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劳改转场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声中不知不觉到初冬。这时剧院来的这二十几个下放干部和右派，就有小部分要离开农村。其中就有董秘书和欧阳加上一个右派谢大。如前所述，他们三人被排出剧院去了泸洲。我送他们在二郎峡口上了开往重庆的客车，没有依依不舍，只有期盼这样的告别多来一点。他们走后，剩下的右派就比下放干部多一点，不久就宣布转移到南桐矿区的两河乡，与重庆市文化局所属各单位右派、下放干部一起，修桃子凼到两河乡的公路，这样我们从农业劳改变成了筑路劳改。十二月，我们离开了建设乡二郎峡，自己背包担行李经桃子凼步行一天到了两河乡。
两河乡背靠云贵高原的贵州山，乡政府地处两股常年不断的山溪水汇合的小小冲积平地上。那时的乡政府十分简陋，就一幢瓦房，左右两边是杂货店和饭馆，对面还有一幢瓦房是卫生所，同样简陋，只能医治头痛脑热、破皮擦伤，得了大病，最近的医院也在百里之外的万盛，还得翻山越岭步行去看医生。这里山高沟深路难行，人烟稀少很幽静，所以政府要我们这些劳改老右来修公路，虽然是十分简易的，但修成后也能通车给人方便。那时根本不讲发展经济，只讲政治运动搞得痛快，但我们修公路应该说是给两河乡农民干了一件实事。文化局所属各单位共一百多号大多是右派加历反和坏分子，少数下放干部，全体集中住在一个叫裆湾的大院子。所谓裆湾就是在两匹山坡交汇的一处较低的路口，也叫丫口。形象一点说，就像一个人躺在地上两腿弯曲张开中间的凹地儿，就是裤裆。我们这号人住在这个裤裆中，好像是理所当然。少数下放干部中的少数住在小房间里，有床有桌，可能是党员或领队，我没有心思去打听这些。全体右、反、坏住几间大屋子，在泥土地面上铺上稻草席子被盖睡觉，两边靠墙中间留条道行走，这就叫通地铺。吃的是筑路队办的伙食团，与农民完全分开了。这百十来号人，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很有知识学问的，尤其那些出版社和中学来的老右们，个个都是出口成章。从古到今天南地北无所不知，吹起来没完没了，使我这个小老右中学生听起来如痴如醉。比较起来我们剧院的这批人文化知识就稍逊一筹，我简直就是个小学生。但在劳动上我就是大学生了，干的是人力筑路高级别的活儿打炮眼。这一工种既需要技术又需要体力，就由我们几个演艺界来的小老右包了。记得我们几个的任务是要将一匹石山嘴降低十来米，要爆破的石方自然上百，一百多立方的巨石要炸成碎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对我们几个小老右、新工匠。我们从最初一边学一边打，一天十小时只能打出几公分深的炮眼，一炮都不能放，到最后一对炮手一天能打出八米左右深的炮眼，能听到十多次爆炸声，不到半月我们就把这处石山嘴啃下来了，值得庆祝，我们特意将最后十多炮计划在一九五九年的元旦来胜利结束。
一九五九年的元旦特别不一般，是我一生中无法忘记的元旦。清晨推门一看惊呆了，屋顶院坝满山遍野白茫茫一片，不是瑞雪是冰霜。人说瑞雪兆丰年，那么冰霜呢，难道今年的日子将是霜覆枯草，如履薄冰！总之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当我们几个炮手来到作业场地，我就建议咱们今天放他二十四炮来结束这个胜利日子。为什么是二十四这个数呢，因为一九五九加起来就是二十四。大家一听都说要得，我们就在中午放十二炮，下午收工放十二炮，热热闹闹地结束了开山筑路这一路段的劳动。
五九冰霜
春节刚过，就传来剧院歌剧团（这时已同市文工团歌舞队合并名曰重庆歌舞剧团）通知该团三个下放干部罗远凯、李正、曹遂志回重庆歌舞剧团工作，我们着实为他们高兴了一把。建设乡送走了第一批，还不到三个月又要送第二批，怎能不高兴。我们剧院的几个为他们举杯送行，他们也喜笑颜开，兴奋不已，背着行李走出大山。三天后，我们正在裆湾一段斜坡上筑路，突然看见远远山坡下有三个人背着行李蹒蹒跚跚走来。走近一看，那怕他们低着头不见脸，也能认出他们是谁。这是怎么哪，刚刚过去三天，来去两天路程只在重庆待了一天又回来了？不详预感油然而生。这时天色已暗，收工哨音响起，叫大家回裆湾大院坝集中宣布重要文件。大家集合完毕，总领队站上台阶，叫他们三人站上台阶右侧，然后宣读他们三人回重庆经批斗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回原地监督劳动改造的黑头文件。对他们三人，这样的突然打击那是相当残忍的。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是低头干活，闷头吃饭，蒙头睡觉，一声不吭。罗远凯是“欧波”（双簧管）演奏员，两年前在人民剧场举办独奏音乐会，称得上是演奏家了，文艺十一级，相当于现在的二级。李正是大提琴演奏员，排位第二。他们两人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一样，都是抗日时期的青年军。曹遂志歌剧演员，中音偏低，难得的好噪门，也是一九五四年在成都考演训班时被歌剧团看中直接进入歌剧团的。他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不十分清楚，因为他极度低落的情绪还没转过来就去逝了。接下来的几天又送来几个右派，有市歌舞剧团的钢琴演奏家邱玲一（女），解放前就有名了；编导演一身兼的宋清涛（男），国立剧专毕业，与谢晋同代；市话剧团的曾容（女），话剧演员，同是国立剧专与王大虎同学后是夫妻，再后双双打成右派，几年后两人先后死亡。他们的到来，不仅给我们右派蒙上一层阴影，就是那些下放干部、特别与李正三人情况相似的人感到紧张，非常紧张，不知哪天右派帽子又会落在自己头上。令我们右派不解的是，难道反右斗争还在继续？何时是尽头！事后才知，几十万右派还没完成毛万岁的百分比，老头子还没尽兴，还要补课。
又到了春播春种农忙时节，筑路队临时解散，没修好的路段就亮在那里没人管。我们就在原地住，吃在公社公共食堂，与农民同劳动，犁田插秧我都干得好，每天工分还是拿十分。一天我正在犁田，忽闻宋清涛的叫喊声：“文书，文书……”，声音沙哑，音调紧张。我急忙放下手中的活，爬上田坎一看，这里地处山区，在别样美丽的层层梯田里，宋清涛站在田中一动不动地还在喊：“快来呀，快来……”。这是怎么哪？被蛇咬了？因为这里蛇很多。当我跑到他那里，他说他的双脚拔不出来，下面好象有一股力量死死拉住。奇怪呀，怎么会呢，一时不解，我只有下田去摸他的脚是否被什么东西网住了。这一摸呀真让我哭笑不得，他的双脚还穿着草鞋，真是臭老九洋相百出，下田只能光脚不能穿任何东西。我哈哈大笑，不知是笑臭老九的“无知”还是笑毛老头子真英明。从此我同清涛就成了忘年交。清涛是个热爱戏剧的天才，出身很好，世代工人之家，舞台艺术的全能手。一九五七年春，我还看过他主演的花灯戏《打鸟》。不知为什么一九五九年打成右派，可能是充数吧，还好处理较轻，降了两级每月还拿七八十，可见当时他在业务上的地位。
春种春播农忙一过，我们这支杂牌军又换防。大家又是背包提物往两河乡政府背靠的大山腰上爬去，到一处名叫田湾坪上的地方修堰塘。公路没修好就搁在那儿没人管，撂荒了，又赶紧到易地去搞新花样儿。这就是当年大跃进的特色，瞎指挥的战略。坪上在半山腰有几块田土，两户农家，就因为缺水，田湾公社食堂成立就搬家了，田土房空闲着，我们就住在撂荒的农家屋。这里古树成荫，林子深处有一大片很宽很高的怪石林，是个躲猫猫的好地方。通往贵州的驿道就从这里穿过。傍晚时分，我常常坐在驿道上，看着脚下层峦叠嶂的山峰发神。有时还能遇上几个苗家男女，吹着芦笙慢步而过，给他们打打招呼、说上几句又是一番别样风味，记得在坪上还吃了苗家送来的一头野猪肉，很好吃，终生不忘。坪上有一口小池塘，塘边有一个大旋洞，山水下来就漏掉，要想把塘扩大就必须堵住这个旋洞。我们就是来堵这个漏眼儿的。要是堵住了，关上水把四周田土一淹没，就成了高山环抱、绿树丛中的天池，你说有多美就有多美。可是我们百十来号人出了一个夏天的血汗还是没堵住，据说旋洞通阴河，没法堵。又一个不讲科学人定胜天的笑话。
就在这个人定胜天的笑话中发生了一件悲剧：一天深夜，一直闷闷无言的曹遂志突然大叫起来，把全体人员惊醒，一看他口吐白沫，呼吸极度困难，两眼瞪直。我们赶紧制作土担架将他往山下抬，准备到万盛医院，近十里的下坡路真是步步难行，下到两河乡政府天已蒙蒙亮，我们一摸曹遂志的呼吸十分微弱，赶忙抬进卫生所抢救。然而当抢救器还没安上，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直到永远。当天就把他埋在裆湾，穿的还是那沾满泥土的脏衣裤，装进一口薄板棺材，还是垒起了一堆黄泥土，没有墓碑，只插上了一支小标记，等待他的家人来收尸。可惜呀！这个中音偏低的歌剧演员，来到剧院近五年还没演上一个角儿，划成右派又不到三个月，就这么死了，你说悲惨不悲惨，到底是谁之罪？！几天过去，他的唯一亲人，未婚的恋人，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在校生，只身来到裆湾，她不是来收尸，哭死哭活呼天唤地要见他一面。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的夏天全国的气温都偏高，重庆就更加闷热，尤其那几天是暴雨来临前的酷热预兆。尸体肯定腐臭了，大家就苦心劝她不要开棺看他了。可是她死活要见。我们只好依了她。当我们挖去坟包揭开棺木，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而她却不顾一切大叫着：大表哥……向开始腐烂的尸体扑下去，幸好我眼明手快立即转身将她推了回去。坑上围观的人才把她紧紧拉住，否则她会抱住大表哥死不松手的。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表兄妹。一声闷雷从远处传来，天边乌云滚滚，一场暴雨即将降临，但愿这场暴风雨能洗去她的悲痛，坚强地走下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