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3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中共后集权时代
第三节：“平反”第一回合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张青富专门从队部到山上来通知我，说重庆来了专案的外调人员，要我立即回队接受“提审”。一面悄悄对我说：“平反有着了，是重庆大学来的人。”
我带着难以说清的心情，回到棚子里换了一件干净的“劳改服”，向山梁走去。一路上，那提审的说法一直在我心中搅动，那法院颠倒黑白，使清白的我身陷囹圄二十年！廿年不白之冤使我对法庭充满愤恨，怎容得它再来以“提审”重述旧事？
但我马上明白，我将同虎狼对话，文字狱的余悸还笼罩着周围，稍不留意会惹上新的麻烦。随即想到“提审”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方若故意装成不了解案情，让我重述旧事，我能不能压抑内心的厌恶？面对这无法可依的”法庭”，我该如何与之抗争？
若仅仅因政治需要，我这种情节简单的冤案，是全部推翻呢？还仅仅在条文上作些修改？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以“诬害”一词抗诉重庆法院。
但是，我马上想，张青富告诉我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在耍什么把戏？难道重庆大学是制造我冤案的元凶？
（一）复查人的丑悪表演
二十三年前，我在重大读书时陷入右派的前前后后，此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
中共建政初期，靠宣传营造出一个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形象，迷惑统治着人们，广播、电影、大小开会，街头宣传，学校教育，把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说得天花乱堕，几乎不容我产生对共产党的怀疑。当然更不能把英明伟大的共产党组织，想成冤枉我的凶手。
所以第一次把我推上斗争会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对这种莫须有的冤情不敢公开反对，没想到这种天真的驯服，正好是共产党的阳谋家们，想要达到冤枉人并封人口的需要。
两年以后，我在南桐界牌公社和丛林练铁厂，亲身经历了毛氏三靣红旗，以后又在南桐看守所，亲身体会到全囯人民的灾难，从而醒悟到这种“阳谋”的毒辣时，我已被钉死在“反革命”的大牢里了，那时我与所有被冤枉的人一样，想过轻生。
我身旁的受难者一个个饿的饿死了，牺的牺牲了，我从他们的身旁走过来，走过了漫长二十年练狱，我才明白赤手空拳的我，同完全畜谋的，武装到牙齿的魔鬼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
回想我在空虚和失落中走上人生；在中共所布下的政治骗局中，从一个孩子熬到了中年；在暴政带来的灾难中从无知走到成熟。并痛下决心同这个吃人的制度抗争到底。！
托苍天保佑，我是仅存下来的幸存者之一，我总算看清魔鬼共正由强大走向灭亡。
罪这字，在寺院里，是布道主侍用作诲人的常用语，儿时进得佛堂，往往方丈见面带凶相的不善之徒，便双手合什连连颂念“罪过、罪过”，但并不知道这“罪”所指什么。
长大了，念书以后，随着知识的增长，懞懞懂懂知道，那是宗教劝人修行的戒律，后来读到佛门十戒和劝人向善的“百过格”，始接触先知们静坐打禅和思过悔罪的方法。这同中共法庭所讲的罪，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即使对中共，学生时代，我也从未冒犯过它。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罪！
想着想着，六队的两扇铁门就在我的眼前，我迅速调整了思路，从容地向何庆云办公室走去。
当我跨进门时，何庆云站起身来，向我指着那办公桌前为审问专备的小木凳，示意叫我坐下，我拉长了脸，冷冷地向那办公桌后的陌生人盯了一眼，心中又重新温习了一道刚刚想过的对答词。
何庆云神情木然的坐在左侧的靠背椅上，办公桌上放了一包“大前门”，满屋香烟镣绕，看样子，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会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头发已经花百，大约六十开外，鹰鼻上面一双凶悍的眼睛正注视着刚刚进来的我。年青的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小伙子，我想这大概就是重大来的外调人员了。
两分钟沉默以后，那年老者灭了烟蒂开始“提讯”。
“我们是重庆大学保卫科的，”老头不紧不慢的开了场：“受校党委委托，专程从重庆坐飞机来对你1960年‘反动日记’一案重新复查。”老头停顿了一下，他眼睛里露出一种凶光，接着说：
“首先，你要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历来奉行有错必纠，有错必改的方针，我们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轻易放过一个坏人，这次对你的案件进行复查，再次证明党的光明正大，你要认识到，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怀，同时也是给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把当年有关本案的情况如实的向我们提供。”
果然，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种由学校出面进行复查故案的做法，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才会这样做。难道我的案件，当年是由校党委提供线索和事实，只不过报到重庆法院去完清一个法律手续？如此看来，法律不过是中共各级地方组织玩弄的戏法，难怪说中共无法无天。
现在，面对刑期执行了二十年了，我申诉了那么多次，累遭“强行剥夺上诉权”，累遭批判斗争后，这老头再来“纠错”，并说中共的政策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令人感到可笑？
更堪有那么多人已含冤九泉，被枪杀的，打死的冤魂，能容忍这老头子今天在这里胡扯么？冤案已成事实，还说什么有错必纠？玩弄掩耳盗铃的把戏，恐怕只有邓小平这类在毛胯下三起三落，几乎被弄死的“走资派”，才想得出来！
他们怕政权跨台，执政党易位，失去统治的宝座？又怕毛泽东的死党真的继承“正统”，逃不掉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的厄运，才想出这缓和矛盾的做法？
所以就是再尴尬，也得让我们这些受害者，忍受这种不伦不类的把戏，高喊“有错必纠，有冤必改”来掩盖过去所造的罪逆。
当然，在中国还没有产生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缺了监督，玩这一套是非常容易的事！怪不得人们议论，邓小平只能在政治上小偷小摸！
想到这里，我看了看坐在审讯位置上的老头，共产党也亏了这些通晓变通的基层老官僚。当年就是这些官僚，奉旨把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实行焚书坑儒，而今又靠他们把这么多的血债一笔抹掉，还要二十年死里逃生的人，向冤案制造者磕头谢恩。
尤其我每年都在申诉，凭什么把这些向重庆市法院申递的状子，向重大保卫处复述一道？这不是捉弄人么？所以我一向认为法院就是毛泽东玩弄的木偶。
而我现在领会二十年前诸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有着多深刻的真知灼见。我那时还没有理解这个小和尚在向老和尚进言时，已看透了毛泽东，共产党。
面对这个老滑头，而不是面对重庆法院，照理我可以拒绝一个学校保卫处所提出的问题。原先准备好义正严词的控词需要调整。
但转而一想，我的冤案根子在学校党委，而学校的党委是奉党中央的政策行事的。没有我被划为右派，我怎能身陷囹圄？我之所以二十年来没有找学校，便是深深知道这个皮球在中共的脚下从学校踢到法院去了。我不能闹笑话，做完全无用的事。
而今天球又被法院踢回学校了，所以我立即问道，“请问学校也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么？我不希望在这个程序不明的情况下，回答与本案无关的组织提出的问题。”
我的回答，引起那位做记录的“书记员”特别的惊鄂：他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头来长时间的注视着我，老头也好像被问住了，何庆云也无话可答，复查问案陷于僵局。
其实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共早向全国老百姓公开宣称了的，不过这个党一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谁来代表？说工人或农民那才真是弥天大谎。现在看到，左右共产党的，原来是几个中共中央的头。它是那样的少，简直可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过去二十八年的执政党就是毛泽东党。
不过党这个名词在字典里并不光彩，它是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为实现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在中国“结党营私”，可以概括为皇帝控制的大臣们操纵全国大局的集团。它从来就是小得可怜的。
其实有关描述党的名词几乎全是贬意，什么朋党之争，党同代异都是表述争权夺利的名词，至于孤群狗党，党棍，党祸更是老百姓用来骂人的。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酿成冤狱国中，政局动荡的阉党，例如明朝的魏忠贤，就留下了杀害忠良的千载骂名。
同其它人一样，二十多年前，我被第一次推到斗争会上时，那种失魂落魄，至今想来真是羞愧难当。
当我糊里湖涂的跟着同学们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像父亲时，我是绝不会意识到我正充当了他攫取皇冠的拥护者。后来又强迫我们充当了他的牺牲品。
而今看穿了反右派的鬼把戏后，我的内心满是忏悔和痛恨。
毛泽东当年将我划为右派，邓小平在二十年后又为我平反，统统都是为建立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需要，在这种翻云覆雨之中，我既感到被捉弄的悲哀，又十分无奈。
眼下为了早日出狱，我也只能装聋作哑。不过，要我跪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面对老头子的提问和要求，强忍着内心的反感，还是把当年我干的荒唐故事从述了一遍。
那老头子悠然的抽着烟，把口里吐出的圆圈甩得老高，看得出他对于我所讲的荒唐往事，并不感到丝毫兴趣。这种故事，在当年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中真是太多了。
戏，演了二十年，我几经生死，总算到了收场的时候了。
我从他那老奸巨滑的眼里看到他正打着主意。他装出替我昭雪的那张面孔是多么虚伪，其实他正打着从我身上捞取好处的算盘，对我心里滴下的血，除冷笑和渺视外，不会产生任何同情。
大老远从重庆坐飞机到盐源来，总不能空手而归！
“噢！对了，证据”老头狡猾的眼睛露出假装的为难，告诉我说，收集证据是他平反的最重要的工作，“请你把那两封从南桐寄给重庆大学的信，详细加以交待，最好你能向我们提供这些信件的邮局的收据。”
这又一次在触我心中的伤疤，当年我向我称为母亲的学校党委，表白自己绝无对她的“反心”，为加重自己的诚意，用大学生向党交心的时髦形式。这两封血书，同当年许多年轻人的交心书一样，除了证明我心理上的失态，能说明什么呢？同时谁还记得这段思维混乱中的细节？
何况，整整二十三年，我经历农村，看守所，监狱，流放等几个场所，历经数以百计的大搜身大检查，连原来的判决书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还将两张邮件的收据保存下来？我意识到这个老头在故意的耍弄我，以获得卑鄙的惬意。
于是我摇摇头回答说，“时间已过了二十年，我已无法想起当年我干了些什么，至于邮件的收据我完全没有印象，现在要我拿出这些证据岂不是强人所难？难道因为拿不出邮局的收据，就可以改变事情的真像吗？”
我的语气变得愤怒起来，这老头没有吭声，那坐在一旁的何庆云也明白那么多封申诉信，他肯定拆开看过的。
我现在只有悔恨当年的无知，对重大党委毫无防备，我真相信这个组织就是我的“母亲”，可没有想到，它毫不犹豫的给了我二十年牢狱之灾！
可是老头的脸色沉了下来，闷声问道：“那么你现在回忆一下，二十年前，从南桐丛林煤矿的集中地，在你的铺位上搜出来的那本日记，是从那年那月开始的，都写了些什么？”
这又一次扎到了我的痛处，这本日记作为判我十八年徒刑的原始依据，早已被法院收去，至今肯定还保存在法院的档案中。现在，我已不屑再去回忆当年为摆脱痛苦，挖空心思伪造出来的东西。
我在二十年中已反复说清，我已脱胎换骨，我已从乞求宽恕中认清了中共！认识了自已，这是我从炼狱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既然已经明白了，面对这个坐在我面前的党棍，我心里燃起的是一把怒火！于是怒声回答道：“你们既然什么都掌握了，还问我干什么？难道这一切重大党委没有责任吗？”
这一声责问使老头收敛了，他不再像开初时那样盛气凌人，他既不能用施舍恩惠来哄我感恩，又不能就此翻脸。嘀咕着说：“我办了这么多右派案子，头一次看到你这样恶劣的态度。”最后匆匆收场道：“好吧；给你一点时间，把今天提讯中所有的问题，仔细的思索一下，并写出材料来。”
老头子结束了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老头，对他故意挖伤疤的提问，我已经最大克制了。既然是为我昭雪，我本应站在原告立场，聘请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但情况绝不是那么一回去事。
他要我现在装扮出一个被整后，受到恩赦的玩物。可我提出的质问却使他吃惊，我因此想到其它获平反的右派同学委曲求人的处境！世道没有变，当年整人的人又是今天执掌平反大权的人。！
他身边那位书记员停下了记录，按照老头吩附，从皮夹里取出了一叠白纸递给了我。
怀着一肚子苦涩，我走出了那办公室。对这种戏谑的平反，我毫无快乐的感觉。因为，坐了二十年牢我现在已将牢底坐穿，才来‘平反’！天下那有这等无理的‘衙门’，这等荒唐的亊？
走出铁门便碰上王文典和肖弟良，他俩倒是怀着美好的祝福，询问提审的经过。我苦笑着感谢他们的关心。
（二）第一次到詹大妈家
下午詹大妈和刘大妈又来庄稼棚了，他们俩最关心我落实政策的“结论”。我心里因为有疙瘩，不愿向他们提到郑老头演的戏，因为这两个善良的老人是不会懂得“人肉筵席”的。其实像他们这些劳苦的民众，几十年来，又何赏不是在中共摆下的筵席上，任统治者的筷子，挑来挑去的吃呢？
当我回到庄稼棚，詹大妈在门口坐着，她已经听到老吴说重大来人的事，见我走上山来起身迎着我，告诉我，下午六点钟，一定要到她的家里去，她有事告诉我。
过去她和刘大妈曾几次邀请我去作客，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当地人的习俗，凡是去人家里第一次作客，都不能空着手去。我穷犯人一个，用什么去作第一次见面的礼物？而且，去人家那里作客，肯定又吃又包，我会因此而十分尴尬。
但今天此刻，被重大来人整整三个小时“提审”，弄得心情极为烦燥，如果趁此去梅雨走一趟，散散心兴许会冲掉刚才的不快。
同时想到在这儿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还没有像像样样的去普通百姓之家作客。对他们的风俗人情所知甚少，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我卷铺盖回重庆，这种一无所知还是一种遗憾。想到这里，我打定主意，今天下午六点以后去梅雨走一趟。
同每天一样，下午七点钟各组已收工完毕。山梁上静悄悄的，除了有一两个拣粪的人影在四号梁子晃动外，看不到一个流放者。此时两个老大娘已背起了帆布饭包，呼唤着各自的畜群，沿着那条老路缓缓而归了。！
夏天的盐源山坡上，下午要到八点钟夜幕开始降临。此时距天黑足足还有—个小时，我向老吴打过招呼，便跟在詹大妈放牧羊群的后面，缓缓地同她一起向山下走去。
詹大妈开始询问今天白天，重庆来人“提审”的情况。因为我实在不想再谈“提审”事，有意问她的小孙子今天那里去了？
忽然她试探性的向我说道：“你也快脱法了，苦日子也熬出头了，人也四十二了，该马上成家了。”
真的，爱情、恋爱、婚姻，这人生中一个重要里程碑，竟被漫长的二十多年冤狱给埋掉了，至于爱情和性的欲望，也在这段与死神和魔鬼的搏斗中无意忽略了。实我何尝没有渴求一个善良女孩子在我的身边？！然而所有一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都一次次被残酷的处境化成瞬间幻影消失掉了！
母亲给我寄来那张邹银双的照片，一直就夹在我的笔记本中，说不清是什么感情，有时候，想到自己危险的处境反倒觉得独自一人更好，因为一人而无牵无挂，就是在我一朝面对死神时，也少却了后顾的忧虑，心中反而平静。
不过，现在我该如何回答身旁这位老人的关爱呢？倘如说：“大娘你就别管了，我不会结婚的”。那就未必太失人情常理，只好用沉默静候着她往下要说的话，果然她开口了：“小孔，你有文化，人也挺好，脱法以后就在我们梅雨镇安个家，我替你介绍一个对象。”
平常交往中我知道她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办到，听她这口气大约已经为这件事筹划多时了。“哪！我们公社的农机站里，我的一个侄女在那里当工人，今年才二十七岁，我看你们挺般配。”
我实在没想到，今天她特意邀我去她家作客，竟是为我当红娘来着。心里不免掠过了一阵紧张。
像还没扎根的水靣浮萍，当时我对今后的前途还没有定准，何况母亲在重庆眼巴巴地等着我，说什么我也不能在这里安家！
面对老人的一番好意，我无法生硬的拒绝，只好说道：“还早着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脱法，脱法以后干什么，弄不好会连累别人的。”
但是她却很认真说：我那侄女儿，人虽然有点胖，但是体力极好，人也能干，今天我已经将她约到我的家里，你们见见面。”她这番热心很难拒绝。
天色渐渐地昏暗下来，将到梅雨村，那些在河弯里的大大小小被绿茵环抱的村落，在幕色中升起了袅袅青烟。走过草坪，沿着一条青石板路再往下走，便是村庄的地界了，这地方，我们每年挑草都来过。
她把两个一同放牧的孩子叫过来，吩咐他们继续向前，把羊关进公社的羊圈后，一定要上锁。
关照完毕领着我向一条青石板路走去。石板路被大树覆盖着，十分的凉爽，几只蜜蜂嗡嗡作鸣，平添了矮墙茅舍里的安静和祥和。“文革”的烽火没能烧着它。
大约快九点钟了，天色已经很黑，经过的园子里传来挖土的声音和人声。詹大妈告诉过我，现在土地包产到户了，家家户户都起早贪黑的。
如此走过了十几家人家，在一段半截泥墙和一幅柳条编的小门前停了下来，詹大妈向门里边呼唤着她的两个小孙子，两个孩子蹦跳着从里面跑出来，一见他们的奶奶把老师请来了，立刻迎上来打开柳条门，很有礼貌的喊了一声：“老师，请进屋里坐。”
我跨进柳门，只听见一阵阵蜜蜂的朝王声，那大约只有三尺宽的屋檐下，整齐放着六、七个蜂桶，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正戴着用白纱布做的防蜂帽，在一个蜂桶里舀蜜。我才明白詹大妈送给我的蜂蜜，都是自家采集的。
从柳条门到“堂屋”，大约十五米长的石板小路两旁，长着茂盛的蔬菜瓜果。走完石板路跨进大门进入堂屋，迎面就是一个留着草木灰的火炕。这是山区百姓人家家家都有的取暖设施，每逢夏天，落雨后天气很冷，主人引燃火炕里的树根疙瘩，一家人围着火炕取暖烘干被打湿的衣服。
“神龛”上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堂屋中间除了一张木方桌和四条长板凳外，屋角里放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农具和几个老树根，川西地区的贫苦人家大致都是这样。
詹大妈进门摘下她的帆布碗袋和蓑衣，一面招呼我坐下。这时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从里屋走了出来，大妈向我介绍，这是她的当生产队长的大儿子，我每天上课所教的两个孩子便是他的儿子。
大妈把儿子叫到一边，在他的耳边吩咐了几句话后，他便出门去了。两个孩子正在里屋完成他们的作业，大妈也去灶房里弄饭去了。
我跨进了孩子做作业的房间，那屋子里除了一个粮食柜，两张古式的木床和旧木柜外就再无别的家俱了。看来这位平时为人慷慨的大妈家里实在很贫寒。在那个年代，农村人一家人能有几间土瓦房和自留宅园，赚一个温饱，便是很富足的人家了。
这时天色黑尽，采蜂糖的女主人收了白面纱，脱下防蜂帽和手套走了进来，去灶房换下詹大妈。大妈便端着刚泡开的一杯茶，走进了堂屋递给我，介绍说：“乡下人喝茶全是自己种的。”我恭敬的端在手里呷了一口，那茶是甜的。
她坐在我的面前，向我聊起了农村的热门话，她说，土地包下来后，今年她在承包土里收的包谷，比往年从公社分的粮食增加了两倍，现在一家人的口粮不愁了，还可以用来喂猪。说着她兴致勃勃地领我去参观她家新修的猪圈。里面喂着一大一小的两个猪。
她指着那大架子猪说，今年的过年猪有了，到时候杀过年猪时，你无论如何都要来吃我们的“刨汤猪”。紧靠猪圈，是用竹篾围成的鸡圈，到了下半年她打算喂几十个鸡。
看来农民没有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里得到温饱，这些年农民们总算吃尽了苦头，这个大救星带给他们灾荒饥饿的苦果，到头来还得靠自己的双手，依靠自己的勤劳才得解脱。
詹老大出门足足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来。不过他并没有请来詹大妈要他去请的客人，说：“今晚农机站不凑巧，临时加班，预先没同人家约好，所以只好改期了。”
说罢便从怀里摸出了一张两寸照片递给了我，说是姨妹托他将照片带给我，当时盐源的相馆还没有彩色照片，我接过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标准的村姑打扮，穿着白色印花的衬衫，胖胖的脸蛋旁垂着两根又粗又短的黑辫子，脚旁放着一个花篮，背井和画面并不十分协调，但她那种青春活力的气息散发出一种诱人的光彩。
“怎么样？大娘随即向我发问道，我用点头和微笑来表达我的模棱两可，那决不是因为我的眼界太高，恰恰相反，脱离生活太久了，在我从新回到生活中来时，那种拿不定主意的心情使我有一种身不由已的感觉。
正是“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可怜鬓发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北宋—张耒）
大妈已将丰盛的晚餐放到堂屋的桌上，自从1962年我从重庆监狱流放西昌，至今整整十七年了，除了几次在甘洛，黄联关用衣服换粮食，应邀到农家正式作客还是第一次。
同詹大妈一家围着方桌共进晚餐时，我像一颗干渴多年的老树，沐浴着这个温馨家庭的甘霖。而今我已四十多岁了，来到这个家庭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对着面前的菜淆出神。细心的詹大妈观察到我的哀伤，不断为我夹菜，用宽慰话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一夜，我十一点钟才离开詹大妈家，我的两个学生打着电筒一直把我送到五号山梁子六队的地界上。我踏着深夜露水初降的草地，借着下弦月洒下的银光，独自回到了我的庄稼棚里，老吴也刚从农场场部看完电影归来，大约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想，我正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回重庆后，我以怎样的身份踏入社会：五类？准五类？获平反者，还是被政策施舍的人？社会会以怎样的方式接纳我？我又怎样立足在现实中？在陌生中怎么找到自巳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詹大妈的话和她的关怀又一次重现眼前，母亲寄来的那张照片，以及大妈拿给我的照片一齐都闪在我的脑中，人真是非常微妙，二十年监狱里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突然摆到我的面前，要我面对，要我选择。
然而，我不能在当局流放我的地方安家，这算是我对命运的抗争吧！上午那老头“审案”的对话，老头的戏谑和官腔令我厌恶，那口气里的施舍和恩赐令我愤怒！我在火炬中寄望的巨变并没发生。
好像我仍生活在以往一样的环境中，使我对即将踏入的地方产生疑虑，那不是鲜花布满的美好世界，兴许又是一个隐约的陷井。对前景茫茫未知的担忧油然涌向我的心头。
（三）飞起来吃人
几天后，队长再次派张清富来庄稼棚里喊我回队部“传讯”，这次是重大专案组的复审，也是终审。出我的意外，上次提讯的主角没有在场，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一位在第一次预审中的书记员。
“我姓崔，是重庆大学保卫处的。”年青人自我介绍道，口气很和蔼，“这次重大保卫处专程派郑老师和我来这里是对您的右派，和1960年的“反革命”一案，重新调查审理。为了弄清几个关键的疑点，上次请您写的材料写好了吗？”
估计他才从政法学院毕业，对共产党那套还不熟悉，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昨天写好，应付郑老头的“待查材料”交给他。
他将材料接过手，看了两遍便夹在一个卷宗里放进了公文包。沉呤片刻，又问了一些当年反右派的细节，以及丛林集中地另外的几名同学。最后问到我的家庭情况后就结束了整个的“复审”。
其实连这次“复查”都完全多余，事情摆了二十年，不会变质，一切都看“共产党”怎么作弄我了！
重庆大学的调案人员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并不知道。离最后一次问案大约五天后的中午，我从看庄稼的棚子回伙食团取饭时，胖胖的马事务长站在篮球场坝子中间，高声把我叫住，一边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诺，这是你们学校那个姓郑的老头临走时托我转交给你的。”
马事务长向来讲话声如洪钟，且多幽默，大家都叫他马大炮。当我从他的手里接过那封信时，听他解嘲似的吼道“你算有本事，闹了二十年，居然把案子闹翻了，不过不是邓爷爷，你一辈子都难翻身。”
我看那信封印着重庆大学四个红字，心中一愣，这郑老头何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公务”呢？难道还有什么要用“书面的审问”才可以弄清的吗？
我拿过信，并没有扯开它便转身离去。
“噢，还有”马大炮继续站在那里向我喊道：“那姓郑的再三关照，要你回重庆后，先要到重大保卫处去一趟，因为，关于你落实政策的事全由他们负责，他们要向你交待有关的政策。”
我心中一怔，难道这里面装的就是正式的平反通知？于是把信揣在怀中，快步的提着饭篮子沿着小路向山梁的看守棚走去。
回到棚中顾不上吃饭，便急忙把信拆开读了起来：“孔令平同学”那信笺上抬头的称呼，已与我相违了二十三年！。
继续往下读去：“这次我们专程从千里外来到西昌盐源为你落实政策，通过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终于才基本上查清了你的问题。”
读到这里，一种感激的冲动涌上了我的心头，但不知为什么，我始终对那郑老头产生不出任何的“报恩”情来。他的信与他的提审竟如此不同，令我困惑，继续地往下读：
“现在我们已完成任务回重庆了，因为听说西昌一带盛产蜂糖，核桃和大白瓜子，本打算顺路带些回去，但因为从重庆来的时候走得太急，带的钱不够，现在随身携带的钱只够作回去的路费，经与你们马事务长商量，请他能为我代购蜂糖十斤，核桃十斤，大白瓜子十斤。所用的钱，他答应暂时为我垫一下，我回重庆设法给他寄来，请你在回重庆时能顺便将这些东西带回，在重大保卫处面交给我。”落款处写着郑树勋的大名，时间是1979年7月。
读完此信，心中一沉，刚读信时冒出来的感激之情，顿时被后面这段文字像一盆脏水泼熄，想到十天前坐在“法堂”上提审时，他那施舍和盛气凌人，使我呕心。那正是：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一班龊龃堂构相承。”封建时代，权臣弄权，使朝纲败坏，恶吏猖厥，冤狱丛生。往往贪官污吏借着冤狱的涂毒，对无辜者趁人之危敲诈勒索，“竹杠好敲受冤人。”“衙门八面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连普通狱卒也用得滚瓜烂熟。
清朝未年，冤狱泛滥，近百年中国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大清王朝被民主革命所推翻，究其原因，猖厥的冤狱和腐败的吏治是一种摧化剂。
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氏二十八年统治，被民主革命浪潮卷没的各种沉渣，以空前速度从新泛起，其数量之多，情节之荒唐，比前清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冤案配上”解放人类、“光明磊落”、“革命”、“有错必纠”这些漂亮外衣，打扮得说不上来的丑恶！
它不但演唱了中共统治的老底！更向世人昭示，“革命”和“改造”怎样掩盖独裁专制的地狱黑幕！而我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个地狱的全过程，临到收场时，还要亲身领受一下，共产专制的恶吏“敲诈勒索”是怎么回事？虽然演员的扮相太令人呕心。
其实这郑老头说来也够愚蠢，勒索的东西如此低微，既不是黄金白银绫罗绸段，竞是区区十斤大瓜子、十斤核桃、十斤蜂糖。其价值之低微创勒索之“记录”！所用的障眼法更令人可笑，需知那马大炮虽与郑老头“同朝为官”，可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为郑老头去垫钱购买？郑老头的真实意图从这封信里已一目了然，对他初审时的一本正经全都戳穿了。
就是在大清末年，吏治腐败的慈禧时期，这索贿的事一经老佛爷查到，“怪责下来”，也要对索贿人依律严办的，轻则丢官、重则丢命。再愚蠢的“官”都不至于贪财妄命到连后果都不顾的。
索贿也得讲技巧，一般都授意下属，摆设陷阱，使受害人就范而巧取之。决犯不着为三十斤山货留给被索者以书面把柄。
要么这郑老头实在配不上官场老手，要么索贿已成“无产阶级”专政合法之风，被索者就是去告官也奈何不得。不过这种煞似小流氓对小百姓的勒索，竟玩到我这种重刑犯头上，也太轻视了二十年改造的功力！
把我这种当局视为顽梗不化的反改造尖子，交给如此平庸的老流氓审理，真是对我莫大的渺视。原判如此粗俗已够闹笑话，复判又如此儿戏，可悲的政治犯在草菅人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死亡大半，还要对其幸存者任意猥亵，只有在中共独裁统治下才会发生！！
好在当局严密封锁着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媒体，使得像这样的丑闻被死死捂住，否则就凭这大量官场腐败拿来公开曝光，这个政府早已是千手所指，难以维持下去了。唉！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封锁对于保护中国黑暗的专制统治真是太重要了啊！
好在，我已习惯了忍耐，对于残暴和腐败的中共各级官吏，既已认识清楚，中共的严刑竣法会在监狱中轻易打死疯子，像刘康云丶刘志和等因说胡话可以拉出来枪毙，甚至像那癞子可以关起来乱棒打死，在我头脑里烙下的“暴政”烙印太深，难以忘怀。
至于官员走后门，公开索贿行贿，因媒体被严加封锁，所知甚少，现在总算亲身经历到了。
向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治犯索贿，在现今民主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这郑老头所以公开索贿，仍因官场腐败到了无可顾忌的程度了。
可我还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因为平反回重庆后，我首先得找工作，寻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今后工作的安排，待遇的高低，还不凭这老滑头签字的“鉴定”意见？倘若顺他的意愿，安排一个好工作，多拿的待遇补上这三十斤山货，算得了什么？
怪不得当时回校落实政策的同学都带着“贡品”，先拜“落实政策”的菩萨。敞若在这个问题上不通窍，慢待了菩萨，意味在新生活开始，就给自己今后设下了坎坷，难道我二十多年还没受够么？
这么一想真还不敢得罪这郑爷，想我死里逃生撞过了重重牢狱关，今天自己的命运还操纵在这郑老头手里？不禁悲从心来。
要不干脆先发制人，把这封信往上交，告倒这老恶棍，从他的手里夺回今后命运的操纵权，兴许是上策，但转而一想，我的旧案子还没翻过来，现在政策还没落实，反把落实政策的人告了一状，这连环状子又怎么了结？
何况现在我所依凭的，仅是郑树勋托马大炮带给我的信，这封信并不足以证明郑老头勒索的证据，这种共产党内污七八糟的事，也只能“查无实据”了！
包公已死快一千年了，今日以说假话和谄媚为能事的官场中，那有断奇案的清官生存余地？清官也成右派或右倾份子了。既然黑白不分，积重难返，真告官又搬不倒，岂不是引火自焚？当然我凭着这二十年练出来的“横劲”也不怕谁了，但必竟已过四十岁，还有多少精力能在诉讼里打一辈子滚？
不过细算三十斤山货，在那个年代都属一类统购物资，市场上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票是看都看不到的。若论黑市，以蜂糖每斤三十元计，十斤蜂糖就要三百元才能买到，核桃也差不多就这个价，三十斤山货备齐非一千元人民币。
对每个月仅两元钱的赤贫奴隶，则要足足服刑四十年才能揍足，也许落实政策会领到一笔安家费，就用这笔安家的款子全用来买郑树勋所索要的“见面礼”，带上这沉重的三十斤，远涉千余公里，乘了汽车换火车，就把狱中的破衣烂裳和被盖全扔掉，还不知怎样将它们运回重庆，当面交给郑老头！
想到这里，便对这个面目狞狰的郑老头子好生痛恨。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天亮了，还没有想出一个应对的良策，思来想去，不如把这封马大炮交给我的信，又奉还给他看，看他读后，有什么高招？
马大炮必竟是中共狱吏圈子里的人，兴许能说清这信里的内幕，拿得出一个比较周密的应对方法。
于是一大早我便去队部找他，那时他正在食堂里用早餐，从我手里接过那信笺读罢便淡淡一笑。边摇着头叹息道：“这帮人也够厉害的，飞起来吃人，吃人还不吐骨头。”
这真是局内人看局内人，看得多了便真了、深了。中共政府机关这种勾当，他已见惯不惊了，“飞起来吃人”可谓对公检法真实的写照，不但吃人不吐骨头，而且连骨头毛发都要吃净，我被他们关起来吃了二十年，好不容易侥幸生还，还嫌没吃够，追着还要再咬我一口。
马干事既如此评价，我便说道，“马干事你是知道的，我整整服刑二十年，除了破衣烂裳一无所有，那里拿得出这笔钱来进贡？再说回重庆交通不便，路又那么远，要我驭三十斤货回重庆，不是要我的命么？那重庆来人我又不敢得罪他，我该怎么办？”
他瞪了我一眼，站起身来在厨房前的坝子里来回踱了两圈，回到屋里向我说道：“你只当不知道这封信，信没有直接交给你，而是交给我的，回重庆照样去看他，因为你今后的工作要他经手安排，所以你千万不能得罪他，如果你见到他时，他什么也没问就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倘若他真要问你这件事，你就一口咬定，没有接到我转给你的信，明白吗？”
看来只有装糊涂了，有时处理棘手的事，还真是“难得糊涂”好。
眼下只好如此而行，至于这姓郑的在我今后的工作上作什么手脚，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是我即将出狱时，遇到对肮脏行为装作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的第一例。像我这种直性子人，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
后来我才明白社会上这种事太多了。见死不救，见人被抢劫或遭侮辱而装聋作瞎，见邪恶也要逃避，大概成了中共统治下的一种社会风气。
虽然如此，但郑老头这封信，却在我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我面对着即将开始的生活，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在中共统治下，未来是一个用新方式人吃人的社会，是的，我被从政治犯的人肉筵席上撤下来，又被装进另一盘子里，端到另一桌筵席上任人“品食”。
命运注定我这辈子是被人吃的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