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中共后集权时代
第一节:风向陡转?
(五)再逢李培连
一天,马大炮站在六队坝子里的土墩子上,高声向坝子里吼道:“李培连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昨天他的老婆坐着场部派去的吉普车去骡马堡接他出来,不久,场部还要专门为他召开平反大会。嘿!嘿!”这马大炮在故意向我们播“小广播”。
我早耳闻李培连被划为走资派的“黑干将”了,后来又听说他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前听他讲杨修故事的情景还在眼前,不料,如此谨小慎微的共产党秀才,也难逃牢狱之灾。
林扯高夺权,李培连坐监;林扯高发疯,现在李培连又官复原职。这原因在那里?监狱的看守们困惑了,什么时侯毛泽东的铁杆,才能悟出这一切原是被“阶级斗争”所戏弄?
几十年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怪圈里跳舞,演出一场又一场自己捉弄自己的丑剧。
好像不杀人就抖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淫威,“文革”以来贯例,每年国庆节前后,当局都要召开相当规模的公判杀人大会,“文革”高潮的几年,每次讲杀一小批,动辄是十几二十多人。
中共说不这样,贫下中农就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结果在毛共统治下饿殍遍野,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1978年10月前夕,盐源免去了这一年的“公判大会”,909各中队还免去了以“检查卫生”为名的大搜查,过去常对“反革命”敲打和恐吓的话,也收藏了起来。六队多年綳得极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一下。不过,二十多年受够欺压的囚奴们,反而感到疑虑,生怕这又是一次“阳谋”?
这一年“国庆”期间,在农一队的大坝里,与以往只放映几个“样板戏”大不相同,连续放了两天露天电影。影片十分新颖,头一天晚上是鲍国安主演的“隋炀帝”。第二天晚上放映的竟是再三受到批判的大毒草“桃花扇”。
文革中“借古讽今”这顶帽子,压死了多少知名艺人?说国民党时代艺人是任人玩弄的玩物,曾几何时,这些被“解放”的“玩物”,竟在中共控制的舞台上纷纷罹难。连玩物都不是,变成了一群罪不容诛的奴隶。
毛泽东只允许他们鹦鹉学舌唱颂歌,歌功颂德,山呼万岁。可这些人偏偏要借古讽今,恶毒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武断说他们对旡产阶级专政怀恨在心,所以必须“改造”“消灭”。“文革”中大批艺人惨遭斗争抄家,本人被逼投河上吊,古装戏因此销声匿迹。
今晚旧戏在银幕上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其实“隋炀帝”仍属新剧,不再是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样板戏罢了。
在演出“隋炀帝”的这天晚上,我在农一队的露天电影场上,与整整十一年没见面的李培连夫妇相遇。
那天下午七点钟,我们吃过晚饭以后,便整队向对面的农一队出发。当我们的队伍刚刚跨进大坝子围墙的大门时,便在围墙外的草坪上看见了周丽萍。
1965年,受高德胜委托,李培连调到农六队,对重刑的政治犯实行“感化”教育的试点,我和陈力便是这个试验田的“试验品”。
听说1967年底,李培连被打成“5.16”份子,不久就被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住进了“牛棚”。
当年革命委员会曾逼迫周丽萍同李培连离婚,却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于是她的命运便像金梅那样,被解除公职,带着未满十岁的女儿,到北鸟与女儿相依为命的熬过了十年。
想不到今天,竟在这里不期而遇,她看见我以后,立即向我打招呼,十一年不见,苦难在她的脸上刻下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剪得短短的。在夜色朦胧中,周丽萍已鬓发斑白,完全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太婆了。
当我走近她,正要询问李培连的下落,周丽萍却向我伸出手来。
二十多年来,我们同所有管教人员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沟壑。管教人员视我们为可以随意侮辱的贱人,而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一群失去人性的豺狼,彼此之间,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除了冷眼和敌意,便是警惕和小心。
记得1966年一次学习会上,李培连说:“我和你们仅仅是认识上的区别,我们用自己的观点来改造你们的观点,所以不应该把这种关系变成人格上的等级和界线。”这种与毛泽东所主张完全相悖的说法,也许是他的一厢情愿,也许是他的欺骗,谁知他内心怎么想?
“文革”终于使李培连夫妇跨过了与我们间的鸿沟,此时,回过头去看看这条刚刚跨过的鸿沟,便会明白这不过是毛泽东所布下人与人间的陷阱而已,否则人与人间怎会互斗,怎会互相残杀?
周丽萍扭过头去向马路上招手,我顺着她招手的方向望去,离我五十公尺左右,一个穿着灰色长褂的人正从夜幕中向我们走来。这便是十一年前这个农场管教科的才子,被认为全农场理论水平最高的李培连。
在暮色中,我细细打量他。此时此刻,他与十一年前风流倜傥迥然两样,脸已变得苍老凝重,颧骨高高突起,额头和两鬂已布下很深的皱纹,鬓边两缕白发在微风中颤动。十一年前那种自信和锋芒荡然无存,换上了一抹抑郁和失望,特别是他那件打着补丁的中式长褂,与他十一年前西式风衣显现出的潇洒外表,已迥然两人。
十年来,李培连丢掉了西方的派头,而返古到华夏古装。看来十一年的监禁生活,少不了毒打、刑具和折磨。五七干校也好,牛棚也罢,关禁闭反省也好,反正是坐牢,磨去了他原先的楞角和“威风”,冲净了他笃守的共产主义信仰。
这十年中,他实际上已沦为阶下囚,真正到了他说的“我和你们仅仅只是认识上的区别”的境界。而他善良的妻子和女儿,也因他的诛连,渡过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生活本身使李培连亲身体会到,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可不是用杨修的故事取回避而躲得开的。
时间倒转回去二十年,李培连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是“新中国”稀缺的第一批法官。那时他还没有踏进法院的门坎,而是分配到雅安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
第二年的反右运动中,李培连充当了围剿“右派”的刽子手,参与并制造了当时轰动全国的雅安农学院反革命案件。使得上百名雅安农学院年幼无知的学生和一些天真的老教授沦为反革命份子,陷身囹圄,许多人含冤死去。
这个浪潮过去后,紧接着便是大跃进。在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凯歌声中,大陆上却迊来了空前绝后的大饥馑。作为知识份子,李培连也许在灾难面前开始反思,也开始有所醒悟。
不久,他便从学校调到盐源农场。很快成为高德胜所倚重的人。
他在翻阅了我和陈力等人的档案以后,从65年开始,便鼓吹对农六队“最顽抗”的反改造份子推行“感化”教育,可能是他对雅安农学院所犯罪恶一点内心忏悔或补过吧。
在当时险恶政治氛围下,李培连敢于公开向我讲杨修之死,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其实在当时,中共内同他相类似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代表人物当数北京市委书记吴晗了,1958年,吴晗是最先向右派发难的打手,章罗联盟的帽子,就是吴晗给章伯均和罗隆基扣上的,殊不知事隔八年,他却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先祭了“文革”的血旗!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李培连,恐怕已经“尝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了吧,他一定还记得跟我讲杨修故事这件事。多年以来他奉行明哲保身态度,结果同样难逃厄运,身陷囹圄。说明对独裁者取忍让和顺从,换不来独裁者的怜悯。
李培连向我走过来,并伸出了手,这十年遭遇,突破了我们之间的界线,我握着他的手觉得非常粗糙,感觉到他的手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
十一年前的旧事,我们都记忆犹新,想当年那些激烈的争论,以及我不顾后果坦言直陈的话,一定对他产生过振憾。否则,他也不会用杨修之死来暗示我要我学会保护自己了。
我们互道了“你好”后,就语塞了,双方心里纵有千言万语,在这种大庭广众下,一吋难以畅述。此时,电影也开映了,我们三人从就业人员的队伍中弄到一条长板凳,就在大片就业人员和犯人的座位后面,安放了座位,静静观看那银幕上闪动的画面。
中国历史长河中,数以百计的帝皇匆匆而过,唯独其中的暴君,在民间广为流传,首届一指当数秦始皇,再就是隋炀帝了。
公元604年扬广登上帝位,他用文帝积累的民力和财富挥霍无度,修行宫,凿运河,眩耀国力,穷侈极欲,武力侵略,用百万人民的生命来满足他骄奢欲望和扩张野心。
炀帝在位十四年间,黄河流域的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最终逼出了农民大起义,他也死于叛将之手。
李世民说他“废行德治,竭天下民力于一己侈奢”。魏徵说他“穷天下之物为自己独享”。隋炀帝对内肆无忌惮,搜括民财,修建行宫,刚愎拒谏,阴险多疑,曾扬言谁向他进谏,即便当时不杀他,以后一定要杀掉他。
银幕上再现了当年老百姓生灵涂炭的一幕又一幕,使人联想到当今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破坏,隋炀帝还远远不及。
我和李培连一边看电影,一边低声议论,我们谈到1957年开始的文字狱,从他的沉默中,我已感到触及到他的痛处。人无论如何旡奈,充当别人的枪手总会感到难堪。
于是我绕开话题,谈到文革,他依然像从前那样深藏不露,但禁不住我的追问。他说:“这是一场剿灭中囯传统文化道德的灾难,也更排斥西方先进文化和伦理。讲忠孝信义是封建的糟粕,讲平等自由博爱是资产阶级面纱,殊不知没有道德规范的人,便成了赤裸裸的野兽。”
当我说到中国这二十八年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被野心家利用推行个人独裁的遮羞布。因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独裁复辟时期,他点头同意。并指着银幕上的杨广,狠狠地说“坏在他的身上”。
如此看来,那些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人们,在经历了这样的实践后,恐怕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了,这可是无数人用性命换的教训啊。
但愿这种认识,将对未来的社会发展起作用。
我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他摇摇头说:“暂时什么也没有干,在家等待组织的安排。”语气中显示他的灰色和低调,像他这种误上共产党贼船的,年过半白,才发现少年壮志成灰的人,在中共内恐怕为数不少!
电影放完了,李培连仍陷在深深沉思中,银幕上的兵荒马乱以及宇文化及用利剑直逼杨广胸膛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阵阵余波,我相信也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反思,这种“借古讽今”的电影,能提醒台下的观众吗?文化人的苦心大概就显示在这里了。
从坝子走出来,我们就此分手,直到1979年我获得平反出狱,再也没有碰到他们夫妇。听人说,他已调往其它的单位,但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单位,是高升了?还是另调了?但我看,李培连在今后中共的政权下,混碗饭吃倒不成问题,但要想实现他的一番抱负,恐怕就困难了。
因为,在中共的奴役统治下,不是用人才,而是用奴才。奴颜媚骨、厚颜无耻、蝇营狗苟的奴才是独裁统治所需,而有责任心、有社会担当能力、有良知和骨气的人,迟早会成为中共政权的死敌。
(六)山沟里的平反
1978年下半年,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潮,终于涌进了盐源农牧场,涌进了这堵围得像铁桶般909的下水道中。
近三十年来,全国有数以千计的像909这样的集中营,在这些‘下水道’里,关押着大量的服刑者和就业人员,其中属于“政治犯”的人数,占有相当大比例,在盐源农牧场中,政治犯约占1/3强。
因莫须有罪名,受到刑罚、折磨、饥饿、枪杀而冤死的人数,全囯不会低于数百万。由于承受不了精神折磨和非人虐待而自杀的人,可说比比皆是。
在历次运动中,当局在对受害者宣判时,往往以“恶毒攻击”,“污蔑党的方针政策”,“企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等想当然的罪名,不但毫无法律依据,而且不按法律程序,以“党的政策”和执法人的好恶来定夺。
所以,毛统治时期,狱中关押的“反革命”犯,绝大多数都是冤案。因“不认罪”而死于狱中者,难以计数。
在农六队这个魔窟中,徐世奎和何庆云习惯了使人“认罪服法”。只要谁公开说自己没有罪,或者写上诉材料偷偷寄出,一经发现,都要严查到底。轻则斗争,重则加刑,甚至于处死。
陈力、张锡锟、刘顺森这些被当局杀害的“反改造份子”,那一个不是为反抗冤狱而惨遭杀害的?
专制时代,骂皇帝,甚至影射攻击皇帝都是死罪,而今对毛泽东稍有不敬的言辞,也要粉身碎骨。有了中共公开提倡,小人们挟私报仇,抓住仇家对当今统冶不满的言论置之死地。阶级斗争的三昧毒火,封死了申冤的门,进监的反革命份子,就别想正大光明走出牢门。
1978年,邓小平执政,不愿去触动共产党的统治,甚至不愿搬掉实行改良的绊脚石,而是利用原来的各级官吏来“拨乱反正”,工作岂有不受阻挠之理?
平反冤假错案,本是邓小平“拨乱反政”的第一步,却受到旧政府衙门的重重阻碍。那有自己否定自己的道理?要翻夹私报仇的冤案,比登天还难。
所以平反并不像以往整人运动那样雷厉风行,而是被中共各级官吏软磨硬拖顶着不办。被平反的人,依然要夹着尾巴过日子,他们在落实政策办事机构的门外排起长长的队伍,像乞讨施舍的乞丐。
1978年夏天,第一个登门为农六队平反的是从德阳法院来的人,他们对德阳监狱的管教干事蒋平富进行了悄悄甄别,蒋出狱的那一天,几乎没有人知道,大家还以为他是正常调动,调到了另一个中队去了呢。
接着是对曹季贤,李克嘉等人平反出狱,才开始了有点平反冤假错案的动静。
开始获得平反的人,原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家中有父兄在朝为官的人,当他们被“外调人员”传讯后,回到监舍,才把自己平反的消息传给了狱中其它难友,这个消息像春风一样,感染了六队所有的“反革命犯”。
一时间,写申诉的人,一传百,何庆云们最忌讳的情况终于发生了,一向挥舞着“认罪伏法”大棒的徐世奎也沉默了,平时穷凶极恶的恶吏,被迫改变盛气凌人的态度。一面用“我们是执行单位”的盾牌,应付受冤人的责问,背地里想如何赖掉该负的责任。
关在六队的人,有很多是农村抓来的,写不出诉状,便来找我代笔,从1978年6月开始到1979年初,半年时间里,找我写申诉材料的有二十多人,每到收工或星期天,我抬出一张破桌子,在院坝里摆开书案。
在六队多年,同监人是不准交谈彼此案情的,否则,便要在大会上批斗,故一室相处多年,彼此并不知道所涉案情,到了请我写申诉状的时候,才把他们的稳情和盘托出,使我对毛泽东时代各阶层状况有更全靣了解。
农六队一直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死敌的集中地。其实这个被视为反革命重刑队关押的人,绝大部分,原来都是一些很单纯的受冤者。
他们中除了不小心误撞毛泽东所设禁区外,就是被饥饿逼上梁山的本分农民,这些冤案冤情其实很简单:
有因为污损了一张毛泽东人头像,被判刑的廖某;
有因为替机关写标语,将毛主席万岁写成毛主席一岁的陈某;
有在杀过年猪时随口说了一句“猪毛算什么东西”,便被仇家诬告,说这是指桑骂槐的咒骂领袖,被判刑的;
有因忍不住说了句林彪一脸奸相的杨某;
有因为在1959年发现妻子与民兵队长通奸,而大骂武装部的向某;
有在1959年打开生产队粮食保管室,任社员一抢而空的牟某;
1959年在万县发生的公社社员哄抢粮食事件。被称为“武装暴动”而判刑的王某(后来某作家以此为原型写成了小说《犯人李钟桐的故事》)。
……
这些冤案主人公的名字,已记不准确,但他们的案情可编成毛泽东冤案录,是这一时期官逼民反的大曝光。
这一个个案件的主人公,许多是陷身文字狱的普通市民,被长期没为奴隶;更多是朴实憨厚的农民,仅为生存身陷囹圄。
六队开始平反后,何庆云的心情非常复杂,眼看过去被踩在脚下的反革命一个个获得平反从大铁门走出去,感到尴尬又担心,过去做的许多违背良心的坏事,令他心虚。在这段时间里,何庆云口中虽然将“认罪服法”改成“有错必纠”,表面服从党中央新政策。
眼看那么多冤假错案被推翻,他担心现在一风吹的案子,到今后又说犯了“路线错误”,被重新否定怎么办?所以对平反工作采取一拖再拖。
暴力不仅扭曲了受冤人,同时也扭曲了这些专政基础的打手们,以我在本文中所介绍的张剑波、林扯高、张丑德、邓扬光、庞玉笃、何庆云、徐世奎等人,他们都被荒谬阶级仇恨毒化成失去人性的打手!他们从不去想想被害人的冤枉怎样痛苦;现在几十年过去,如果他们中还有人活着,不知是否找到了毛泽东这毒根,在总结一生时有所渐愧而悔悟?
因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共产党整个施政纲领全错了。同时建政不建法律,在执法中没有共同认可的标淮为依据,留给执行人随意变通的空间。所以对处于弱势的百姓凭好恶任加冤害,无法无天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恰当概括。
(七)李大汉
我因腿被狗咬伤卧床的那几天,李克嘉平反获释的消息,在六队引发了一阵热议。
李克嘉也是有一定“名气”的反改造份子。十几年前,他是唯一的以“刑事犯”的名义而被长期关押在“反革命队”的大学生,在六队的十四年中,他从来没有谈到过因何入狱,想来兴许有一段不愿公开的隐私。
许多年来,李克嘉以抗暴闻名农场,他的身高一米八,体质强壮,得了一个“李大汉”的绰号,也因为身强体健,营养消耗量特别大,所以他对每顿仅只有半罐的包谷粑产生的不满也更强烈。
他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反抗饥饿的故事,收获马铃薯时,凭着他的身强力壮,可以在半路上拦住满载回队的马车,把成筐的洋芋从车上卸下,埋藏在山沟里,以备冬天饥饿时果腹。收获包谷时,他曾将整整一板车的包谷,神不知鬼不觉的交给老乡,在收获完毕后,再去那里取回。
然而久走夜路必有撞鬼的时候,老管岗楼下面的反省圈里,经常可以见到身躯高大的李克嘉挨捆挨打,日子久了,徐老大和何庆云便干脆把他分到严管组去,用枪杆子押着上下班。
然而,即使如此,李克嘉仍然将大包的包谷子装进口袋带进监舍,他那件厚棉衣里,里层缝了一条贴身的大口袋,那口袋里装十斤包谷也看不出来,他便靠这件特制的大铠甲,将地里能够掳获的“进口货”混过岗楼检查。却又经常被带班的老管识破,只要看到那岗哨下的反省区中有李克嘉的身影,便会见到他身边被撕下的“口袋”,以及从那面掏出来的包谷,剥光那棉铠甲后,便对他非捆即打。并当着他的面,将那件铠甲撕得粉碎。
然而,刚撕毁一个包,过不了几天,他又会再缝一个包背在背上,他为果腹,可谓百折不挠。
为了逃脱饥饿的折磨,李克嘉越狱了,他逃跑次数不多,但动作惊险。两年前,他从成都火车站月台上带着手铐,飞车越窗而走。回来时,竟被用钢丝捆着手臂,其形状之惨实在罕见。
然而,李克嘉与‘火炬战士们’不同。我们不大交流对于独哉裁政治的看法。1976年因为四个洋芋人,他几乎被林扯高置于死地,这个洋芋人事件,是纯粹巧合,还是知到共产党权力争夺的内幕?我不得而知,也没有交流过。
但是,一场反“四人帮”的傀儡戏,却使他因祸得福,那次被关进小监不久,便从小监里放出来,紧接着获得平反,这里面一些情节,使人猜测他与中共有旡人知道的关系和隐情。
现在,李克嘉就要出狱了,他是六队最先获释的“反改造”尖子,离开六队那天,人们向他祝贺。在他启程返回云南大理老家时,临行前,取出了一本珍藏了十几年的‘乐府诗选’送给我。
他珍藏的这本书,得以保存至今,可谓珍贵之极,算是十四年朝夕相处的记念。
我打开它,上面题有(赠别)五律一首:“来时风萧萧,别去正花朝,并辔多殒命!遗谐意应高,文明天地久,大业永不凋,四化更新日,诗书念我曹”。这么多年来,赤手空拳同兽警们的斗争,使我难以忘怀。
相别后,我听人说他去大理投奔他当省委书记的大哥,并担任过县文教局长的职务。以后他还参加过市长的竟选,他期望的“四化更新日,大业永不凋”,将遭遇什么结果?我自有看法,加上我们政治追求不同,以后就断绝了联系。
2009年4月上旬,我返盐源会见幸存难友时,难友们对他嗤之以鼻。
据难友说,陈龙富于1985年逃亡路过云南找到李克嘉,本希望得到他一点帮助,但李克嘉不但不念昔日难友之情,反而先隐住陈,然后偷偷向公安局报案,并领警察来捉他。幸好陈龙富及时发觉逃脱,才免遭李克嘉暗算。这种岀卖昔日难友的行为,使他成为大家心中不耻的小人,这是后话。
这年五月雨季来临时,有—天郭川小把我叫到队部去,说队部决定:从今天起派我出去看守五号梁上的包谷。按六队规矩,凡单独外居的差使,不是政府信任的人,便是将刑满释放的人,这种差亊是何庆云、徐世奎决不交给我的,我预感到,我出狱的时间己临近了。
郭川小通知我后,便催我赶快回监收检行李,当天就搬到看守棚去。
(八)劳改队的狗也伤人
1979年的四月的一天,我到林业队去。田井陌托人带来“口信”,说他回重庆时,专程去北碚看望了我母亲,说她现在已平反,生活好多了,盼我早日回家,还给我带来二十斤粮票和一些副食,要我去他那儿取回。
第二天中午,我趁拖拉机在四号梁子耕地的时间,翻过山梁去了林业队。
当我翻过山坳进入油库弯时,踏着两年前拼着性命造出来的大寨田坎,脑海里重现那幕令我不堪回忆的图景。
修筑堤面宽度达1.5公尺,最大高差30米,长100多米,俨然一个小型水库的拦洪坝。然而这‘垻’仅是一块干田的田坎,为了这“政绩”,我们被驱使曾每天16小时苦战。农场的‘官’那里把我们当人在用?
那年冬天的夺命苦战油库湾主体工程虽已完毕,但这项工程所带来恶果,很快显示出来。
经过两年雨季洪水冲刷,梯田两侧的排洪道,已塞满了泥沙,洪水越过沟渠,灌入田中。用泥土堆积起来的田坎,在洪水浸泡下纷纷跨塌。落差最大的七号田,已被冲出了几段缺口。所以这两年,雨季一过,只有派人对缺口进行“修补”。
此时正是初春时节,基建队正在用混凝土重新安装排洪涵洞。
中午时分,修补田坎的就业人员都已下班回队吃饭,田坎上散乱堆放着工具。当我漫不经心地从那里经过时,忽觉身后一声响动,一股冷风从身后向我袭来,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就觉得左小腿肚子上被猛烈地叮咬了一下。
我回转身去,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灰色大狼狗,正恶狠狠瞪着我,两排锋利的尖牙上还衔着从我棉裤上撕咬下来带血的棉花。那畜牲两腿前扒后蹬,一副跃跃欲向我扑过来的姿势,如果不是那铁链的约束,我不知会受它多猛的袭击。
我低头看了一下我的左小腿,棉裤已被这牲畜撕破,血顺着裤脚流到了脚跟。一股怒火从我胸中燃起,心想我已被人欺侮了二十多年,今天这畜生也来吃我一口?便忘记了疼痛,顺手从地上操起一条青岗木扁担,朝这条牲畜劈头盖脑的砍了过去,那畜生的背上头上和腿上已连连被我击中。
那畜生出乎意外的受到猛烈反扑完全被震住,慌忙掉过头去,抱头鼠窜,那穷凶极恶的吠叫,变成一迭声凄厉的告饶声。最后卷缩著身子,将头埋进了凉棚的席子下面,发出一长串凄厉的哀嚎,任我在它的屁股和背上猛打。
听到大狼狗连声哀嚎,田坎那一端,三个人没命的向我跑来,边跑边喊:“打不得,打不得”。我认得是场部蔬菜组看棚子的人,等到他们跑到,我才收住扁担。那年长的喘着粗气向我喊道:“别打了,这狗是李队长花两千元买回来照看苹果园的,今天把它借来,让它看一下工具。你若把它打死了,我们可赔不起。”其它两人死死地抓着我的扁担。
我狠狠瞪了三个人一眼,看了看那只把头死死埋在席子里的牲畜,它身上几处已渗出了血。便扔了扁担,弯下腰卷起那被狗咬伤的左腿裤脚管。血已渗了半边裤腿,在揭开的地方小腿肚中间,露出一个血肉模胡酒杯口那么大的伤口,血从伤口处不停地往外涌。
三个就业人员蹲下身子,一面看我的伤口,露出不知是同情还是畏惧的眼光,并连连摧促着我赶快去医院做手术。
从那儿到医院少说也有三里地,我看了一下伤口,思量了一下,头也不回大步地沿着那条通往场部的大路走去。血顺着我的小腿流到了后脚跟,又一滴一滴地洒在我走过的马路上。所有过路的人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
当我匆匆跨进场部蔬菜组的大门,蔡干事从里面迎了出来。他看我这副尊容,显出惊奇的样子,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坐下以后,向他简单的讲了刚刚发生的亊,并说明来意,请他把蔬菜组的马车借给我,把我送到医院去。
他看了看我的伤口,说蔬菜组的所有马车今天一早都被派到城里拉化肥,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只好派两个人,用板板车把我送到医院去。说完,要我坐下稍等一下。
五分钟以后,我便坐在板板车上,由两个人拖着向医院走去。
进入场部大楼大门附近,已是下午一点钟了,不知因为刚才失血过多,还是打狗消耗了大量体力,我的肚子特饿。
从怀里摸出三两粮票和一块钱,交给两位拉车的人,请他们到场部食堂弄点饭给我吃。他们接过我的饭票,不一会儿便端来了一大碗。板板车周围聚满了即将上班的就业人员,他们向我问长问短。
这时,刚调到场部蔬菜组的杨厚模走过来,向我喊道:“你要出狱”了。
我不解地问:“何以见得?”
他一本正经的说:“狗都在撵你,便是预兆。这劳改饭你吃了快二十年了吧。总算被你熬出头了”。说着,板板车重新启动,一路上碰到不少熟人,都说被狗咬伤是一种吉兆。
这一天,非但没有到田井陌那里去取回母亲带给我的东西,反而伤成这个样被人用车拉到医院去。但我对这条伤人的恶犬,已重重教训了它一顿,打得它连连哀嚎,出了一口恶气。一路上受到那么多人的祝福,使我的心情感到舒畅。
车到农一队门口,适逢抽水房的李相华从那里经过。他看了我的伤势,说他这就回队通知郭队长,请他下午派马车到医院来接我回队。
下午两点钟,板板车将我拉到了医院,在两位拉车人的协助下,我被送进了手术室。值班的医生看着我那么大的伤口,又看我几乎毫无反映的表情,便马上为我消了毒,剪去已经被咬翻的那些皮肉,打了破伤风针。
为我动手术的医生问我打不打麻药针?我摇了摇头。逢合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从此以后,在我的左小腿肚子上,留下了一道足有八厘米长的疤痕。
下午五点钟,彭文学奉命驾着马车来接我,回到六队后自己走进监舍,直到这天深夜,原先被兴奋所抑制的痛感才开始发作,这一夜,我辗转未眠,痛彻心扉。耳朵里响彻着杨厚模的叫声:“狗都在赶你了,该回家了!”
是啊二十年了,我该回家了,牢底坐穿了,人也到中年了。我生命最灿烂的时光,都被冤狱旡端消耗掉了。未来的岁月,前途未卜,吉凶难料。疼痛直到天明,一夜无眠。
因为腿伤,郭三小特别批准了我卧床休息。在狱中二十年,因这么一点伤,竟破例卧床休息,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人道主义待遇”。
一周卧床,配以吃药消炎,伤口没有发生炎症和异常。
闲来无事,便想起了给母亲写信,信上虽然说我被狗咬,但笔触却很轻松,二十年的苦难磨出来的人,被狗咬了这么一口,实在算不了多大的事。
殊不知这轻松的一笔,却急坏了千里之外的母亲。正巧与她同看此信的还有一个名叫邹银双的女医士,本是北碚防疫站的一名干部,巡回下乡,驻在蔡家场医院。在她得知我被狗咬以后,专门去防疫站为我配制了狂犬病的疫苗,用航空寄来。只是那药寄达盐源时,我早已拆线痊愈,并下地劳动了。
接着,母亲在第二封信里,除询问我的伤情,还付有邹银双的照片。母亲来信介绍她今年二十六岁,一直还未出嫁,因为同情母亲的遭遇,在蔡家医院便认母亲作了干娘。她读过我寄给母亲的那些信件后,不但羡慕我的文才,也同情我的遭遇,并暗示母亲,愿意等我回到重庆。
那一封信提醒了我的婚姻,这本是人生大事,而今像我这样的四十开外的老童子,恋爱已被冤狱埋葬。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处在生死未卜中,忘却了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每天只盼著有一口饱饭吃,不挨饿,不受人侮辱!哪有条件去妄想女人?。我凝视着那张像片,她会成为我未来的妻子么?于是我对那相片长叹一声: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时多?去时朝云无觅处。”
后来,每当我看到这张像片,便想到在母亲的身边竟有一个女人等着我,便感到心跳脸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