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1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9月23日
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在各级没有集中的和有纪律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但这并不是说，党是它的领导人意志的沉默而顺服的执行者。
领袖的意志应该是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而党的意志是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的。
没有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群争吵不休的空谈家，极容易为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摧毁。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锐化成马克思所讥讽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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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他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有在他那里见过莎士比亚、斯丹达尔、契诃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译本。
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
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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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尔马托夫，十月底要派飞机来把他们接回去。根据与中共领导商定的意见，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将在延安留至战争结束。
毛泽东就此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用各种办法来试探我的情绪。
1943年9月24日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
康生说，有些同志说到他们的错误时，不坦率，不诚恳，他们“显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们对这点没有怀疑，要愚弄我们不是太容易的！”康生总结说。
康生是出于天真还是他的愚蠢，以为我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他跟我谈话时，对一些显然有损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时也并不隐讳。好吧，尽管对我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确实很有价值，很有趣，以前这些情况对我们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这也许是毛的策略？也许他想这样来使我持中立态度，使我成为他的代言人？无论如何，江青对我们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她随便，可亲，而且越来越想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他拉拉扯扯，似乎有失体统，有悖于对女性举止有严格约束的民族传统。(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