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1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9月23日

馬克思主義的黨，實質上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如果在各級沒有集中的和有紀律的領導，也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的黨。但這並不是說，黨是它的領導人意志的沈默而順服的執行者。

領袖的意志應該是黨的意志的集中表現，而黨的意志是通過民主集中形成的。

沒有民主集中制，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並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一群爭吵不休的空談家，極容易為組織嚴密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所摧毀。

在中國共產黨內，由於對任何與“毛主席”持不同意見的人進行鎮壓，民主集中制已銳化成馬克思所譏諷的由信仰而產生的奴隸制了。

———-

毛澤東懂得中國的古典文學，他的同胞所以給他唬住了，這是主要原因。他對西方哲學了解得很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們誰也沒有在他那裡見過莎士比亞、斯丹達爾、契訶夫、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中譯本。

凡屬不是中國的東西，毛澤東一概加以蔑視。可以這樣說，對他說來，中國的東西是世界文化的頂點，是終極真理。

他經常看的，是一套中國百科全書，古代哲學論文，和一些舊小說。

———-

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爾馬托夫，十月底要派飛機來把他們接回去。根據與中共領導商定的意見，我、奧爾洛夫和里馬爾將在延安留至戰爭結束。

毛澤東就此同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用各種辦法來試探我的情緒。

1943年9月24日

今天，在我們例行的碰頭會上，康生意味深長地說起王明來。他說，王明在漢口時的所作所為，不像一個黨員應該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裡好像另立了一個黨中央，而置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於不顧。實際上，王明並沒把以中共中央主席為首的延安的整個領導放在眼裡。王明不服從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絕翻印他許多很重要的文章，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還說，王明作為中共駐國民黨區的代表，違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經毛澤東同志許可，就直接跟蔣介石通信。他瞞著中共中央主席進行的這種通信聯繫，是令人吃驚的，因為至今還一點也不知道給蔣介石的這些信件的內容。

很明顯，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給王明抹黑。他所舉的一些事情並不能看成是什麼嚴重問題，這一點他很清楚。在某些情況下，王明不按慣例，而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命令，作了相應決定，這是形勢的需要。對王明與蔣介石通信的未知部份，對他在這方面的活動加以懷疑，顯然是找岔兒。這是胡說八道，但這種胡說八道大家立刻就會信以為真。這是加於王明的又一罪狀。

說完這些以後，康生說，在1941年9月，政治局著手處理這個問題，結果產生尖銳的分歧。從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關係就變得十分緊張。(據我了解，毛澤東想要由他來裁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是否合理，就是說，他要凌駕於共產國際這個工作機構之上。)

情報局局長還說，政治局對周恩來的報告及一些“有關問題”的討論結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關的人都這樣那樣承認了錯誤，只有王明把自己“擺到了與黨對立的地位”(毛澤東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這個境地)。

康生說，有些同志說到他們的錯誤時，不坦率，不誠懇，他們“顯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們對這點沒有懷疑，要愚弄我們不是太容易的！”康生總結說。

康生是出於天真還是他的愚蠢，以為我傾向於接受他的觀點。他跟我談話時，對一些顯然有損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時也並不隱諱。好吧，儘管對我的這種態度不會持續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況，確實很有價值，很有趣，以前這些情況對我們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這也許是毛的策略？也許他想這樣來使我持中立態度，使我成為他的代言人？無論如何，江青對我們的態度說明了這一點。她隨便，可親，而且越來越想和我們經常在一起。有時，他拉拉扯扯，似乎有失體統，有悖於對女性舉止有嚴格約束的民族傳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