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2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九章：地狱里的火炬
第三节：犹大们
当满腔热血的勇士刚刚在地狱里举起《火炬》时，一笔出卖他们的肮脏交易，也悄然开始了。在我叙述这个悲剧之前，先介绍一下四个出卖灵魂的叛徒——陈贤士，刘资元，王世春，黄学全。
陈贤士，时年26岁。我并不清楚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只知道他多次因越狱，从其它队弄到六队来的。一来就编入严管组，同张锡锟编在一个组里。
他来六队的最初几天，对当局愤怒和反抗溢于言表。然而，调六队来的人，隋时都要准备接受大刑侍候。尤其像陈贤士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爬虫，老管们自不会轻饶他。他一来六队，尝了几次辣子汤还骂不绝口，颇像一条“反改造”的好汉。
在小组会上他自我介绍说：捕前是重庆某工厂工人，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文革以后，当了造反派的小头目，1971年在指挥派系戒斗中负了“血债”，后来被“稀里糊涂”判了刑。
用陈贤士自己的话说：“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一直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中杀了几个走资派，本来就是革命的需要。把我抓来判刑，一定是法院的路线错误。”陈贤士的轻狂痴迷，说明毛氏邪教的毒液已浸透了他的骨髓。这种人入狱后，岂能安心熬过练狱？
林扯高看过他的档案后，便将他收入告密组中。
从那以后，他几次同老管发生冲突，都是林扯高帮他解的围。还给了他一个严管组“组长”的头衔。
有一天晚上，林扯高把陈贤士单独叫到办公室去，简单的问讯以后，便转到正题：“你的出身与一般犯人大不相同，我也知道你是忠于毛主席的，犯了错误弄到监狱来，心里很不服气。但是你想过没有，劳改队里硬抗政府，只能把绳子越套越紧。想尽快的出去的话，还得自己去创造立功的条件。”
林扯高一面说话，一面注意观察陈贤士的表情，看到陈贤士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便继续开导他说：“关在六队的人，都是一些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反革命。他们现在每天都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了。看你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还是当机立断，与他们划清界线争取立功？”
陈贤士抬起头来，好像若有所悟。林扯高提高了嗓门继续向陈贤士指点迷津：“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你们组的张锡锟等人现在活动频繁。如果你能抓住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证据，及时向我报告，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能立功，我可以整理材料上报，给你记功减刑，甚至提前释放”。
听到这里，陈贤士的眼睛亮了。他同林扯高原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只因为打死了人，才关入监狱，此时两人一拍即合。
林扯高随即取出一瓶白酒来。两人满斟共饮，酒劲渐渐上来，林扯高借着上冲的酒兴，开始发泄出他内心的愤懑来：“老子还真他妈受一帮老保的窝囊气，何庆云算个啥？六队那么多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他都当作耳边风，还要骑在老子的头上说三道四。自己治不了犯人，却想治老子，老子今天干出点明堂来，抓几个死心踏地的反革命，让人看看，是我林高明管用，还是你何庆云管用。”
“来，碰个杯，你发现问题后，作好记录，我作好审讯准备。咱俩在农六队抓几个像样的案子出来。看看是我林高明厉害，还是你何庆云厉害。”林扯高端起酒杯向陈贤士的杯子一碰，便一饮而尽。陈贤士只好躬躬敬敬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自从那天晚上两人密谋后，便狼狈为奸，一明一暗，里应外合，撒下了一张罪恶的大“网”。
从此以后，陈贤士便迷缝着他那对贼眼，竖起了长长的耳朵，紧张地盯着这农六队的两百号囚犯，然而，陈贤士始终没有搜寻到《火炬》的痕迹。
伏在墙角里读书写字的夏光然，已多次敏锐地察觉到陈贤士的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并告诉了张锡锟，使陈贤士很快失出了跟踪目标。
陈贤士借生病卧床的机会，偷偷翻查了张锡锟所写的废纸片，全是些唐诗宋词，或是一些从字贴上临摹下来的书法，还有一些“打李分站”散发的“宣传品”。无论陈贤士怎样尖着耳朵窃听，可除了听到半罐包谷粑软硬和白菜咸淡之类的议论外，便一无所获。
刘顺森在地震棚里摆开了评书摊，向围聚的流放者活灵活现的讲演杜月笙与范绍增结下莫逆之交的故事。
对于杜月笙，陈贤士听说过。范绍增是谁？陈贤士把听到的东西向林扯高密报。两个半文盲想了老半天，也闹不清刘顺森讲的是什么暗语？
两个狂妄自负家伙，知识却贫乏得可怜。后来陈贤士继续的去监听刘顺森摆的龙门阵，上海滩，上海滩！刘顺森讲的黄金荣遭绑架，杜月笙结拜戴笠，全是些从来没听过的故事，未免使他失望起来。
于是他又伸出他的长鼻子，在床底下东闻西嗅。那里是一小袋大米之类的东西。就这样，陈贤士紧张搜索了两个星期，依然一无所获。
在林扯高所召集的不定期碰头会上，一无收获的陈贤士，灰溜溜地耷拉着脑袋，这次林扯高对他黑着脸，心里便有些慌张。让陈贤士奇怪的是，办公室里却增添了两个新成员。
一个名叫刘资元，四十多岁，此人平时极少说话，显得城府极深，农六队建立之初，刘资元因策划了几次越狱，事情败露，当局便将他当成重大政治犯关进了严管组，可以算得上“严管组”建立以来的“元老”。
文革以后，刘资元依然“反心”不死，狱方得到检举，证明他多次在狱中煽动他人“闹监” ，所以一直被监狱当局认定是“重点监督对象”之一。
文革初期，被推上批斗台上的便有刘资元，理所当然，刘资元也成为陈贤士监督告密的对象。
刘资元平时沉默寡言，在诗画上颇下功夫。一有空就铺开纸砚，细细地临摹颜字贴。陈贤士总觉得他笔下潜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刘资元也成为陈贤士搜查的重点。
陈贤士意外的搜到刘资元用隶书抄写叶挺的断头诗，便拿来向林扯高告密。想不到，竟碰上刘资元也在坐。
同来开会的另一个人叫王世春，更出乎于他的意料。一来六队，陈贤士便知道王世春是出了名的反改造分子。听说王世春在国民党军队里服过役，“解放”那年，王世春才二十岁。“解放”以后，背着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皮，成为历次运动清算的“历史反革命”。
论出身，准确的说，王世春不过是一个“学生”。在大饥饿年代，收听了台湾的广播，进行过外逃的尝试。案发后，中共对他新老账一起清算，重重地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入狱不久，王世春就结识了文廷才、刘顺森等人，并一起从重庆发配到甘洛。以王世春受尽酷刑折磨的苦难经历，本不会对共产党产生任何的幻想。但王世春的性格软弱，吓破了胆，害了软骨病，被中共用暴力征服。
为博取同难们的开心哄笑，他常迎合大家发表异论。他擅长火上浇油，懂得见风使舵。常策动别人干顶风冒险的事，一旦事态扩大，当局追查，他便马上抽身而去。所以，王世春在六队得了一个“老蝙蝠”的绰号。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雅安三元宫的“抢馒头”事件，当时站在邓自新后面的王世春，一再怂恿邓自新下手：“别看你平时那么来劲，馒头摆在你面前，你却不敢拿了。”邓自新性格刚烈，在饥饿刺激下，怎经得起王世春的激将法，便第一个去箩筐里抓馒头！
酿成这场骚乱后，追究谁先带头时，王世春却不吭一声。结果几个抢馒头的人都没有逃脱加刑的处理。为首的邓自新加刑12年，而在背后怂恿的王世春却安然无恙。
六队成立以后，累次发生逃跑、闹监、顶撞老管、集体怠工事件，都有王世春的影子。但他每次都逃过了追查。嗅觉灵敏的何庆云，发现他常常扮演背后教唆角色。“老蝙蝠”的绰号，就是何庆云所赠。
有一天，何庆云终于抓住了王世春“王氏膏药”的笑话，说将“毛主席语录”烧成灰和酒服下，男人补气壮阳，孕妇保胎安神，包医百病，神奇无比。
王氏膏药的笑话将他推上了68年的批斗会上，以“恶毒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连续的斗了他一个星期。他在打手的暴打之下，认罪告饶不迭，甚至跪在地上苦苦认错。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世春，还要照常下地劳动，批斗会以后，何庆云一不做二不休，整理他的材料，将他加刑五年，合拼二十年。不但让这个“老蝙蝠”受尽了皮肉之苦，也触及了灵魂。
王世春曾是陈力的“好友”和崇拜者。陈力慷慨就义后，六队院坝里发生的桩桩血案，把王世春吓倒了。在生死抉择的面前，王世春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在这次“告密会”上，陈贤士看到，摆在林扯高办公桌上的，是一张被揉得很皱并被撕成几片后再拼贴好的一张纸。
陈贤士迷逢着眼睛盯去，那纸上写的标题是“告农六队全体苦难同胞书”。认得出这是张锡锟的笔迹。陈贤士的心中一惊，他苦苦搜寻的东西，竟被他监视的人提供了出来。
三个人心态各不相同，相互冷冷对视了一下。王世春和刘资元，一个是怕见阳光的老蝙蝠，一个是城府很深的老油子，两人都清楚，此举叫做“出卖难友，认贼作父”，是狱中难友最嫉恨的卑鄙行为。一旦被发现，就别想在监狱中平静混下去。两人作出这种叛卖行为，确实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
林扯高今年三十岁，从他投入“革命”起，为了追逐权力，整整奋斗拼搏了十年，才坐上农场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不料风云变幻，林彪事件之后，他马上被人拽了下来。后来经过一段韬晦阴暗的日子，经过一翻奋斗后，才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经过一番的冷落和挫折后，林扯高再也没有初出江湖的盲目高傲和自信。而是面对现实，打算一步一步的做出成绩来，把何庆云赶下台，然后步步高升！
林扯高重回六队以后，便依靠场部的旧势力，把竞争目标对准革委会“准”一把手的何庆云，对准那个把他踢下来的人，一是报夺权之恨，二是为自己往上爬扫请障碍。林扯高搞出一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来回敬这个“乡巴佬”，把他“打”下去！
现在，林扯高见面前三人一言不发，指着桌上的那张纸严肃地说道：“六队的情况，你们比我清楚。今天拿到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名字叫“火炬”的反革命集团，一直在农六队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
他们把矛头直指我们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号召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起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目前竟然发展到在狱中公开出版反革命刊物的地步。这个极为罕见的案例，说明农六队在过去抓阶级斗争不力。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了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说到这里，林扯高的情绪亢奋起来。陈贤士的积极性也被迅速调动了起来，而刘资元仍像当初那样，脸像一潭死水，不置可否，毫无表情。而王世春则转动着滴溜溜的眼珠子，好像在打什么主意。
停顿了片刻，林扯高继续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已经拿到了重要的证据，这很好，破获农六队多年存在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正在整理材料，给刘资元，王世春记功减刑，但这还仅仅是开始。因为农六队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决不可能只是张锡锟一个人，而是涉及到农六队相当一批人。”
三个叛徒中，除了陈贤士听得眉飞色舞外，其它两个人如同蔫茄子一般，一直苦着冷冰冰的脸。
无论是刘资元还是王世春，他们都非常清楚，被他们告密的《火炬》废稿，充其量只是揭露监狱的黑暗罢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连纲领都没有，怎么立案？
然而，自从刘资元和王世春二人被林扯高“招见”以后，农六队本来就绷紧的神经，就更紧张起来。
张锡锟们因遗失了一篇草稿，便注意到有人对自己盯得特别紧，平时上厕所，都有人脚跟脚的跟进来。每一次练书法，都会有一束诡秘的眼光从远处射来。
我素有匍伏在铺位上作读书笔记的习惯。有一天下午下雨没有出工。我按照老习惯正在记录尚书《禹贡》篇中大禹治水的记叙。因为古文基础差，资料又来之不易，我除用心的读，一面翻着一本破旧的辞典。
突然何庆云一头撞进了监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我写的笔记本抢去。接着站在监门口细细阅读起来。直到看清楚全是尚书原文的摘引，才将笔记本慢腾腾的还给我。
何庆云的这一反常举动，立刻引起了“火炬”撰稿人的戒备。但直到此时，张锡锟还不知道失踪的废稿，已经被王世春交到队部去了。
《火炬》就这样在刀尖上诞生了。从创刊号开始，一直在狱中秘密传看。火炬废稿失踪，使张锡锟警觉起来。因为张锡锟等人对刘资元和王世春严加防范，所以林扯高再也没有得到《火炬》的踪迹，但另一只黑手正向它伸了过来！
1973年，张锡锟的童稚之交黄学全，因为接连越狱被关进了小监。关进小监的第二天晚上，黄学全竟掀开了小监的房顶再次出逃，开了从小监房顶上越狱的先例，也创下了三个月内连续逃亡五次的新记录。他被抓回来以后，免不了一顿毒打，并给他戴上了一副足有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脚镣。
按照管教科的意见，想借这次“双打运动”把他枪毙以儆效尤算了。
处决黄学全的意见落到林扯高手里。林扯高在查阅黄学全的档案时，发现他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一个工人。因为“收听敌台，试图叛国投敌”被判刑。而这一次抓回来的审讯记录只是逃跑。
林扯高提出，共产党人在处死任何一个工人阶级时，都要万分慎重，因为这与阶级斗争的教义相抵触，尽管他也知道党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他必竞太嫩，末曾掌握游戏规则，例如对何庆云不知如可下手，才能拔掉这眼中盯。
眼下只能在管教工作上做文章，现在，他决定把黄学全招来问一下，问他既出身工人阶级，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对抗？既然犯了罪，又不安心服刑，而是一而再的带罪潜逃？
但是黄学全却沉默着，好象对于这个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过一样。
“你犯什么罪？”林扯高在明知故问。
“收听敌台，试图叛国投敌”。黄学全回答得很迟钝，也很免强。
“收听敌台”确有其事，但“叛国投敌”他压根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法院为什么把这个罪名划到自己头上。
文革期间，这种案例极为频繁，林扯高见多了这种案例，他想弄明白这些“罪犯”是怎么想的。于是继续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黄学全再次陷入沉默，对于这种令他极难说清的问题，他一直回避着。当时是怎么想的呢？自己是工厂的电工，半导体刚刚在中国问世时，他对这门技术特别感兴趣，凭着自己的爱好和摸索，居然成了全厂的半导体专家。在厂里，无论那家的收音机坏了，都要找他修理。
既然帮人修理收音机，那么调试电波频率便是一个工作程序，为校正频率，他只好将收音机对准“美国之音”频段上，里面传出来大陆的真实消息，很自然地吸引了他，这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遍假话迥然不同，长久地收听，使他产生奔向自由的幻想，但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岂能逃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魔掌？
文革一开始，黄学全在“试一试”的支配下，按美国之音提供的通迅地址发出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投石问路的信，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这封普通信件，竟给他带来了一场横祸。
不久，黄学全便结了婚，蜜月后，忽然有一天，工厂的保卫科接到一张法院的传票。
就这样，黄学全毫无思想准备，就被拘留并被逮捕，接着被稀里糊涂的判了刑，直到他知道再也回不了家，他才开始后悔起来。
刚判刑不久，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娇妻便提出分手，黄学全十分“着急”，这些后果他并没有想过，不知该如何面对。
入狱开始阶段，黄学全像曹季贤一样，只知道说一句话——“放我回家”。
他是1968年才从成都监狱发配到盐源的，因为是“叛国投敌罪”，刑期是十五年，所以很快地将他转到了六队，在这里，黄学全碰到了他在成都的邻居张锡锟。
监狱里的高强度劳役和饥饿折磨，使黄学全无法承受，加上对娇妻的怀念，他最直接的主意便是“逃”出去，日思夜想的娇妻使他心里只有一个 “逃” 字，仿佛只有逃，才是解脱痛苦的唯一出路。
来六队才三个年头，累计逃亡的次数已达几十次。而每一次的出逃，除了一顿毒打之外，依然没有逃掉劳役和压迫。
黄学全的频繁逃亡，倘若落到任何一个政治犯的头上，早已是身首异处了，在文革中被枪杀的政治犯，逃亡者占很大比例，蒋正君一案，就杀了五个人。每一次“严打”运动，总有几个出逃的反革命犯被杀害。
仅仅因为他的盲目和幼稚，并不带任何政治目的，所以才到今天没有被处死。
黄学全带上重镣后，何庆云一脸阴沉地警告他，“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宽大无边，你已经逃了二十多次了，我看只有一颗“花生米”，才能解决你“的确凉思想”。（所谓“花生米”，这里特指子弹。因为子弹与花生米颜色和大小相近，中国民间常把子弹俗称为花生米。所谓“的确凉思想”，是指在追捕逃犯过程中，双方快速奔跑，产生很大的风力，使人感到凉爽，故名“的确凉思想”。）
黄学全被林扯高叫去，心中不免感到紧张：“这一次是要杀我么？是杀我前的问话么？”
黄学全进了林扯高的办公室，林扯高突然问道：“你同张锡锟是邻居吗？”
对于这个与处死他毫不相干的提问，黄学全淡淡的回答“是”后，就一叠声的哀求道：“我不想死，我还年轻，我希望政府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要悔改……”
林扯高看破他内心的紧张所在，告诉了他一个惊人决定：“经队部过研究决定，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从明天开始，下掉你的脚镣，把你放到严管二组去劳动，若再逃跑，你的死期就到了。若有立功的表现，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表现，对你宽大处理，甚至于释放你。所以你的命运，就在你一念之间，完全由你自己掌握。”
黄全学眼睛一亮，这是他这段时间里日夜盼望的东西。但他随即便陷入了沉思，一想到那漫长刑期，沉重的苦役……这十五年怎么熬过去？
林扯高继续说：“六队的情况非常复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锡锟正在出版一个“火炬”地下刊物，如果你能提供线索，甚至于拿到证据，我包你减刑，你明白么”？
黄学全睁大了眼睛，既惊喜又疑虑，他简直不敢相信那对准自己脑袋的枪口，就这么轻轻地挪开了，但隋即明白，林扯高所说的出路，是要出卖他人才能换到，且要出卖在街巷里一起长大的张锡锟。
张锡锟虽比黄学全年长几岁，但两人从小亲密无间，加上两人的母亲又十分要好，两家一直是和睦相处的要好邻居。自从两人身陷囹圄后，两个老姐妹便“同病相怜”、相依相伴相安慰了。黄学全来不及细想，起身走出林扯高办公室，当他跨出林扯高的办公室时，才感到脚镣下得并不轻松，如果真那样做了，下掉了脚镣，却换上了一副沉重的良心枷锁。
那天晚上，黄学全一直在小监里苦苦思索，久久不能入睡，第二遍查房后，他索性坐了起来……长时间的靠墙坐着，门外的查哨人也再不像过去那样横蛮干涉他。
第二天一大早，沈官科便在一名士兵的押解下，拿着宰子和二锤来为他打开十五公斤重的脚镣，重镣去掉后，双脚显得轻飘飘的。他跟着林扯高走进了严管二组，陈贤士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
三个月前，黄学全便是从这个组逃跑的，抓回来那天，陈贤士用自己腰间的皮带，像抽打牲畜一样足足抽了他几十下，至今在他的肩上还留着那次皮带抽打的血印，他狠狠地瞪了陈贤士一眼。
从小监出来，黄学全心情并不轻松。他不知道是坚持“逃”呢？还是听林扯高的“忠告”，从此收心？并按照林扯高给他指明的道路去走？他整天心事重重。
敏感的张锡锟已经注意到黄学全心绪“不佳”。可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黄学全已对他构成了严重的生命威胁。
为了帮助这个儿时的小伙伴从苦闷中解脱出来，张锡锟想把火炬传递给他，让他看清当局的黑暗和自己该争取的前途，但是夏光然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夏光然认为，火炬刚刚问世，种种迹像表明，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所以目前的读者必需是对当局不抱丝毫幻想的人。而黄学全本人思想极不成熟，他的“惯逃”纯碎属于个人瞎撞，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且平时与火炬成员说不到一块。
同时狱方不明不白地去掉他的脚镣，还把他从小监释放出来，其中必有蹊跷，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应当慎重，等到把情况模清楚，证明他是可以团结和信赖的人以后，再向他传阅也不迟。
可惜，张锡锟并没有听取夏光然的忠告。
为了火炬在传阅中出现变故和意外时迅速切断联系，以保护火炬成员的安全，大家规定，火炬的传阅必须“单线” 进行，接读火炬的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将“火炬”送回给他的人，而不能私自另传。
当张锡锟从菜蔬组收回“火炬”以后，便郑重地当面传给了黄学全，并且约定第二天必须亲自还给他。
黄学全没有想到，《火炬》竟轻而易举地落到了自己手里，第二天早上，黄学全蹲在厕所里偷偷地读完这份地下刊物后，反而犹豫起来。
首先，黄学全不明白这份“材料”有什么特殊价值，里靣所讲的都是真话。同时想到张锡锟是自己的童稚好友，对张的人品才华颇为敬重，出卖一个好人，在良心上过意不去。何况这林扯高是行骗惯了的人，即便交给他，未必会兑现他的“减刑”承诺。
但黄学全转而又想，机会到了自己手上，白白放过，岂不可惜？林扯高既已讲明了条件，总可以试试，想来想去，黄学全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蹲在厕所里面紧张思考起来。
张锡锟可是给自己规定了时间，他必需立即作出决断。
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刘资元突然地撞了进来，黄学全对于平时极少说话，为人阴沉的刘资元，也是十分敬佩的，他常看到刘资元在怂恿其它年轻人同管教人员顶撞时，而自己不露声色，现在遇到这事不妨向他讨教。
于是黄学全把“火炬”递给了刘资元，并悄声问他怎么办？正在这时，坝子里正在催促出工，刘资元便接过“火炬”藏进衣兜，两人匆匆离开了厕所。
刘资元读完这份刊物后，如获至宝。苦苦跟踪几个月的‘火炬’，竟然这么轻松就拿到了手，那上面登载的，至少是四个人写的文章，但每一篇文章都没有落上作者的名字，全是一个人的手迹，他知道是张锡锟的手迹，刘资元感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己已经走出了第一走，只能一步步走下去了。
他本想立即把它交给林扯高，但迅速又改变了主意，手里这份“火炬”同前面那篇撕碎了的“告六队全体同难书”，只能提供张锡锟一个人的证据，而林扯高的意图是以张锡锟为缺口，挖出潜藏在农六队中的“反革命集团”，单凭这份“火炬”，不但达不到这个要求，还会打草惊蛇，让已经获得的线索全部断掉。
刘资元主意拿定，迅速回到监舍，将“火炬”塞还给黄学全，并嘱他必须按照张锡锟规定的时间将火炬归还给他。
林扯高极为赞赏刘资元的“放长线钓大鱼”处理方法：“现在，火炬已经露面，当务之急是抓住其它撰稿人，务必一网打尽。”
林扯高召集刘资元、王世春、陈贤士和黄学全一起碰头，极力夸奖了刘资元和黄学全，盛赞刘资元的“机智”。一面向他们交待要做的几件事：除了火炬的撰写人外，还要弄清传递者，弄清组织纲领，千方百计抓一个“现场”，缴获全部证据。
一张由败类们拉开的网，就这样不露声色的向张锡锟们围了过来，然而，拉网的几条狗却各怀鬼胎。
陈贤士无疑是积极性是最高的一个，可惜他却是个低能儿。本案已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在林扯高的记录中，他基本上没有任何作为，但由于林扯高的偏爱，却将整个任务交给了他。其中包括对刘资元和王世春的“监督”。
而刘资元最看不起陈贤士，对他参予进来极为反感。
王世春是最了解张锡锟底细的人，对林扯高尚且看不起，也决不会把陈贤士放在眼里。他凭直觉知道，“火炬”在哪些人中传阅，不过，那只是猜测，并无证据。所以他不愿向陈贤士透露，甚至不愿向林扯高透露。
黄学全是四个人中最懵懂的一个，事前无任何蓄谋，事后也不知道怎样干。仅凭林扯高莫明其妙的宽大保住了性命，又在无意之中轻易的得到了“火炬”，可又失之交臂。因拿不定主意而传给他人，黄学全还来不及品出“立功”的价值，“头功”却被刘资元夺去了。
因为与张锡锟童稚的友情，黄学全是最容易从张锡锟的口里掏出“火炬”成员的人。但对陈贤士一直抱着深深的敌意，不想在这肮赃的交易中与他“合作”，偏偏林扯高却规定他必须服从陈贤士的调遣。黄学全与王世春也抱着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度。
四亇犹大在破获‘火炬’重案中，处在奇怪的关系中！
陈贤士身上揣着一个笔记本，成天盯着张锡锟，用心的记下同他来往的其它人员，记下接触的地点和时间，张锡锟几次进厕所，他便尾随跟进去，想现场抓证据，都落了空。
严管组出工，一路上都有枪杆子押着，所以，若要传递《火炬》，一般都是在厕所进行。
出工以后，张锡锟的铺位被秘密的搜查了好几次，收获都等于零，连原先已经浮出水面的刊物，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四节：11.8斗智斗勇
1974年11月8日上午，这一天正是星期天，天空中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天气特别寒冷。吃过早饭以后，所有的流放者都卷缩在各自的铺位上，拿出针线缝补自己的破烂棉衣。院坝里只有一两个人在走动，陈贤士此时正拿着一本“红旗”杂志，坐在靠窗的铺位上假装看书，将自己的脸虚掩着，一双贼眼却盯着院坝里。
九点钟光景，严管一组的周志出现在二组的门口，他向坐在中间位置的张锡锟递了一个眼色，张锡锟正在铺位上抄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似乎并没有理会他。
周志慢慢地离开了门口，向厕所方向缓缓地走去。约莫一刻钟以后，张锡锟才慢腾腾地爬下了床，若无其事向厕所走去。
看到张锡锟这一行动，陈贤士迅速向黄学全发出了暗号，黄学全跟着走进了厕所。此时，暗角的蔡先禄也迅速地下了铺位，怪声怪气呼喊报告向张锡锟警告。陈贤士却先下了床，径直向队部办公室走去。
(一)被抓
这一天，周志将《火炬》看完，按张锡锟的规定，准备在厕所当面归还。正当周志取出“火炬”交还张锡锟时，黄学全已跨进厕所。张锡锟正将火炬和一卷捡回来的“传单”往棉衣里塞，见黄学全进来，迟疑了一会。直到听见蔡先禄高声呼喊报告的声音，便觉得情况不对。
周志在厕所转角连忙将头探出厕所外，看见院子里林扯高正疾步向厕所走来，失声叫道：“不好”，便立即返身同张锡锟一道，拚命的将火炬撒成碎片，并往嘴里塞。
厕所外已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林扯高已飞步跨入厕所。此时，黄学全已站了起来，阻止正在吞嚼“火炬”纸片的张锡锟。两个人立即扭作一团。
一场灵魂的搏斗终于打响了。
跑进厕所的林扯高狂喊一声，向张锡锟扑去。顿时，厕所里的林扯高，陈贤士、黄学全同张锡锟、周志五个人扭打在一起。一方是拚命的撕碎和销毁“火炬”，一方则拚命的从张锡锟和周志的手里去抢夺塞向嘴里的碎片。
此时，岗哨上的警铃大作，何庆云带着两名土兵迅速赶到，并且封锁了厕所，院坝内站满了流放者。一些人试图靠近厕所，但被武装的士兵制止。
两分钟以后，周志被反捆着押出了厕所。随后，何庆云同另一名士兵将张锡锟押了出来，陈贤士和黄学全跟在后面。何庆云一面厉声驱散围观的流放者，一面押着张锡锟向铁门走去。
围观者个个神情紧张，都在轻声议论。唯独刘资元和王世春，却站在严管二组的监舍门口叉着腰，远远地站在那里。
何庆云向岗楼上招呼，不一会，驻守六队的全体武装士兵拥进了院坝。不到五分钟，所有的流放者都被赶进了各自的监舍，六队宣布戒严。
林扯高独自一人蹲在厕所里，将从张锡锟和周志手里抢下的火炬碎片，放在厕所角落的三合地上一片一片地拼揍着，并且拿着一把火钳，将掉落在粪便坑里的碎片纸一片一片夹起来，与放在墙角的火炬残片拼接一起。最后，把从周志手里夺下的散落一地的造反派传单收集在一起，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照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摄下了照片。
与此同时，何庆云正用电话向场部紧急报告，邓扬光立即“指示”：场部管教科近三十名干事随后赶到农六队，要求何庆云严密封锁，不准任何人离开现场，并由何庆云调动六队所有的警力，密切的监视那些列为重点的人员，防止他们销毁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十点钟光景，六队办公室挤满了从场部匆匆赶来的管教人员，林扯高指手划脚地将所有赶来六队的人员分成几个组，每个组配一名本队干事。
然后，精神抖擞地在院坝里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音，指挥六队的全体流放者按组别排成八个纵队。
何庆云则背着手，脸色阴沉地向大家宣布立即进行“大检查”，并宣布了“五禁止”的检查纪律：禁止任何人离开坐位走动；禁止上厕所；禁止相互传递东西和撕毁纸条；禁止交头接耳；禁止东张西望以目传情。
岗楼上的士兵架起了四挺机关枪，整个坝子里的气氛紧张万分，使本来感到寒冷的空气更加显得寒冷，所有流放者被恐怖气氛压迫着，连头都不敢抬。
近三十名由管教和武装人员所组成的搜查队，戴着大口罩站在各组的队前，并按照各组排列的次序，检查每个囚奴的行李。
在队部开具的黑名单中，我属于“火炬”集团的重大嫌疑犯之一，一名从场部调来的管教人员同何庆云对我进行了“重点”搜查。
搜查开始前，我还在蔬菜一组，两个人脚跟脚地跟着我进到监舍，先命令我将所有的行李抱到院坝里，然后命令我将铺位上全部的铺草搬到门外一个角落。
当着他们的面，命我将所有的铺草翻开，直到证明草里面并没有藏任何东西后，再叫我把床板折下来。
两个人翻来覆去地查看那上面有没有挖的“洞”，再搬开每一个床架的隼头，看看那里面是否塞有纸片之类的东西，然后在墙上搜索每一条缝隙，一直搜寻到房顶，再搜索到瓦楞。
最后又爬下床铺仔细地用手电筒查看床底下的泥土，一边敲打一切可疑的地方，好象寻找那下面埋着什么似的，仅对我铺位的检查，整整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长期没有打扫的床铺下面，灰尘和霉气令人窒息，他们带着大口罩，逼我按他们的要求操作，直到确实搜不出任何可疑的东西后，才将我押到院坝里的破烂行李面前，命令我就地盘腿而坐，不准东张西望！
接着两个人开始了对这一堆破烂的“解剖”：用剪刀剪开我的破皮箱，折开每一个夹层和每一条缝隙，包括皮箱上已经不能锁上的“锁”和提手把，直到证明破皮箱里什么也不曾藏匿，才将它扔到了一边。
我看着到那口跟随着我南奔北撞了十五年的伴侣就此彻底解体，心里便涌起了十七年前我提着它走上车站的那一幕，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接着，他们搜寻从箱子里倒出来的破烂，将我的笔记本和所有的纸条全都丢进了一个盆子里，然后，打开我的破棉褥和那床足有十斤重的被盖，用剪刀剪开我那床破棉垫。
那是我在劳动之余，千针万线将一些从破棉被上撕下来的破棉花和破布镶拼缝合而成的，折开那些线缝，便是一堆又烂又脏的破棉花。两个人对那里面的每一个棉疙瘩捏了又捏，直到确认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时才罢手。
拆完了棉褥，又用同样的方法拆被子，折完被子上的几十个补巴以后，便将里面的棉絮翻过来，又对里面的棉花疙瘩捏了又捏。
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从上午十点搜查到晚上八点钟，整整折腾了十个多小时，还在继续搜查，没个停歇的样子。
夜幕笼罩了六队的上空，岗哨上打开探照灯，探照灯像两条火龙，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院坝里的每一个角落。此时，我的位置上几乎全是些碎布片和破棉花，我的唯一财产，便是那些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书，以及笔记，信件全部的丢进了盆子里。
搜查完毕后，何庆云才叫我站起来，并脱下了我身上的那件棉衣，那棉衣足有十余斤重，那是由几十块破布以补钉联成一体的，样子极丑，但却解决了我过冬的大问题。而今场部来的干事却不由分说，拿起剪刀便对我这件冬天的护身宝一阵解体。
那天晚上很冷，呼出的气在夜空中凝成白雾，我穿着单衣瑟瑟发抖，牙齿禁不住咯咯打颤，在惨白的探照灯光下，我被剥得精光，只穿着一条内裤，实在没有查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后，便叫我脱下内裤弯着腰，还掰开我的屁股，直到证实里面没有夹带为止。
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被这么彻底的搜查，但我已冷得发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抵抗寒冷上，内心里却燃烧着一股怒火，多次向何庆云提出抗议：“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处罚人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场部那人瞪了我一眼，将一件检查过的棉背心扔给我披在身上。
我想，那天如果不是我胸中燃烧的那股怒火，我真会被冻死的，有几次我拚命的咬着咯咯作抖的牙帮，竟将嘴皮咬破，从口里渗出血来。
搜查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十一点钟，才将囚奴们全部赶进了各自的监舍，张锡锟则被关进了小监，从此就再没有出来过。而我从菜蔬组搬到了严管二组，睡在张锡锟原来的铺位上。
面对这场搜查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朝那口跟随着我十八年的破皮箱瞥了一眼，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怒火中燃烧。
扔掉破皮箱后，我只好用一块破布包好我随身的换洗衣服，便静静坐在铺上。被盖和垫褥都成了碎片，我无法睡觉，周身好像从冰窖中爬出来一样，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
此时，估计大约是凌晨两点钟了，心中挂念着张锡锟，虽然他早已作了牺牲的准备，但我为他感到万分痛惜。
他同陈力一样，来不及留下一点值得记念的东西给我，而我自己稍有不慎，在这个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随时都会招来同样的结局。
坝子里的探照灯一直亮了一个通宵，除了听那瓦背上阵阵呼啸的北风，就是院子里老管查哨的马靴声。
(二)奋起自卫
我在室内发黄的灯光下，裹着那床已撕破了的被盖统，倦缩着坐在那里，细细回忆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
像今天这种无理搜查，我们本可理直气壮向当局提出抗议，但大家被空前的恐怖气氛懵住了大脑，“火炬”的战士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没有人对此表示抗议。
今天狱方什么也没有搜查到，估计他们不会善罢罢休。
林扯高经如此严密的搜查，竟没有从我们身上搜出“火炬”的一字一纸的“证据”，想到这里，身上感到稍稍暖和了些，头脑也开始清醒过来。
现在，我不能对他们的疯狂搜查和无理侮辱表现忍让，我要给林扯高和何庆云留下心中有愧的感觉，我必须对他们无休止的纠缠作出反应。
想到这里，我鼓起勇气，高声的向坝子里喊道：“我冷，给我棉衣”。那声音在寂静无声的六队院坝中格外响亮，像炸雷掠过夜空。
不知是太疲倦，还是因为刽子手的心虚，哨兵对我的呼喊并没有答理。就像九年前文革开始那个晚上一样。
我又一次猛烈的吼叫起来，这一次在大门处亮起了一束手电筒光，何庆云拿着一件撕破了的棉衣走到我靣前，扔在我的身边，一面恶狠狠地威胁道：“孔令平，你规矩点。这不是1966年了，你放明白点。”
我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反唇相责：“你凭什么撕我的棉衣和被子，那是政府给我的人道主义，你撕烂了它们就不管了，装作不知道。”我用这样的口气责问他，把他们精心营造的恐怖气氛给冲破了。
我知道此刻全监舍的人都在看着我，都在听着我的抗议。此刻我对狱方的大声抗议，是何庆云没有想到的，本来撕毁衣服被子就是盲目的，在六队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何庆云和林扯高又有矛盾，林扯高虚张声势，等于是对何庆云主持管教的全盘否定。
何庆云面对这个局面，大概在心中暗想：六队这些年来的成绩并不是你林扯高一笔能抹杀得了的，而林扯高不但没有把孔令平这样的主犯吓倒，反而还借此攻击起我们来了，我看你林扯高怎么收场？
表面上他压低了噪门喝道：“现在夜深人静，我不同你计较，你也该清醒一点，自会有人叫你吃辣子汤的。”说完抽身向大门口走去。
我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紧紧追问道：“你们凭什么把我同张钖锟硬扯在一起？凭什么把我送进严管组？是看到我这几年沉默了？于是你们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了？你们不是正在贯彻武汉公安工作会议的严禁打骂犯人、严禁逼供信的规定么？今天搜查所造成的，完全是林扯高一手操纵的”。
这一声怒责，凭我直觉判断，何庆云完全能听得出我话外之音，听得出矛头所指。在派性上，何林两派一直势如水火。在这个矛盾中，我要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向何庆云的大声责问，是给火炬撰稿人和传阅者一济镇静剂，我告诉他们，统治者内部存在着分岐，他们十分虚弱，他们的矛盾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千万不要因为张锡锟和周志被关进小监而泄气动摇，千万不要因为几个败类的丑恶表演而看不清形势。
另外，还想告诉大家，林扯高今天其实一无所获，本来就有矛盾的队部，就像一群疯狗，在没有咬到人时候，他们会自相撕咬起来，现在应当分析形势，采取相应措施，而不是惊慌失措。
何庆云不吭一声地匆匆结束了这场“嘴斗”，快步地走向院坝，迅速地消失在大监铁门边。
我在昏暗中穿上他刚刚送来的那件棉衣，比我那件千疤万补的“铠甲”暖和多了，寒冷的威胁减缓后，心中似乎踏实了些。
秩序又恢复平静，前一天晚上所造成的恐怖气氛，迅速消逝了。农六队在第二天的出工时，恢复了以往的嘈杂和说笑。
第二天早上出工，我跟着严管组，双手空空地到了改土工地上，因为我没有工具，便给装满泥土的板板车帮助启动和倒土。只是昨夜一夜未眠，到了下午眼皮重得像挂着铁锤，很想打瞌睡。
此时何庆云顺着田坎走过来，本不想理他，可他偏偏盯上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既没有拿锄头挖土，又没有往板板车上装土，便问道：“你怎么不动？”神情很冷漠。
“你没看见车子还没有打倒转么？”我也以冷冷的回答。
“你的工具呢？”
“在蔬菜组。”
“为什么不带来？”
“粪桶，粪瓢，扁担，这儿用得上么？”我叽笑地回答。
所有严管组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注视着我，我心中明白，此时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囚奴中产生影响。带班的士兵也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沉默了几年以后，我又有楞有角地再现当年的锋芒了。
何庆云内心充满了矛盾，他并不希望昨天的突击搜查，找出“火炬”的组织纲领和名单这类证据，但他对几个最头痛、也是下过“苦功”的反改造“尖子”心中无底，不敢理直气壮地拍着胸膛保证，也不敢在管教科的面前与林扯高公开的争论。
大搜查没有搜到任何证剧，使林扯高落空，却使何庆云心中暗暗窃喜。即使遇见我如此轻蔑的向他发泄不满，他也不计较。
林扯高的确是大失所望，费了足足半年时间，本想一举在六队捞一网大鱼，结果除了张锡锟，还是张锡锟，现场抓住的人只多了一个周志，虽说逮了一个传递“火炬“的现场，但周志又有什么用，充其量是个外围成员，被重点怀疑的火炬其它成员，一个也没有抓到。有关反革命的组织证据、纲领和名单，一个也没有找出来。
仅凭一张“火炬”刊物和几张“反倒底”的传单，仍然不能对这个团伙案子定性，所以林扯高正盘算如何撬开这些人的嘴，供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倘若将所有的“嫌疑人”统统关进小监，又怎么应付庆何云的冷言嘲笑？
张锡锟被关进小监的第二天，便被林扯高从六队小监转移到林业队旁一处新修的秘密监禁所。那里有围墙铁丝网，那里的工作人员不再是犯人和刑满人员，而是一批不知从那里招来的工人。
林扯高对六队的保密工作十分怀疑，生怕继续关在六队，让小监与大监通气。他需要在严格分割的情况下，获得被审者自相矛盾的口供，从而找到突破囗，得到意外的审讯效果。
从此，张锡锟与农六队的政治犯断绝了一切联系，西昌地区法院和四川省高等法院组织了专案班子，专门审理“火炬”案，但是因为所拿到的仅仅是张锡锟和周志两人传递的一份手抄刊物，以及陈贤士和刘资元们提供的似是而非的证言，显然证据的不足，必然引起对于口供的“认定”和“反认定”的争执。
好在林扯高和何庆云之间势同水火，可以变成我们反驳林扯高的有利条件。这是一场斗智斗勇斗的较量，我们中的任何人在被审迅时的语言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
(三)闯险
在这场斗智斗勇斗决心的较量中，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所有火炬的成员都明白，营救他人等于营救自己，六队的政治犯们越来越成熟了。
一天晚上，何庆云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文革将近十年了，何庆云虽每年都有几次将我召到他办公室里，但以前大多是单个对谈，内容多半是我与管教方面发生的冲突，或发生像林彪这样的政治事件后，或严打运动中询问我对形势的看法等等，这次却不同以往。
一走进何庆云的办公室，何庆云的身旁坐着两名陌生男子。两名男子脸上很严肃，我猜他们是张锡锟专案组的人，两名陌生男子，一个作记录，另一个像是这次预审的头儿。
我平静地坐在小板凳上，等候对方的提问。我知道，何庆云在表面上是陪审人，实际上是这场戏的主唱。
我与何庆云长期打交道，彼此都了解对方的底细，我知道何庆云对林扯高闹出的这个“反革命集团案”很不服气，所以有意的给我留下替“火炬”抗诉的空间，何况这几天我已多次主动出击，在指责林扯高乱来和捕风捉影时，何庆云表面上制止，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却在鼓励我放胆抨击，一吐为快。
我也知道中共的预审过程，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不凭事实一贯是先入为主下结论，然后再编造口供使之与结论相符，所以冤案特别多。
但这次正是在文革进入尾声时候，何况武汉工作会议上有“重证据，严禁逼供信”的最高指示，多多少少对先入为主的瞎乍乎有所抑制。
提问之前，何庆云伏在办公桌上抄写什么东西，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我怎么也觉得他在装模作样。
连日来，我在工地上抓住他缺乏证据，以及很不正常的大搜查，撕棉衣被褥等等站不脚的做法，主动进攻。我明白何庆云此刻在高等法院的专案组面前，可说对火炬案一筹莫展。三分钟冷场以后，主审官按常规提问姓名籍贯后，便直裁了当的向我提问道：
“今天就火炬一案正式提审你，你不要兜圈子，而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本想反驳他，申明自己与火炬没有任何的瓜葛，有理由拒绝回答。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且静静听他怎么说。
“首先，你要老实交待你所知道有关火炬的全部情况，你要立争主动交待，我们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立即反问道：“你凭什么说我知道火炬的来龙去脉？并且要我交待些什么？”
“你别装蒜，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和检举材料，证明你就是火炬的成员，现在是要你主动交待。你要知道，抗拒是没有出路的。”
何庆云在一旁冷笑着，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明白他心里想的恰恰相反。
提审人接着说：“要你交代‘火炬’反革组织成员和组织名称行动纲领，难道你们自己干的事，还要我们来提醒吗？”
“怪不得何干事经常搜我的东西，现在大概已经死心了吧，你所得到的检举是一些捕风提影的东西，我知道你们完全可以据此下结论，既如此又何必来问我？”我坚定的回答道。
提审员被我这么一驳卡住了，办公室里，两分钟的沉默后，好象今天的审问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了，于是改换了问题：“你看过‘火炬’吗？”主审官的提问，显然在迂回出击。
“如果说没看过，你们已根据林管教放出的空气说，农六队至少有大半的人都看过它。我当然是在你们已经认定的人中了，就算我如实回答说我一无所知，你们也不会相信。但是我觉得我们无须争论谁是否读过‘火炬’”。
“你们不是说‘火炬’满篇都是造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那么你们可不可以把它公开的拿出来批判？也让我见识见识？就像你们经常在你们的报纸上刊出反动文章供大家批判那样。如果它只是批评你们，那么你们应当清楚，这与公开提出打倒共产党、推翻政府、号召暴动是两回事，我想你们应当分清批评你们与组织反革命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区别，这是不可以任意定性的。据我知道，‘火炬’中还有你们散发的传单，有这种荒谬的反革命组织么？”
我的这番驳斥，颇令西昌派来的预审员感到吃惊，也许在他们接触监狱中的政治犯中，很少能够击中要害，把揭露当局的性质与他们的指控严格区分开来。
他们也明白，所“拿获”的证据，充其量是对中共黑暗统治的揭发，是一份传单！它极有可能是个人的行为，甚至是个人的写作，由此而断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的纲领，只有草木皆兵、神经过敏的人才会这么做。
这使我想起了蒲世光以“非团员呼声编辑部”写的一张大字报，就被认定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中共的基层官员，连法律的基本界定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亮出自己的底牌，反映了它的极端无理蛮横和无知。
他们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我已经斩钉截铁地驳斥了他们下的“集团”结论，因此，追究其它的诸如由谁起草？怎么传看等等已没有意义了，继续审问下去，完全是多余的。对我的预审就这样草草结束。
接着刘顺森，夏光然、陈容康、邓自新几个被他们认定的重点“火炬”份子，也经历了这种相似的“预审”。由于有我的反驳给整个案子理出了头绪，法院的瞎乍乎只能一无所获。
林扯高想通过预审获得“反革命”集团材料算是徒劳了，六队杀气腾腾的形势被挡住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