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5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中共后集权时代
第四节：如此恢复自由
九月五日上午，七点钟，当我回厨房取早饭时，在铁门边童干事叫住了我，说“接场部通知，要你上午九点钟去办公大楼管教科办公室，有重要的事向你宣布”。
掐指算来，从64年黄联关到盐源至今，我已在这里渡过了十六个年头了。苏武牧羊十八载，而我虽不能自比苏武，但不屈不挠同当局抗争却有共同的地方。
十五年来，到管教科办公室仅只有两次，第一次便是64年九月，我从古柏押过来那天进过那里，随即被邓扬光带进了临时反省室。在那里同陈力一道渡过一年多小监生活；第二次，便是65年十月十日，我和陈力进行联合绝食斗争，高德胜派人把我背到了这里。
两次来这里都记载着难忘的事件，甚至可说是人生的转折点。这一次我心中明白，平反雷声响过多时，该是下雨的时候了。
但是经过这么长的反复观察，看到郑树勋对冤案当事人的“恩赐”付带勒索，看到狱方那种稳若泰山的样子，预感到未来远不乐观。
所以此刻我毫无兴奋之感。反而平静地思考这邓扬光如何来见我？我如何来应对这根打了我十六年的党棍。
吃过早饭，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延着那条通向场部的小路缓缓向那里走去。过了小木桥，绕过就业人员的窝棚区，走到圈着苹果园的围墙，使我想起了孙明权。那围墙已经粉刷过好几遍了，可怎么也刷不掉那隐约的血痕。
深藏在果林中的黄色办公大楼，已从新拆建，淹没在邻近十几幢四层楼房中。那里兴建的场部食堂，学校，商场围成了一个小小的城堡。走到场部的大门却是又一番世界，原先是“河滩”的地方，已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商业街。
还记得，今年五月送大炳回原藉时来过这里，那时两个推土机正在平地基，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平出来是干什么的。
想不到短短半年，这里便完全建成了另一个世界，刚刚铺好的三合土街道两旁，新建起了好几幢一楼一底瓦房，领先形成的一些店铺已开始营业。
我缓缓走过小街，看清那些刚开张小店的主人，似曾相识，他们都是多年与我同难的流放人，只是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当我跨进黄楼里的管教科办公室大门时，壁上的时钟指着十点钟，我到农场十五年里是第三次跨进来，虽然从形式上讲，我将获得同邓扬光相平等的身份，但我明白，此刻我还是他菜板上的肉。
但我有一种没被征服的奴隶从新站起来的自强感，至少心理上我是强者，我在路上想了一大堆与他见面时奉送他的话，请他们把中央文件拿给我看，并一条一款算好我的损失该怎么补来？
从道义讲，邓扬光和多年使尽惨无人道手段的狱吏们，就是跪在我们面前，任我们唾骂也不过分！当然，我明白这些毛泽东起用的恶棍，不过是一些毫无灵魂的工具，昨天准备在绞刑架上处决我们，今天却可以若无其事的向我解释他们当时的无奈。！
心里正准备见到邓扬光如何讲话时，一些年青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这些人我从来没见过，心里掠过一层疑虑，好象过去那些打骂我的人全都回避起来，换上另一批新面孔。
邓扬光没有现身，这使我原先准备好的那些话，只好暂放一边。
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我跟着他跨进了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这次落实政策的人。他招呼我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后，询问了我一些生活的近况，然后在他面前的一叠文件中翻找了一阵，从里面拿出一份来递给我，一面对我说道：
“你1967年加刑两年的案件，经我场管教科上报后，又经盐源县法院复查，根据现在政策，对你从新进行了改正判决，这就是改判书，请你过目并签字。”
我接过那张纸，这是一份由盐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定书，编号为盐刑复（79）第100号，其全文如下：
“被告孔令平，男，现年41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分，江苏盐城县人，大学文化程度。六0年六月因反革命罪经重庆市南桐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67年又因反革命罪经盐源县人民法院加刑两年，合并原判共执行二十年，孔犯对加刑两年并无异议，但根据党的政策（而不是法律——作者），我院仍对其加刑两年的主要事实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认为，孔犯在改造期中，以写书面汇报和改造总结的形式，向政府公开阐述他个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观点和认识的大量文章材料，不是出于推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材料中有的认识是对的，有的认识属严重政治性错误，是教育问题不应成为反革命罪行，给与加刑处理。现重新裁定如下：一，撤消盐源县人民法院（67）刑法字第三十九之判决，二，宣告无罪。
盐源县人民法院1979年9月25日
看了这一纸判决，使我想到十三年前，我在农三队宣判的万人大会上，公开声明的情节，邓扬光气急败坏当场为我上了反铐。
从此开始，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十三年中，不顾多么危险，向毛泽东独裁拚死一搏。我们举起了反抗迫害的“火炬”，我们中最优秀的战友倒下了，但我们终于活到了今天，冤狱垮了，中共自已否定了自已！
对我个人，面对这一纸判决，面对相同的事实，所作的两个裁然相反结论，这种由同一个法院出具的认定和否定的结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经不起我一驳，说法院是被人捏在手中的玩具，确是恰如其分，现将原文抄录于后，也一并公诸在此：
盐源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9）法刑字第39号文
公诉机关：盐源彝族自治县人民检查院被告人孔令平，男、现年29岁，家庭出身伪官史（错字），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文化程度，现押盐源农牧场劳改：上列被告，因反革命一案经本院审理查明：
孔令平，于1957年整风之机，猖狂进攻被划为右派，58年送农村监督劳动，又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1960年8月经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待刑十八年。判刑后，仍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一贯拒不认罪，多次无理申诉，66年6月30日在犯人中恶毒诬蔑毛主席著作，漫骂我们伟大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又66年6月在学习会上明目张胆地攻击我文化大革命，并经常恶毒的诬蔑我社会主义制度，蓄意攻击我三面红旗“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搞早了……同时还煽动闹监，呼喊反动口号，辱骂我干部、武装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查孔令平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一贯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敌视我党和政府，攻击诬蔑我伟大领袖，攻击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审理中孔犯供认不讳，本院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加强对罪犯的改造，依法与以惩处，特判决如下：
对孔令平加判有期徒刑二年，合并原判为二十年，刑期自1960年3月12日起至1980年3月11日此，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及付本，上诉于西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刘延仁，书记员刁灿明
1966年4月18日
判决书错别字连篇，这原是文革的文风，不足奇怪，暂且不说。毛泽东在世，因攻击他的祸国殃民政策，而惨遭冤狱者千千万万，甚至因一句话，一张画像，一张标语的笔误而犯了忌讳，遭害者比比皆是，我不过是其中一例。
不过他死后，中共后继者对罹难者只走了一个“平反”过场，毛泽东说是“路线斗争”，邓小平说是“有错必纠”，捉鬼放鬼拿百姓作牺牲品，拿百姓生命当“政治需要”，玩给百姓看！这里除暴露独裁者草菅人命；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外，还说明它没有任何政见，既无信仰和理想，也无法律和信义！真是无法无天。
对我个人，从1966年4月18日加刑到1979年9月25日的平反，中间经历了十四年，对同一事件作两个裁然不同的结论，其根据不是法律，而是“党的政策”，而政策是谁当权，谁就说了算数，虽总体上都一脉相承。例如无论宣判还是平反，一律称被害人为“孔犯”，这种独裁专权目无法纪的政体，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中共独裁政权若不改变，暴政就会从新卷土重来。
眼下能告慰幸存者的，无非是我们等到了把牢底座穿的时候，我们今后可以不戴“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在刑满以后得到一个公民的称谓罢了。
加刑会上我当着一万人的面公开表态，“自从我选定我的政治道路后，我从来没有回过头，今后也不会回头。”那是同专制复辟决斗到底的决心。
若按“恶毒攻讦诬蔑毛主席著作……同时还煽动闹监，呼喊反动口号，辱骂我干部和武器，反革命气炎极为器张”，在那时已够判死刑的标准。
毛泽东开创了中共一党独裁。代替法律定罪的是一大堆由政策制定的帽子，扣上这些帽子就定下死罪。四人帮被打倒，给他们戴上的帽子依然毫无法律依剧，这些毫无公认的条款，邓小平只换了一个说法，说那是极左。
现在对我的‘从新裁定’中用：“该犯主观上并没有××云云。”不过在玩弄词藻而已，中共依然保持“无法无天”。所以就是平反我仍将被人摆弄，距离光明正大，依法论处的到来，还有一大段距离。
但无论怎么说，我的反抗换来‘从新裁定，’证明历史向前进了一步。最重要的是，踩在最底层的五类份子帽子一风吹了。由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作国家生活的最高原则，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
毛泽东顽固推行阶级斗争的祸国方针被取消了。
当我将这一张“平反书”析叠好，放进了上衣口袋，那年青人嘱咐我本月下旬，就来管教科办理离场手续。这么说来，我几天之后就可以踏上回归重庆的路了，而按我原判十八年的徒刑，我已超过了服刑时间，我的监狱生涯在中共建政三十周年才结束了。
阿弥陀佛，我在回到重庆后，还将领到第二张获得重庆法院的“改正“通知书”，以及重庆大学的改正右派、“恢复学藉”两张‘纸’。虽然这些通知书如同废纸，除了证明为了政治需要，中共对一个无辜学生无缘无故作弄外，还能说明什么？可惜今天我却没有看到当年宣判我的原凶，使我准备好的话没有喧泄的机会。
从黄楼出来回归的路上，碰到的就业人员向我争相询问。
其实这半年来，相继都有人获释，但我的获释特别引人注目，这也许是我多年来是这里同当局“以孵击石”的代表，处于绝对弱势的我，曾在毛泽东最显赫时代被数次被申报死刑。现在能站立起来走出监狱，无论对狱方还是对我的同难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我的同难们会从我的平反看到政治气候变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心中长期沉甸下来的畏惧消弥了；对暴力压迫缺乏必胜信心的人，都会坚定他们反抗压迫的信念。当然我能亲眼看到不可一世的毛泽东这么快随着他的归天，结束了他所开创的暴政时代！是我最高兴的。
但我不是胜利者而只是幸存者，中国今后的路还长。
那天晚上，我在棚子里久不能寐，回想起陈力、张锡锟丶皮天明就埋葬在四号梁子上面朝二道沟的悬岩边。在守庄稼这段日子，我常去那里凭吊他们，至于刘顺森的遗骨还不知道留在盐源城下的那个地方？
今天我只能坐在四号梁的山包上静听风的呼啸，好像在聆听他们从天堂喊出的声音，他们被犹大出卖，今天真正复活了。
他们活在我们心中，活在这个边荒农场的一万名流放者的心中，他们的傲骨使我想起戊戌变法的谭嗣同，临刑前在前清阴暗的牢房里，隽刻出流传百世的不朽诗篇：“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伦”。此刻又响在我的耳际。
再传大的人物也不能靠个人的力量扭转乾坤，所有为民主事业而斗争的人不仅凭的是：“海枯石烂乾坤灭，无为瓦全宁玉折”的勇力，更需要对世界潮流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念。
想到1966年4月18日加刑以后的十三年中，死神天天在我的身边转悠，从我的身边拖走了最有骨气的同难：那时压根就没想到，会由中共同一法庭来对这些判决进行推翻、为我和牺牲的人们一一进行平反。
中共内部的分裂，显示出了它灭亡的第一走，张锡锟临牺牲的预言，仅仅三年就开始实现。他说：“我看到你们的衰亡，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你们的灭亡！”
如果说眼下我们得到平反表示中国专制力量向民主势力“让步”，那是因为毛泽东做得太反动，太不得人心，连中共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平反仅仅是缓和一下国内太激烈的矛盾，也是为今后开始以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作铺垫，为挽救濒临破产，国库空虚的国民经济注射强心针而已。
令人担忧的是人民还处在沉睡中，需知中国社会全靠人民去推动和改变。而人民在沉重的灾难下中保持安份守已的状态，中国的自救何时成功？毛泽东长期对舆论封锁使老百姓不敢想，不敢说，老百姓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变得老迈古板，便是中国的绝症。
眼下这种自上而下的纠正冤假错案，却不能撕开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铁幕下的种种黑暗，甚至于还产生像郑树勋这种公开以施舍者的身份，堂而皇之向平反者索取贿赂的怪事，岂不令人担心？！
如果无辜者在冤狱中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不问其原因；如果几千万老百姓活活饿死不被清算;执政党在国家大政方针上继续出卖民族利益，那么这独裁的毒瘤，会在中国的肌体上生长，并在一定条件下恶化。
新的野心家操纵国家权力，换上了新的外衣。而旧病复发畤，再出现一次社会的动乱并不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我们二十多年坐监，岂不冤枉？人民这么多年吃的苦岂不是白吃了么？
第五节：在盐源的最后两天
想到两天后，我将要离开这里，便想同多年共患难的人们叙别。只可惜，当年发配来的人，这些年来牺牲的牺牲，他调的他调。同他们中已故的人只能在坟上“话别”了。
听说赖开明还在副业队，还听说高自新和金梅也在那里，而且副业队距离我们不到十里，来去两小时，同时，在从副业队转回时，可以去医院，然后去农一队看看那里还有哪些故交，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便去副业队。
副业队刚刚成立两年，原先这儿是利用牛羊皮毛作原料，专门制作皮革制品的一个手工工场。从南充监狱调来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做皮鞋和皮衣的工人，而今成为这里的技术骨干，后来将各农业中队和基建队的残疾人调来进行了充实，建成了这个中队。
这一天早晨八点钟出发，九点钟到了这里。新建的围墙里面树林繁茂，进门口的几棵大黄桷树，绿茵把它遮盖得十分凉爽。这儿靠梅雨镇，颇有些山清水秀的风味。
里面已建成了两个车间，一个皮鞋车间，那里面阴暗潮湿，一股浓烈的香樵水汽味朴鼻而来，几十名就业人员，忙着排料、制楦、下底、缝扎、上漆；另一个车间是皮衣车间，里靣十几台缝纫机上堆着满满的成衣或半成品。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专供两个车间用料的鞘制场。
走进皮鞋车间，我很快就认出了从六队调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十五年前从南充监狱经过死缓改判后调来的。我与他们多年相处，知道他们的底细，这些人在进监前，是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多半因饥饿逼上了杀人之路。
当年他们由死缓改判后，因为刑期都是二十年的“重刑犯”，来时便编到六队。到六队后逐渐认识陷他们于绝境的是谁？成为我们的同情者。
（一）走狗忏悔
十几年来，从南充改判来的人因为俯首为奴，被认为是放心的劳动力，所以刑期未满为充实副业队，便调到这里成为第一批副业队的劳力骨干。
见我走进来，他们都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同我握手问好。最里面的地方站起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从我身上捞取了资本，获得提前释放的马文华。
十年前，周学祝因涉嫌偷听队部开会，当场被徐世奎宣布取消值班员，从新指派他接替周学祝，搬到周的铺位上，成了我的紧邻和新的专职“监督人”。
记得他从南充监狱调来六队时，操一口很浓的广东话，带着口吃，身穿黄马挂。知道他原是共产党员，在部队是一名上尉军官，后来被西藏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以无期徒刑，如果他真看清了中共内部黑暗，毅然投奔光明，我们会刮目相看，以礼相待。
可没想到他一到六队后，原形毕露，在斗争会上充当何庆云组织的打手班子，在各种场合下充当维持会的会长，经常听到他训斥被老管打得遍体鳞伤的奴隶。自从何庆云选中他睡在我身边，我平时的一言一行就很快的传到何庆云耳中。
有一次在出工时，一本他遗忘在铺上的“告密记事本”被我无意中拾到，那上面一条一款记载着我的“反改造”言行，时间地点和人证。
这种特务动作，在六队并不常见，因为残酷的役使和饥寒交迫的生活，使流放者基本上与六队管教人员抱敌对心态，“告密”一直被认为是最无耻的行为。像陈贤士这样的出名人物，也是抓着重大线索告密，不屑对牢骚话作记录的。
那次在农六队召开对蒋正君等的死刑宣判会上，邓扬光宣布对他减刑八年，到1975年便提前释放了。是不是还有原判对他量刑上过重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监狱中的“政治犯”是五花八门的，不过我想，他若早知进了劳改队才后悔，何必当初走到“叛国”绝境去？
记得中学时代，从课文、小说、电影所看到的，被称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简直完美无缺，严然圣者的形象。几乎所有描写与“国民党匪徒”的智斗，周旋而不眛，或在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而不屈，“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慨曾使我“感动不已”，所以对“共产党员”产生过“敬仰”。
然而被神化的形象与生活中真实的党员一比较，他们的自私狭隘，勾心斗角，玩弄权术为平常百姓所不耻，从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极为反感。到了狱中，见到无论是邓扬光、何庆云、还是张丒德丶张剑波丶林扯高等等的“改造者”，还是沦为犯人的陈贤士和马文华，都让我认识“共产党”员究竟是怎样一批人？
与马文华已四年不见了，现在刚一见面，过去积郁在心中的鄙视，立即爬上了我的脸，刚要把身子转过去，他那满堆笑容的广东脸已迎上来，热情的把手伸给了我。
一代怪才李宗吾，以其名著“厚黑学”曾名噪中国处世讲坛。他宣扬一种治世良方，说一个人若想事业有成，在待人接物上必须脸“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他的扬扬百万字论述，就是把“脸厚、心黑”作为人的修养目标。
能做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便是进入了处世的最高境界，不过市俗中平常百姓，能为某种事业的成功，变脸于瞬间，处险恶的世事应付自如，能够心不跳的人并不多。
此乃在舞台上成功的必备条件，装腔作势，心里早有了主意，等到别人相信对方的善意时，其实他心里却恨得你咬牙切齿，有了整治你的计谋，想把你一口吞掉。你能斗得赢他么？像我这样的两个回合三句话没讲完，便把真东西抖了出来，那有不输之理？
此刻面对他的笑脸和胖胖的手，我还来不及思考该如何对阵时，自己的手已被对方紧紧攫住，身不由己被他拦进了他的宿舍里。这一举动立刻让我想起六年前在斗争会上，他那狞狰的脸和那本密密麻麻的“告密记事”。
不禁想，难道我这有力的肩头将他提前垫出了劳改队还嫌不够，今天又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
身子边往里挪，心里却起了警惕。但转而一想，今天我的身上，恐怕再没有他所需要记功的材料。倒是相反，该我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奚落他了，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心里很快平静下去，而且有了自己的主张，且看看他今天葫芦里要卖什么药？于是我微微一笑，跨了进去坐到他的床上。
这是一间大约十平米的小屋，里面摆了四张上下铺的铁床，一共住着八个刑满人员。
屋里亮着发黄的电灯，使人感到昏暗而压抑。一股因潮湿而泛起的霉气迎面而来，这住房比场部蔬菜队还要差。副业队是就业队之一，他们的劳动生活条件与犯人队相比较，除了不受老管一举一动的管束，并不见得有多大差别。
“宾、主”坐定，不一会工夫，他双手捧着一盅泡得很浓的下关沱茶，热情向我说：“几年不见了，今天你是稀客，你还从来没有到这儿来过，我正好昨天刚从盐源托人买了几斤新鲜羊肉，刚炖好，看在我们多年的交情，今天一定要请你喝酒。”
这种异常热情中有没有其它的意思？我还没有查觉出来。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怎好以冷冰冰的面孔，回答对方的盛情？好在从六队调来的人都知道过去的事。
马文华在这里依然是组长，大家对他的“阴阳面孔”并不陌生，也不会有人查觉出我对他的尴尬。
这时已是大约十一点钟了，他忙着去伙食团端刚煮好的羊肉，并且拿来了两瓶白酒。于是我站起来响应他的“盛情”，走出门外招呼所有原在六队的人都进来，并且特别叫人请来了赖开明。
不一会十来个人围在小屋里，挤得满满的，小桌上摆着羊肉和酒，大家端起各自的酒杯，闻那酒是用酒精兑水而成的，酒劲很足。
于是我站起身来对着大家笑了笑，说道：我因为今天没有准备，本该由我带酒来请大家吃一个告别饭，现在不好意思，就借马组长的酒献给大伙，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顺心。”说完端起酒来与大家一饮而尽。
我不会喝酒，喝了那口就停杯了，他却自斟自饮，酒过三巡，红云开始布上了他那微胖的脸，话也叨唠不绝起来。“真的，真没想到，你现在比我强。”他喃喃的说着，把手里的酒在我的眼前晃了晃，便向自己的嘴里灌了下去。
“你比我强多了，我都知道了，你现在已经平反了，熬出头了，自由了，你的前途无量，我真该好好地祝福你，而我可不如你，我还是一个劳改释放犯，刑满了又怎样，提前释放又怎样？还得规规矩矩，到哪里去还得请假，不批准还得上班，老婆孩子也不会来了。”
他说话断断续续不愿结束，看来有醉意了，这很好，醉后心情也释放了，醉后方能吐出积沤在心中的真言。他站起身来摇摇晃晃，但双手却紧紧抱着那盛白酒的碗，双眼发红。
“你醉了”，黄大力站起身来，用手按着他那端着酒碗的手，想阻止他不要再喝下去了。但是他却将黄大力推开，摇晃了几下身体，恢复平稳后，又给自己斟满了一碗酒，对在坐的人吼道：
“你们知道吗，前年我回汕头老家，老婆改嫁了，儿子也不认我了，我告诉他们：老子提前释放了，可那臭娘们竟说什么，‘你这辈子就休想脱掉劳改释放犯的皮，如果跟了你这种人一辈子受人岐视，一辈子倒霉。’你们评评理，老子五十多岁了，活了一辈子到头来成了一条无妻无子的老光棍……”
酒的力量也够神，他的这翻自白，非借酒精之力是不能倾泻出来的。
所有在场的没有人说话，都在静静地听他自我介绍：“真的，我真是一个糊涂虫，年青时候，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当兵了，还当军官，那娘们整整比我大五岁，明明是她勾引我，闹翻了我不干了，就一口咬我同强巴头人的女人勾在一起，所以军事法庭说我同叛匪相窜通，真他妈的怎么会闹成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裁在女人的手里，……反正说不清了，老子也反了”
他已经满嘴酒精气，说话断断续续，联系不成整体，一双手在空中猛划着，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康巴叛乱”战场，又好像他正同他的上司拚命，“唉，我真糊涂，你说我是文化程度不高还是怎么回事，其实，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是真心的，想不到这辈子竟裁在臭婊子手里……”
我看着这个醉熏熏的家伙，从他断断续续吐出来的酒话中，我似乎弄明白了他的底细，这是一个“兵，”一个头脑简单的工具，他哪里知道，当年康巴叛乱的真像，他也许至今还不明白，女人使他走上绝路，他刚才酒话中所提到的，兴许就是诱他走到今天的人吧？
看来他并没有读过“厚黑学”，也没有那种脸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的本领，说穿了，他不过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无赖。
“你要原谅我……”他那发红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别人骂我说，我是踩在你身上提前释放的，这不是宣判大会上公开的事吗？我知道，你恨我，我那时目光只有那么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别与我一般见识……”
醉后吐真言，看来一个人最痛苦的事，便是回忆这一生做的亏心事，这是在良心发现和处境悲惨的双重剌激下，才会发生的，他同林扯高本属同类人，这种人该死后下地狱。
我望着他，一边想在中国，就出多了这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人格的怪物，他们愚昧、轻率、唯我至上。那简单的头脑，恰恰是当代专制复辟狂最好利用的枪。
直到今天他脑子里还摆脱不了忠于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谁把他们带到绝路上去，只好带着他那花岗石头脑，去见他崇拜的神了，而他那种损人的本能，决定了他不可能不做坏事，并且永远不会有幡然悔悟的时候。
今天他之所以在我面前吐出真情，是因为他一直想置于死地的人，居然从狱中获得了平反，想到当年被他踩在脚下的顽石，居然会堂堂皇皇无罪出狱了，而他还是一个刑满释放的老光棍，这内心深处的不平衡，才是刚才那番自白的原因。
这算我行将出狱时偶逢的奇事之一。这种当着大家面的公开道歉，说明专制主义的崇拜者是一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暴力扭曲他们的灵魂，而当暴力消失时，便一片茫然，“追悔”是失足者常有的感情，记下这段故事，告诫那些思想糊途的人！
（二）拜别难友
在盐源的最后几天里，我本打算多会几位有共同经历的朋友，小结一下我们所共同经历的岁月，留下他们的地址，以便今后联系。可没安排听马文华的胡址。偏偏这一段孳缘未尽，被他纠缠了两个多时辰。下午一点钟我才摆脱他的纠缠，同赖开明出得皮鞋车间。
在大门口正好碰到整整十四年没再见到的高世清、金梅夫妇，两人头发已经花白，高世清穿着灰色西装，金梅穿着皮衣，手里提着手提包，与十四年前，场部粮库禁闭室所见到的他们相比，已完全两样。后来在羊圈里听见他们的琴声和歌声，可从未面对面交谈过，甚至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然而我们成了好朋友。
“一切会从新开始”金梅满脸灿烂的说，她很自信，她是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完全剪掉的人。可这一剪，就使她从年轻状态，一夜间变成了白发婆娑的老太婆了。
我想起十四年前两个穿着破烂不堪的孩子，每天早上都要在羊圈前的田坎上望着自己的母亲，背着重叠叠的一背衣物，沿那条小路向场部走去，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姐弟俩还活着，现在已是妙龄少女和小青年了，但当时看见他俩匆匆离去我没问。
我们挥手道别时，大约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应在归途中去农一队和医院，然后再返回林业队，在那里去取托田井伯为我制作的木箱。
那时还没有包装口袋，又没钱去买皮箱，我在监狱中的破衣烂裳可以丢掉，但节省下来的两套“新衣”和一套棉衣，我仍想随身带走，世隔二十年了，出去后每人每年定量的布票，衣着一定不宽裕。
过了医院便是农一队，想起十五年前我们在洋芋土里寻找散落洋芋的情景，那时满目黄沙，一弯死水，两岸红土地，真不知这路该怎么走才到它的尽头？
就像一个由命远牵着的盲人，耳边响着凄厉的呼声：“来吧！牺牲和鲜血伴你同行！从这里走过去兴许有你一线生机，一切听命吧我的孩子！”
整整十五年中，在我们中诞生了陈力，张锡锟、刘顺森这样的英雄！在黑暗中举起火炬，从百年来民主斗士的手中，接过了反独裁争民主的大旗，至今我们仍可以感觉出这面大旗在上空招展！他们的肉体就安息在这里，他们的灵魂需要祭奠。
当我将离去时，必须同他们一一道别！！将他们生平留下的话写在纸上，表示我至诚的祈祷……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独自向农七队走去，盐源的九月已是深秋时节，路旁一耸耸荒草中，十样棉花迎风怒放，风季悄然临近了。
那一天，天气阴沉却没有下雨的迹象，沿着大路的农七队地界里，没有看到一个流放者。我沿路走来，从路边采来一大束盛开的十样锦花。
农七队围墙后面的荒草坝子里，张锡锟和皮天明就倒在那里！由农场执行枪杀的人，除了农六队的公判大会外，基本上是在这里就义的。
今天，五年过去了，那些路边的白杨已高耸入云，像一座座记念碑！此时我脑海里已涌现出当年饮弹后，倒竖在路边张锡锟苍白的脸。一面走，一面数着白杨树的棵数，数到第七棵树下，站在那里向西方深深鞠了三躬，并把采来的十样锦花端端正正放到那棵树下。
默祷大约五分钟后，睁开眼，回过身去，才发现十来个跨著书包的学生，奇怪向我看着，他们中有干部的孩子，也有就业人员的孩子，他们不解于我当时那古怪的动作，好奇我何以朝路边的白杨树礼拜？
他们不知刚刚过去年代的黑暗！那草坪，是洒着许多人鲜血的刑场，张锡锟、皮天明便在这里饮弾牺牲，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在这里就义？暂时我无法用几句话同他们沟通。
我站在那里同他们对视着没有说话，也许这种对视引起他们的窃窃耳语。
距离七队的围墙大约百米的地方，此时我听见那山坡处传来推土机的轰鸣声。远处，三台推土机正在那里将小山丘推平，而那填土的地方正是三年前烈士的喋血处，如今正被一堆堆红土淹没！
我向那里走去，登上一垛还没有推平的小土包，面对着推土机，我站稳了脚，眼睛向那红浪翻腾的地方搜索，想寻到烈士们被抢杀的位置，但那却是枉然。
不竟悲从心来，我举起手，振臂呼喊着他们的名字，一面将手中的十样锦花向那红土撒去，期望那花瓣引导我去辩认英灵们的血迹，然而七彩花辨四散着随风飘零，忽东忽西，久久在空中徘徊，似乎不愿随便落在那里。
倘若有一天，人们为记念这些伟大的英雄，想寻找枪杀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后代子孙上那儿去找他们的遗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想到他们成了葬身在这里的孤魂野鬼，我的心能平静么？
一路走来，到了油库弯，沿左侧的公路，走上最上面那块“大寨田”，我的眼前再次呈现出两年前，我们在徐世奎驱赶下，在这里连续三个月挑灯夜战，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体会大寨精神。
此刻我又仿佛听到那满山谷锄头和号子声，看到蔡先绿矮小的身躯，吃力推着那十倍于他体重的板板车，哼着那杨白劳低沉的哀歌向前艰难的走。
我想哪一天，任人烹宰的奴隶们站起来？
走到三号梁的最高处，站在通向盐源的山隘口，透过被狂风搅得混浊的白雾向下看，山下那曲折迂回的小金河像蛇一样，盘绕在盐源城下。十五年来灰暗的盐源好象一个少见阳光的小城。我瞪大眼睛，寻找那山头，看见了紧挨县城中心的一个小白点，认得那是盐源公判大会会场，陈力、刘顺森就是在那里就义的。
我失声高喊：你们牺牲在那一处呀，在我离开盐源城的那天，我该到那片山头，那一块石头前，来与你们告别，致我的哀思！？
从二号梁回到我住的庄稼棚，屋里聚着向我告别的人，这一天我感到特别的疲倦，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大家取出笔记本，叫我签名留念，我取出了笔本记下在坐的人通讯地址，想回到重庆后，有机会给他们写信。
第二天，九月十二日，也是我离开二道沟倒数第二天，我便按原计划一大清早去了五号梁子的乱石堆前，下面白茫茫的一片，这是二道沟的最后一段，那高高耸立的乱石堆中，安葬着张锡锟。
四年前黄学全的妈妈曾在这里祭拜他，想恳求他能饶恕她的独儿，老妇人不明白，带罪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赦免。当时因为搞不清张锡锟遗骨在那一块石头下面，便选了一块最大的乱石，那里留下她焚香的灰烬。
九年前，陈力的遗体也葬于四号梁上，我也一直没弄清他的遗骨准确的位置。
此时，我从怀中取出写好的悼词，当我燃起那张纸，朝着满目荒凉的山岗行了三个礼，口中念道：“我将要离开你们了，如果你们在天有灵，那么请助我将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一段故事，写给世人，告诉他们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原因，让历史不要重演独裁复活的悲剧。”
大地在那一刻特别的静，好像在同我一起向我的难友们告别……
（三）陈文仲和邓杨光
九月十三日，按照上次场部管教科的通知，我去那里办理最后的离场手续，这一次接待我的是曾把我比作“红岩”人物的陈文仲，当我跨进办公室，我们两人的眼光突然碰到一起，他立即埋下头去，而我原来准备给邓扬光的那些话也被压了回去。
自从65年在高书记主持下，我们那场辩论后，迄今我们整整十四年没有见面了，但我明白，他对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对手是太了解了，用他的行话来总结，“一个实足的无法挽救的花岗岩脑瓜”。
然而，十四年过去了，管教科不但没能把我改造过来，反而对这花岗石奴隶“纠正冤案”，不管他此刻内心是否另有想法，他都得首先向对方宣读：“宣告无罪”的结论。
他今天该用什么来讲“形势大好”这句话，处在他的位置上，说过去共产党是对和错，都难下结论，心里却疑云满怖，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了？毛泽东一死怎么就全变了？不是说，修正主义复活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的吗？既然预见到了，也采取了措施，怎么一个多月，这红色江山就易帜了？
当然过去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的摆布全国大局，所以他死后，别人也可以随心所欲的推翻他的那一套，摆布他统治的江山。
陈文仲此刻，只能对一切都不表态，对面前这个要他亲自办理离场手续的人，缄口不提往事为好。他是政法学院的科班生，潜意识中的良知，使他既不能在我这里自讨没趣，又不敢有违于他所代表的政府，除了以办事员的身份去宣布今天的政策，还有别的办法吗？
这就是中共政策的“灵活性”，这比按法律条款论是非，随心所欲多了。
这里不存在使他感到为难的地方，他仍须理直气壮坐在“法官”位子上，宣布说，“你过去的案件是错判了，现在与以纠正”。
于是他从他的文件夹中抽出一张纸来说：“过去是极左路线作祟，在当时形势下法庭作出的判决是对的，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改正过去的判决也是对的，你签字吧！”。
倘若改判人向中共提出赔偿损失，那么他会从抽屉里抽出两把刀来，一曰:你不要不知好呆。如果邓爷爷不给你平反，你还能翻大浪不成？你还不乖乖继续坐牢？一曰:向前看，你不是没有看到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你不看看国家主席也是受迫害致死的么？这叫做历史造成的，向前看吧！
前一种说法，自有一种施舍者的味道，那郑树勋不是占了这一成，才敢在平反人头上括一笔浮财么？理由是说不清的，红吃黑也罢，极左路线也好，在制服对方后，还补上一句：“我忠告你，好好吸取教训，后半生就夹起尾巴做人吧”。麻辣俱全，被“平反”的人还得忍气吞声“感激零涕”。
然而这辣味对我这种“花岗石”的家伙能接受吗？可知我是被他当作是华子良式的人物，软硬不吃。弄得不好这种私下敲的竹杠，不但不能让对方就范，还要打到自己身上。受害人肚子里这么多年来的这把火发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又是侩子手，又是为虎作张的乱骂一通，岂非自讨没趣？
看来在今天这种时候，必须及时变脸，唱红脸唱白脸反正戏已经演完，别不识时务！大道理可以讲，气可以顺，讲赔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绝对不能拿平时对犯人的脸给对方看。那郑老头因为不了解孔令平是提着头玩命的家伙，所以才做了那蠢事！
于是他轻轻咳了一声，做了一个让我就坐的手势，脸上也堆起了一朵似笑非笑的云彩，停顿半分钟，照已准备好的台词继续朗读下去：“根据中央政策文件的规定，在对你的问题经复查改判后应回到重庆，由重庆法院对你作进一步的结论并安置”。
念完后又停顿了半分钟，也没看我一眼，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回重庆的“路条”和户口登记的介绍信，说道：“这路条是你沿路买车票和住宿旅馆的证明，搞丢了在路上遇到麻烦自己负责。
与户口登记介绍信夹在一起的，是今年年底前你所“享有”的“粮票”“布票”和“油票”，这些都是全国通用的票证。”
“目前你的身份仍是刑满释放人员，因此，平反两年所补发给你的工资，按就业人员月工资每月23元，扣去伙食、衣服费用十四元，每月应补发给你九元工资，一年另七个月所得的“补发工资”是一百七十元（折合二十美金），另外按同一标准发给了你十个月工资（计230元）作为回乡生活费，再加上回重庆的路费总共八百元”。
轻轻松松的一句：“宣告无罪”加上八百元的钞票，就是中共政权对一个无知无辜的青年学生，进行长达二十三年残酷压榨和奴役后，给予“平反昭雪”的全部体现。！这种凭共产党决策者揉面团的“政策”把戏，没有人的尊严，有的是强权下的蛮不讲理！！有的是弱肉强食！
怪不得那陈文仲除了照本宣科的读，再也无法讲。因为这是没有理讲，也没有脸面对受害者讲的呀。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以反对剥削为口号的中共党人，是怎样在阶级斗争借口下，对受害者进行压榨的。榨干了他们的血以后，还要拎着这些受害者的脖子喝道：“姑念极左路线对你错判，免你死在监狱中，还不快快向邓爷爷谢恩”。！
那可不假，在中国再大的中共头面人物也给弄得死无葬身之处，刘少奇、陶铸、贺龙！数不胜数，“阶级斗争”的牺牲者是很悲惨的！
但是我们招惹谁了呀？凭什么要把我们这些老百姓押到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剥夺最基本权利，在饥寒交迫和皮鞭抽打下，在九死一生中奴役二十年？我们这二十年创造的价值和损失可以用八百元人民币来补偿么？中共对无辜者的残害能用“路线斗争”极左思潮“扩大化”来塘塞么？最令人可笑的向被害者说：“向前看”，便将一切都一笔勾消了。
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在喊出“中国，我的祖国”时，是因为我们要受这个国家的保护。否则还叫什么祖国呀，我们凭什么无凭白故遭受共产党加害？既然已经加害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被害者，有资格向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喊道，
“我们是一群生在中国却没有祖国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正义和人道来保护的受害幸存者，期待着你们救救我们，期望你们谴责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谴责这世界中最专制蛮横的政府。支持我们向这个党讨回无端剥夺的生命权！！”
像这样的执政政府，有什么脸向世界人民表白自己的伟、光、正？这同绑架的匪徒有什么区别？我真想声泪俱下的哭诉这二十三年来所受的人身折磨，并以原告的身份向国际法庭控告当事人。
然而，我到那里去寻找这正义的法庭？在这二十多年间，无辜死去的人成千上万，我又算什么？今天在这魔窟中，在一个把人当作草芥的年代，能活着从监狱里出去，已是万分幸运了。
我看他从皮包里取出那钱，本想抓起那钱向他脸上掷去。当时倘若我真这样做了，他充其量只笑一笑，拿出那套地痞绝招，将散落一地的钱一张张捡起来，再拿到他的上司那儿讨好说:
“这平反真是狗坐轿子，拿钱放人居然不知好歹，对这些花岗石脑袋只配用子弹敲破它们，这才是毛主席教导的。”
何况今天我图了一时痛快，能对这专制政府损一根毫毛么？倒不如现实一点，权且收下这钱，以后再细细算账不迟。
不过，当年劳改厅的头头们像绑架那样，用卡车像押送牲畜一样把我们送到这儿来，今天我还得用这笔钱去买车票，住旅店，自己回重庆。
于是我压着心头的怒火，从他手里接过那叠钞票，有意在他眼前掂了掂，报以冷笑，连同那放在桌上的路条、票证和户口证明，一齐塞进了我预先准备好的口袋里。
正要转身离去，这时从门外过道里传来了邓扬光的喊声：“老陈，那古柏的人，你处理了没有？没什么好向他解释的，告诉他，我们是执行机关，他有什么意见，去找原判单位，我们无权决定……”
当他一脚踏进门来时，与我撞了个面对面，没想到他现在才现身，更没想到一直想敲破我这颗花岗岩脑袋的人，今天摇身一变，成了盐源农牧场落实政策工作组组长。
想我十五年来，在这盐源农牧场，他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我：将我送进古柏反省室的是他；把我送进二道沟小监的是他；在农六队指示打手对我轮翻批斗的是他；几次指挥破坏我的绝食斗争的是他；主持加刑的是他；今天导演这出平反戏的又是他！
好深的缘分，！过了今天我也许就见不着他了，他的躲避是出于心亏，还是害怕且不管他，我不明白的是，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又何必这么追着我苦苦折磨摧残？如果他没有读过我的申诉，了解我的冤曲，冲着职业而无可耐何，倒是可以把这帐算在“极左路线”上，但是他是全都了解的人。！
这么多年来整了农场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不感到良心有愧么？管教科所报那么多死刑材料，难道他不心惊肉跳么？而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后，究竟得了多大的好处？升了多大的官？
人性在他是死灭了，他是一具活僵尸。
我拦住了他，喊道：“邓科长，我们打了十五年交道，明天我就要走了，你总不至于现在还躲着我，是不好意思还是内心有愧？”
他见我话中全是剌，尴尬回答：“你的案子自会有人负责办理，我们是对事不对人，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办理你案子的人说。”一面说，一面绕开我向办公楼深处走去，我回过身拦着他喊道：“你不是在这么多年一直把我当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么？你们枪毙了那么多人了，你问心有愧么？”
也不知道是我这几句话逼得他回不过神来，所以急于要退出这种场合，还是因为他果真忙于处理其它的事，他只在最里面的办公室，拿了一叠像档案之类的东西，便慌慌忙忙出门向楼下走去，只说了一句，“我没有功夫和你瞎扯”，便匆匆下楼去了，等我追了上去时，已经不知道他向那一条路逃循了。
（四）离开二道沟
于是我拎着我的帆布包下了黄色大楼，向四号梁子大步走去，心中计算着时间。从感情上讲，在监狱这口盘剥我整整二十年的活棺材里，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呆，路条既已拿到，我可以马上离开这里。
时值九月下旬，磨盘山已开始下雪封山，这几天去西昌的班车车票已相当不好买，每天只开一班公共汽车。要一大早到公共汽车站排队买，什么时候车票售完，什么时候开车，不能预售。
无论如何我都要赶在九月底以前回到重庆。
从黄楼出来时，已是中午时分，心中盘算，今晚只好在盐源再过一夜，明天赶一个大早，尽早到盐源车站去买明天的车票。为了能在明天早上到达盐源汽车站，也为了同两位关心我的大妈最后叙别，所以我决定今晚就到詹大妈家住一夜。
主意打定，我从管教科出来后，去五号梁子取了我收拾好的行李，将我的旧棉衣和劳改服捆成一个包，准备留给詹大妈，山里人布票特别紧缺，平时注意到詹大妈一有空闲便补衣服，将我穿过的旧衣服送给她一定能派上用处。
我将换洗衣服和母亲寄来的毛衣装进木箱里，箱子底下放着五百元钱，这是我服刑二十三年的全部资产，经过”文革”大乱，加上这么多年来，老百姓缺吃少穿，小偷也十分猖厥。回程路上万一所揣的钱被扒了去，我就只好沿途乞讨回家了。
下午三点钟，我道别了六队相处十几年的同难们，挑着两个小木箱，跨出了六队那大铁门。沿着五号梁子向梅雨方向奔去，当我登上它的最高点时，我回过身来，向那隔着我已一里远，隐埋在半山中的六队围墙望去！想当初来时，我没想到会在这里渡过我一生最宝贵的十六年，也没有想到今天中共会用平反名义使我获释。
低头向下俯视，望那六队，好高的泥墙好阴沉的牢房。！那深壑之下埋葬了多少人的怨恨，连同他们的白骨啊？徼幸我还逃脱了虎口。现在以“自由”人身份，向这人间地狱望别，好像才从一场二十年的恶梦中醒来，惊险之至！
然而光阴蹉跎，一晃已从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变成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只是人到中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想起武训傅中的记载，十五岁的武训去张举人家杠长工，整天被奴役苛待，牛马不如的干活，却不发给工钱，直到三年后，他满以为张武举应当补上这笔血汗钱，没想到在他去张举人那里结账时，这个秀才抱出一本假胀来，硬说武训的工资早已支付完了！等武训傻张着嘴申辩时，却被张家的奴才打了一顿，并且逐出张府。
对比武训来，我还没有被打出“劳改队”，至于张举人拿给武七的那账本，我确是真的得到了，不过那时间可不是三年，而是整整二十三年！
我回到重庆北碚，两年后，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六号文件，我起草了一份索要在这里十五年劳役，起码该补工资的信，寄给四川省劳改局，请他们转给这个农场，指名点姓寄给了农场管教科，结果这个农场却给我回了这么一封信，现在全文抄录下来：
《孔令平，你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提出：“要求从新补原来工资的问题”。你当时在我场“改造”那是犯人，哪有什么工资级别？更无从谈起补发原来工资的问题，当时你的原判还没全部推翻，就是全部平反需要补发工资也只能找原判法院，执行单位不承担补发工资的，当时你在文革期间被加刑两年（实际服刑一年另八个月）后经盐源县法院裁定宣告无罪，我们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按当时就业人员的工资标准补发了你的工资这是正确的毫无异议的。其次，要求发给数量足够的安家费，这是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要对一个“劳改释放犯”发给足够的安家费用的规定，你这种要求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相反的，我们根据上级规定发给你安置费，生活费和路费这是符合政策精神的。
盐源农牧场管教科1982年元月5日》
武训因不识字为张武举白干了三年，最后被痛打一顿逐出张府，从而痛惜自己不识字，萌生行乞举义学的念头。而我也只能在这里记下这笔“无产阶级专政”对我欠下的工钱。
和武训一样，我同样是一个被封建恶势力吞噬的受害者，所不同的，当时的满清政府还大大赞扬武训的义学精神，光绪皇帝准许武训穿黄马挂，并颁发了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兼作牌坊的横额。
统治者的满人尚能知道扶持教育赢取民心，郭英华祥说：“武训死后……乡民送者数万，悲哀得未曾有过，人一生能有此报，足矣！”
而我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