10月28日
我读了一批信。玛丽亚和孩子们都很好。
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战斗中，德米特利【玛丽亚．丹尼洛夫娜．弗拉基米洛娃的兄弟】牺牲了，二十岁的护士娜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侄女】，在一辆救护车里和伤员一起被德国飞机扫射死了。
玛丽亚的三个兄弟，已经牺牲了两个。
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
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倒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这类事情，专业知识、贡献和经验都不必有—重要的是表明自己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对此大肆叫嚷，同时诽谤自己的同志。
党的原则为个人钻营、毫不掩饰的献媚和自我贬损所取代。自我贬损正在成为延安一般生活的特点。人们似乎发了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争取生存，保住职业，尽可能向上爬。什么荣誉、尊严和同志友爱，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人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发出反苏、不信任我们党和不信任苏联政府政策的气息。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可能指望得到谅解，甚至不可能指望按照公认的党的准则对他进行客观的批评。他处境非常困难。疾病和卑鄙的影射攻击。把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搞垮了。
王明被指控为犯有十恶不赦的罪行。据说，他跟人民的敌人、汉奸以及蒋介石有来往。他妄图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党(就是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从而“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迷恋机会主义”(也是由于他支持共产国际路线和主张同联共(布)友好)。
康生干得最起劲。所有的会议、集会和其他事情，可以说都是由他的人来组织的。使国际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丢脸的恶言秽语，都是从他的办公室放出来的。他使整风高速进行。刘少奇是整风的理论家，康生是整风的实际组织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则是整个运动的教父。
康生对王明特别冷酷无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个人对王明抱有强烈的恶感。他死抓住他的政敌不放(过去在莫斯科，康对王明在若干问题上对他态度不诚恳，怀恨在心)。我跟他谈话时提到王明，刑官的脸色就变了，显露出敌意来。不断激怒康生的，是他不能干脆杀掉王明，是他对王明的政治斗争进行得不顺当，因为王明在党内有身居高位的支持者，而且直到最近他还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路线。康生以公开蔑视的态度来谈王明。
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党为前提的。听康生的口气，我感到王明有被开除的危险，而且实际上这是毛的一伙人策划的。
王明处于绝境。他难以相信，由于他忠于共产国际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由于同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工作人员接触，政治生命就要被毁掉。他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抗日统一战线是打垮军国主义的日本、解放祖国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捷径。不能见到王明了，刑官采取一切警戒措施把他隔离起来。我设法得到毛泽东的准许，让奥尔洛夫去探望王明。对康生派去的医生的工作情况加以监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康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奥尔洛夫去的时候，王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一看到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不禁潸然泪下。
王明的体重大大减轻了；他很衰弱，还不能走动。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他查病时，王明要求他发一份电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说，他把满足这个要求看成是他的义务。王明口述了电稿。奥尔洛夫答应立即通过我们的电台把电报发出。王明叫他不要把发电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这样做是不会受到宽恕的。
王明看来精神沮丧，疲惫不堪。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问题不在于他有病，而在于他处境特别困难。王明的朋友抛弃了他，谁也不去看他。总之，他是完全孤立了。更有甚者，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的妻子不敢告诉他反共产国际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王明运动)的真正规模。他不知道他即将被开除出党，不知道党的工作人员都厌恶他，不知道其他许多事情。过去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一些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正确的人，都声明与他脱离关系。他不知道他的追随者中，绝大部分人抛弃了他，甚至站出来反对他，给他加上一些新的罪名(为了讨得中共中央主席的欢心)，在党的面前贬损他。
康生越干越起劲。眼下他在组织人折磨王明的妻子。
康生的打算，简单说就是，如果不能毒死王明，也要把他迫害致死。王明没有一天不受到“关注”。
我立刻把王明的电报发出。王明要求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告诉中共领导，说他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是遵照其决议去做的，这是他的任务和职责。他坚持认为，毛的新路线违背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利益，因而实质上是一条分裂的路线。
1937年12月会议的决议和六中全会的部分决议，已被看成是机会主义的了。这对中共的国际主义派又是一个打击。
有迹象表明，曾经趁彭德怀和周恩来不在延安的时候，对舆论施加过压力，……他们两人是参加了那次全会的。既然全会的思想被歪曲了，那么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来诋毁他们的名誉，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中共的全部历史，甚至是最近的历史，正在仓促地加以修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