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第八节：参观
正当我们的学习刚进入辩论高潮，1966年3月下旬，农场接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的通知，要所属的所有劳改单位按照规定的比例，挑选代表，去成都参观由公安厅所组织的“形势教育”专题活动。
参观的内容包括成都的市容，以及当时正在青羊宫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全国巡回展览”和“全国三新产品成果展览”。
中共建政以来，曾组织过几次在押战犯到社会上参观，其用意不外乎是向在押人，展示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加速对他们的洗脑，并借此来向国际社会显示他们“劳改”的人道主义，以改变孤立的国际处境。
不过这一次参观，是在国家经历了一次和平时期的空前灾难，一场大规模的饥荒刚刚“复苏”之际，想借犯人之口，来“歌颂”被国内外普遍谴责的“三面红旗”，带有明显的打肿脸充胖子这种自欺欺人目的。
按照省劳动厅分配的名额，盐源牧场派赴本次参观的总名额共二十二名。场部分给六队的名额占了三人。而李培连又从他举办的这个改造思想为主的“试验田”中指派了两个人，一个朱国骥，一个便是我，朱国骥是选出来的思想改造好的代表人物，我当然是“实验田”里要进行“攻坚”的人物。
选择我们俩一起参观学习，“全面”的反映管教科正、反兼顾，有一种“效果”上对比的考虑，也是加强监督，及时收集反映的一种手段。
（一）刘顺森
剩下的一人，李培连选中了刘顺森。1963年从重庆监狱调往甘洛途中，我们在雅安监狱抢馒头事件中相识，但一直分在两处，彼此还没有朝夕相处的机会。这一次相聚，我有机会详细知道了他的出身、家庭等等。
他出身工人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工人，用共产党的话说，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阶级，本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就因少年时代读到苏共第十九大上，赫鲁晓夫所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中，少年敏锐的他，恰对中共产生相反的认识。
后来他又从姐姐在重庆市青年团机关工作的便利，得到了当时从来没公开的党内“机密”材料，更深的认识了中共内部的虚假和残暴。加上1958年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对知识份子无理的摧残，以及粮食定量的灾难性结果，与陈力可谓同一类型的人，成为毛泽东主义的叛逆。
1957年，仅十五岁的他，因为在街上散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传单，涉及当时中共在粮食问题上的“秘密”材料，而被认定散发反革命传单，被抓进了重庆市少管所。
李培连评价他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狂”，这次在两百人中选中了他参加成都的学习，足见管教科对他的重视！
三月十三日，按照场部的通知，全农场选出来的二十二名代表集中在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前学习，我们三个人带上换洗衣服和毛巾，跟着钟管教再次来到农一队。
离开这里只有两个月，钟平波除夕之夜在这片坝子里的精彩表演，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同他交谈，我和刘顺森商量后，决定趁此机会同他聚一聚，那次相聚彼此非常坦诚。
自从黄联关调到西昌，钟平波一直就在农一队，这因为他的刑期较短，而我和刘顺森刑期都是十五年以上，大家讲了一些分别后的见闻，讲到对这次参观的看法，他态度非常冷淡，说农一队近三百号人仅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是一个平时负责出工集合的大组长，用他的话说：“这是做给别人看的，没什么意思。”并且说最近从成都来的人，讲到内地情况，老百姓依然穿补巴衣，半饥半饱渡日，所以没有什么可看的。
参观集中的当天晚上，偏偏赶上停电，全场一片漆黑。派出去监督大家的干事一个也没有到，负责这次带队的管教科股长庞玉笃，显得十分紧张，他担心摸黑跑了人就负不了那责。所以赶紧吩咐农一队的余管教，将二十二个人集中在干部会议室，点起了蜡烛，组织了参观第一次点名和座谈。
庞玉笃拿出点名册，点过名以后便叫大家坐谈对这次参观学习的体会，参观还没有开始，“体会”又从何说起？自己被管教科相中，在农场近万人之中，中了这难得的头采，明摆着要大家对场部进行一翻感激零涕的吹拍，对本来就很低下的犯人，受宠若惊，这本就是预料中的事。
坐谈会一开始，朱国骥迫不及待的放了头炮，接着，依次都表了态。说些不辜负之类的奉承话。惟独只有我和刘顺森以及古柏来的代表，始终缄口沉默，因为讲违心话，实在有悖于这么多年的亲身体验，事实的伤痕实在太深了。这恐怕决不是一两次参观所能抚平的。本来沉默表示我们的反对已经是很策略，何必在这参观前夕去扫了这位庞玉笃的兴？
可偏偏他指明点姓的要我讲讲我的感受，既然如此，我也不能不识抬举，便从容的说道：“首先声明，对参观这件事，我本来就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也不会说感恩戴德的话，只是希望我在参观中看到的事实，能与报纸上的宣传相一致就好了。”
那庞股长早就习惯了我这种不冷不热的反调，倒是朱国骥却认为，我应该体会到这是管教科对我的关怀。真没想到，在农六队的较劲他还觉得不过瘾，现在居然到了这里还要纠缠我玩。“感恩戴德”显然被他理解为我对他的挖苦。
不过，事实很快令人信服地证明我的冷淡是对的，按照这二十二个代表估计，管教科会对我们出去参观学习的人，生活应有所表示，大家猜想在这短短的几天参观中，不会再吃每天一斤的定量，其次至少也要在这几天内让代表们不受约束，晚上可以住几天旅馆什么的，以显示政府对我们的宽容和信任。
到了第二天庞股长便将二十二名代表分成了五个组，每个组都安排了一名管教干事跟班，出发前首先就向我们宣布本次参观的纪律，规定参观期间禁止单独行动，有事要离开组必须经本组管教干事同意，否则擅自行动则以逃跑论处。看来我们仍要在枪杆子监督下完成“参观任务”。
庞股长宣布的出行纪律，反映出对大家的不信任，原先欢天喜地的个别“代表”被泼了当头一盆冷水，第一天发言原先激动的情绪已经熄灭。
至于生活，庞股长继续宣布道：“在队上定量的基础上，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食。”原先打算吃几天饱饭的人失望的看着他。散会后，看看时间还早，有钱的人都一齐朝场部走去，在小卖部买了许多饼干，干粮之类的东西带上。
三月十六日一大清早，二十二名“代表”便坐上了一辆带棚的卡车，在另一辆吉普车里载着五名管教干事押送下，卡车向成都进发了。车行途中，大家没有说笑，开始集中那天的新鲜气氛，被庞股长宣布的“纪律”和森严的守备彻底破坏了。就连情绪最亢奋的朱国骥也搭拉着脑袋，在拥挤的车里一言不发。
当然庞玉笃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参观者们在想什么，他们向来是奉命办事，最大的忌讳便是有人从他们的手底下跑掉。
于是，刘顺森开始向朱国骥取笑道：“别垂头丧气的，你当了上万犯人的代表够体面的？”对方报以苦笑！
第一天行程，中午在平川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停车吃午饭，这是我们到盐源来第一次进馆子。原先已听说三自一包以后，农业开始有点复苏，进饭店再不象原来那样，除了交纳粮票和配给一瓢连油星都看不见的牛皮菜外，便只有凭粮票才能买到的“高级饼子”。今天这一顿吃的是包谷面与米绊在一起的“干饭”，三个盘子里装的虽然都是些青菜萝卜之类的东西，但已能品出“油炒”的滋味，每人四两饭，装了一个“冒儿头”，吃下有饱感。
能体面的坐在饭馆里，同干事们异桌同餐，使朱国骥又笑逐颜开起来，吃完饭上车以后，大家还猜今晚西昌会不会住旅馆，因为饭馆都准“代表”们用食，为了体现“参观”的特殊需要，住旅馆又怎会成一件难事？古柏来的两个年轻“代表”还大谈“自然灾害”时期的旅馆，是凭户口和“票证”去住的，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下午的旅途显然活跃了许多。
可是，当我们到达西昌时，敞篷卡车却径直的开到了西昌看守所门外，那时大约是下午五点钟光景，天色尚早，几个年轻人苦苦要求庞股长允许他们能“集体”去西昌街道上“参观”。并说了一大堆为更好完成本次学习任务的好话。
可是这位庞股长毫不犹豫地将我们赶进了那监狱的铁门里。还向西昌监狱的守门值班干事交代了总人数，“交差”完毕后，吉普车开走了。
我们这二十二个盐源来的囚犯，排好了队，由那接收我们的干事带领着钻进了黑洞洞的铁门，来到两间显然是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监房里，那里面扑来一股臭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桶盛满尿的罐子敞开放在屋角落里，地上铺着草，看样子是关押犯人腾出来的监舍。
在车上讨论得兴高采烈的小伙子不开腔了，“旅馆”岂是我们住的？等待我们一路的肯定就是沿途这样的带臭味的牢房。还好，不一会炊事员给我们挑来了菜稀饭和二十二个碗，大家喝了稀饭便倒在那草铺上睡去，半夜里仿佛听到隔壁监舍里传来的镣铐声，咒诅声。
第二天的行程，几乎重复着第一天的样子，晚上又在石棉的看守所里过了相似的一夜，几个年轻人做的“旅游”梦彻底破灭了，如果此时庞玉笃再要组织“代表们”谈“参观前的感想”恐怕就很实在，就不会有人发表“感激”政府的人道主义发言了。
第三天晚上到达雅安时，天色已经很晚，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元宫，进入雅安城以后，我便从汽车后面开的棚窗口，下意识的张望，想从新的回顾一下三年前抢馒头的地方，却没想到汽车在雅安城里，拐弯抹角的把我们送到一处高大建筑的铁钎门外停了下来，我们将头探出车棚张望，只见铁门旁边的门灯下面，挂着醒目的招牌“雅安砖瓦厂”。
恰好那一天又正逢星期六，铁门紧闭，庞股长一边打着门，一边向黑压压的大楼里喊了好一阵子，才走出一个老头，他一面走来，一面在揉着惺忪的睡眼，当庞管教隔着钎子门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亮出证件，他才慢腾腾的打开了大门。
汽车开了进去，在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后，庞股长带着命令的口气，要看守人赶快通知值班干部，守门人回答说：“今天星期六，大家早就回家了，办公大楼里没有一个人。”一边说一边还埋怨说：“为什么你们来前不早一点通知？现在上那儿去找人？”
庞股长只好指着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向老头说道：“就打开你们的会议室什么的过一夜，明天还往成都赶路。”商量了好一会，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宽大的屋子里，里面是一排排的靠背长椅，看来今天我们只好将就在这儿“和衣而眠”了。
住处找到后，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又走出大门，叫开了近旁一个小饭馆，店伙计为我们从新捅开了已经封好的炉子，在那里每人吃了一碗面。
当我们回到今晚落住的大房间里，庞股长照例把我们交给了守门人，便离开那里，开着车另找住处去了。
我们被锁在办公大楼里，打开那屋子的窗户，庭院里将一股股玫瑰的芳香送了进来，我从窗向外望去，依凭着月黑头，可以分辨出那走廊边黑压压一片的灌木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第二天，已经八点钟了，所有的二十二个人已经醒来，将就着在安在走廊角落的自来水龙头，取出毛巾洗了脸。走出那屋子，其余房门都上了锁。便走出这栋大楼的门，沿着石梯走了下去，石梯的两侧是花圃，里面裁满了玫瑰和月季，昨夜的芳香就是从这里传出的。玫瑰的花藤覆盖了四周的墙角，整个环境倒十分幽静，院子里静悄悄的毫无动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只是奇怪昨天那开门的老头却没有看见，而昨晚进来的大门上一把大锁静静的吊在那里，看样子那老头还在睡觉，这老家伙也真贪睡，看看挂在办公室楼门口的那口大钟，已经是九点了。
“组长们”没有一个露脸，倘若此时，有人乘机不告而别，这庞股长的约法三章便只好落空。最令我们感到难受的是，昨晚填进肚里的那碗小面实在不抵事，胃里空空的直叫，本无散步兴趣，但是，干巴巴在大门上等，还不如走走。
于是我和刘顺森信步沿着那灌木夹着的过道向里走去。两排平房中一排被变电室占去，空着的另一排好像是车库，上了锁，四周的围墙很高，上面架着电网，估计这里原来可能是规划作犯人监舍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这么做。从墙头上望去，大约两三里远是砖瓦厂的烟囱，原来真正的砖厂并不在这里。
耐着性子，我们一直等到十点钟，依然没有一个人来，仿佛这二十二名代表被人遗忘了似的。几个年轻人早以按奈不住，扒在钎子门的铁条上朝外面大喊“开门”，嘴里咕噜着牢骚和怪话，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便相约着合著拍子，一齐合声大喊！附近楼房里的老百姓，惊奇的打开家门朝这里张望。
看看挂在办公室楼里的时钟已经十一点钟了，人们在墙角找到了一些砖头，不知谁还找来了一根铁棍，不管三七二十一，怒气冲冲的刘顺森对准那钎子门上的铁锁砸去，门被砸得乒乓作响。
一个人影在大门外出现了，几分钟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民警赶到了铁钎子门外，二十二张嘴开始向民警陈述事情的经过，说我们是到成都参观的代表，昨晚把我们关在这里，饭也没吃，现在快到中午了，还不见带队的人来。还说：“如果我们趁大楼里没人，把所有办公室偷个精光，你们上那儿去找人？”警察们正在商量怎么办，庞股长的吉普车在这个时候开到了。
大门外也围了一大群人，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庞股长下车后，故作惊讶的问道：“昨晚我已经跟他们的队长在电话上联系好了的，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人来？”又问道：“昨晚开门的那个老头呢？”围观人群中的一个老太太发话了：“他一清早就走了，我看见的。”
刘顺森按不住喊道：“这些国家干部，吃饱了肚子，平时什么事都不干，星期天只顾自己寻欢作乐，连自己的办公室和正事都不干了，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可是饿着肚子被关到这个时候。”那庞管教立刻板起面孔，隔着钎子门呵责道：“你一个犯人骂谁呢？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吵闹撬门”？
围观的老百姓又一阵乱哄哄的议论，听得出他们对这个官僚的横蛮态度颇不以为然。砖瓦厂的队长终于出现了，他提着一大串钥匙，从老百姓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过来，费了好一阵劲才把门打开，看样子那锁也不知道被那块砖头砸中，锁心变形了。
铁门打开了，庞玉笃立即把二十二名“代表“从新叫到昨晚过宿的房子里，关上了门，一迭声吼着，要刘顺森明确自己的身份，并且承认今天带头喧闹砸锁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而刘顺森据理力争说，这明明是庞股长一手造成的，大家无凭白故饿着肚子被关了半天，如发生更大的事故，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人唇枪舌战地在屋子里干开了。
所有同行的二十二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静静地听他们吵架，他们中也许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这备受打骂的犯人，敢同管教干事们如此顶嘴。
谁不耐烦地吼道：“我们都整整饿了一夜加半天了，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先把饭给我们吃了好不好？”大家便一哄响应，争吵才得停止。我们被叫到砖瓦厂的犯人食堂里吃了饭，这一顿与盐源农场一样，吃的是罐罐饭。
下午，庞玉笃从整力量，由五个组长压堂子，正式的召开了对刘顺森的批判斗争会。会上庞玉笃重申这次参观的“纪律”，强调大家不要以为出来参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眼里，任何时候只有他们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的份，绝对禁止我们的反抗。
不由分说，当场就以“聚众闹监”的名义，给刘顺森带上了手铐。还说因为念及刘顺森年轻，考虑到参观期间从轻发落。
这可是当年我们看到战犯们参观所绝对看不到的场面，大家亲眼看到这件事的始末，内心再次受到了震动，就连朱国骥都一言不发了，我在临出发前的一翻话，果然的言中了。
我们在砖瓦厂就这样多滞留了一天，这天晚上那砖瓦厂的队长总算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派人送来了二十二床被盖，西昌三月底确实相当冷，前一天晚上可以说是冻了一晚上，先前还在唱赞美歌的同行者，也一齐的骂起娘来。
这天晚上我和刘顺森搬了两张长凳拼在一起，背靠在椅背上，一边聊着三元宫抢馒头的那晚故事，大家都围拢来津津有味的听着，忽然，刘顺森理了理手上的手铐，从长椅上站起来用那手铐敲击着凳子的靠背，润润喉咙引亢高歌起来，仿叶挺“黑牢诗”自编歌辞唱道：
（二）带着手铐参观
“带铐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男儿从此去，壮士不回头。长夜盼天明，拂晓待鸡鸣。”唱罢，声音里带着哽咽，满屋子里的人都鸦雀无声，也许触井生情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带着沉重的枷锁，行进在这漫漫流放地的长夜之中？到了这个时候，参观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开心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上车时，庞玉笃总算给刘顺森下了手铐，这原因当然是给他自己留面子，眼看就要到成都了，他总不能押着一个戴手铐的人来参加这堂堂皇皇的参观学习吧！
下午四点钟左右，汽车经过新津后沿着平直宽阔的公路宾士起来。同车的人中家在成都的就有五六人，回到自己家乡，便开始相互指点着窗外，讨论这一带的地名和小吃习俗，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
川西平原的阳春季节，比之盐源大不相同，春分已过，平坦的农田已点点翠绿，这正是栽秧季节，农夫们在田里栽插的镜头，迅速唤回了六年前我在南桐农村里所见的印象，潜意识中，渴望看到面前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心底里决不希望那灾难岁月的农村继续演译下去，即使毛泽东还没有垮台。因为灾难的直接承受者难道不都是普通老百姓幺？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
六点多钟，我们的车终于驰进了宁夏街监狱，与三年前充军甘洛离开时相比较，阴暗的牢房，碉楼，老天井和狭窄的过道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比三年前，现在监狱范围扩大了，可以来回散步和活动，不像上一次戒备森严的整天关在牢房里不敢出来。
这一次我能独自出入监房，走出狭窄的过道，走进右前方的操场，还可以从那里转过墙角走到很大的广场中。那儿塔着戏台，是提供文艺演出和开监狱大会的地方，我默默看着那宽大的戏台，心中想，多少人从那上面下来以后，便被送上了杀场，或送去流放。
两天以后，各地的人员陆续来齐，监舍里已住满了人，白天天井的小院子里围着一堆一堆人群，彼此交谈互通各劳改队的情况，气氛颇为热闹。
在过道出口的右前方那一片操场中，聚集满了到会的参观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着奇异，装扮特殊的少数民族“代表”，有藏族、苗族、彝族。来到这里他们都穿得异常鲜艳，还为大家传讲少数民族的语言，例如“吃饭”怎么讲，“你好”“再见”“走路”等等简单的词汇，吃饭时拿出他们带来的特备粘粑奶茶。为大家表演“吃抓饭”，宁夏街一时变成了中华各大民族的监狱。
我本想同他们交流，看看在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多少残暴的血腥压迫，中共统治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安宁过，要他们驯服的接受毛泽东那一套“社会主义改造”，必会遭遇反抗。这几个“代表”兴许就经历过被称作“平定叛乱”事变，会向我们提供真实的内幕，了解毛泽东在民族问题上的“霸道”。可惜，一来语言不通，二来到处都是当局的耳目，还别说交谈，便是同他们接触久了都会受到干预。
搬着指头入监已过去七个年头了，在这七年中，我们吞下了灾难的最坏苦果，经历了那么多饥寒交迫和惨无人道的折磨，已远不是七年前的学生时代，可以被假象所蒙骗。我会带着七年炼狱中已成熟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进行有效的“参观”，我会躲避不应发生的麻烦，我会抓住给我的，这种实地观察和体验社会的机会，得到真实可靠的东西。
第三天，全体参加本次活动的上千名代表，在广场上集合，本次参观的组织者宣布，参观学习的布置和日程安排，整个参观活动预计在一周内完成，整个参观人员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头进行。
我们这个大组，第一天重点参观春熙路的商场和菜市，及人民南路的市容建筑；第二天参观新建起来的文化宫，以及骡马市的市场和商场；第三天便是去青羊宫参观正在那里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巡回展览；第四天便是去人民公园，参观那里展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工业成果展览；第五、第六天便是分组讨论和学习，总结各人参观心得和体会。
庞玉笃欢迎大家投稿写文章，同时宣布参观期间七天内，每晚都会在广场放映电影或成都监狱演出队排练的文艺威廉希尔公司网站汇演。
整个参观都让我们坐着公共汽车到达安排的目的地后，便下车排着队列有次序进行，允许在市面上自由行动的时间几乎等于零，我们同市民最多也只能打打招呼，不可能同他们交谈，四天的参观无非是让我们看看，自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贯彻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
可惜，事物总是存在两面的，用之过滥的“思想改造工作”便成了“假、大、空”，至于农业学大寨，则是一窍不通农业生产的毛泽东，坚持他的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一精品！他想以此来掩盖推行三面红旗的惨败，为三年的饥荒和灾难辩解，也是夺回那“三自一包”占领的“农村失地”。至于三新展览恐怕只能作“形势大好的陪衬。”
我们就这样坐着公共汽车，从位于成都市中心西北方的宁夏街出发了。同六年前我到孙家花园从囚车里掠视灾荒的那种萧条相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成都市容、市场确有些起色：商店里有了货物；肉店里也挂着猪肉；菜市的摊位上摆着各种蔬菜和副食；食店门口不再有长长队列排着焦急的市民，倒是店小二吆喝招揽着客人们用餐。
不过，要讲“繁荣”却绝对不够格，堂堂四川省府，连整齐的街道和高耸的楼房都拿不出来。就以肉店里挂着的大大小小肉块来说吧，老百姓只能凭着每月半斤的肉票，才能用平价买到。若要吃“计划”外的肉，可不是一般贫穷的市民所能买得起的，当代中国人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是在无产阶级暴政压迫下养成的。靠老百姓节衣缩食换来的市场“繁荣”，不是太可悲了么？
同时“繁荣”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相对三面红旗时代，可以说今天比那时“繁荣”，但是能将时间的长河纵向延伸而比较么？‘旧社会’有这么穷吗？如果同“黑暗无比”的旧社会都不敢比，能说“繁荣”么？再比方说，同国外比得么？被中共称为“水深火热”的台湾，就无法作比了，那里除了时时传来炮声，老百姓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啊。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充其量只能像馋猫似的，嗅嗅那副食框溢出来的诱人香味。或者在挂满西服的商店玻橱中，对身上那一套临行时，场部统一发放的新的劳改服自感猥琐，如此“繁荣”倒是凑合了几个年轻的“代表”，他们用家里寄来的钱，买了许多的“蛋黄酥”和“鲜花饼”，塞进早已准备好的包里，准备拿回去美美欣赏几天。
我忽然想到，面前这“盛世”分明是三自一包这种对农民松梆换来的，是牢牢控制着统治大权的老魔头，颇不以为然的，因为这盛世带走了他经营多年的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有朝一日老魔头元气恢复以后，会不会像一阵风一样，卷走面前的不甚富足的繁荣，从新回到过去？
使我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农业学大寨”展览。我是学生，生来就有一种尊重事实的习惯，毛泽东真拿出一套崭新的政策，以公有制为基础，开拓出一条比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更为发达的农业之路，那么，我们又何妨不尊重事实，同全国人民一道山呼“毛泽东万岁”呢？
然而在这么大的全国灾难面前，这位自称的“革命导师”，为什么不能为老百姓纠正自己的错误呢？
我们参观农业展览的那天，天气特别好，又逢春暖花开的季节，据说，每年在这里都举办花会，惟独大跃进那几年却停办了。我想当年除了大家一窝峰的去炼铁，练纲，放卫星而无力举办外，恐怕因为农业受到重创，花木也无源了？
我们穿过布满花卉的走廊，夹在市民行列中进到展览大厅，正厅里挂着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图片，摆着的是“改造大自然”的“宏伟”模型，其中当然有大寨大队虎头沟的改造远景，另一个大厅里则存放着一些良种种子和禾苗的标本，以及农业器械，农药之类，据说也来自大寨展览的五十五个典型。
举办展览的说明人，声嘶力竭为毛泽东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唱赞歌，那音调和音色都绝对与当年大练钢铁的开始曲一模一样，惨痛的经历倒使我担忧这些抽象的图片和模型，除了为惨败的三面红旗招魂外，几乎没看到一点解救饥贫的中国农民，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只好用“假、大、空”三个字来概括这些图片和模型。
（三）稍加统计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专门带去了笔记本，趁解说人员说教的时间，快速简单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红旗的全部“业绩”，一股灵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具体的事例，进行一翻实实在在的核算，这是毛泽东三面红旗时期没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谁也没有去算算一个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树木，而最后练了几吨铁？谁也说不出一块实验田里投了多少工？费了多少种子和人力，耽误了多少农时？而第二年又收获了几许？这种简单的经济核算本属国家的基本依据，却被毛泽东黑着脸给禁止了。
因此，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年，人们在“紧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号下干了多少蠢事？是因为没有人想建没需要核算，还是人们不敢算这些账？揭毛泽东的底？所以在这场大灾难中，竟无人拿出一份有数据，有说服力的调查材料劝阻蛮干，速速悬崖勒马。
是因为大家头脑发热，被毛泽东的气壮如牛“气魄”弄糊涂而没有想到，还是有人想到却不敢为之？尤其在庐山上，那些从朦胧中醒来的开国元老们，早知终没有逃脱囚死狱中的悲惨命运，倒不如在庐山会议上，抛出足有说服力的报告，用数据和事实揭底，就是牺牲了也会名垂千古。
于是，我从五十五面大寨红旗的典型中，选择了一个用简单数字加减法就得出结论的例子——河南安阳县宅北小屯公社，南滚龙沟大队的“事迹”，图片介绍这个大队在党支部“带领下”，选择二庄生产队一条田坎，费了两个冬天时间，投入八千个劳动力，动用两千土石方，筑起一条长90米高差9米的石坎，将一快平时只能种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块面积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们不妨把当时最廉价的农村劳力，每个工零点五元计算；并以一元钱一土石方，最廉价的投入来算，为了这二分八厘地，这个生产队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后假设改造后每年按亩产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当时粮价每斤0.06元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250斤粮食，除去当年人口、肥料、种子的投入，每年从这二分八厘地里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会超过八元。
这就是说假设这快田经改造后，风调雨顺，年年获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8元要补偿耗掉的6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时间。
而七百五十年以后会是怎样呢？不妨让我们回顾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国的年代吗？环看华夏，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这种简单的垒石结构，有几个保存着？像这种民间的垒石结构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风化和风雨冲刷，便已是“古绩”了，这同毛泽东当年一轰而上的士高炉群有什么两样？而大跃进中轰轰烈烈上马的社会主义业绩，到今天没过八年，所剩几何？
三年灾难，数千万同胞饿死这惨痛的教训还不够么？毛泽东在指挥他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时，真是没有把为之打江山而牺牲的农民兄弟的死活，当成一回事，硬要把他们引向那个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获的，无止境的劳役之灾中，让他们备受饥饿死亡的痛苦？看来，眼前这点靠“三自一包”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使民不聊生局面暂趋缓和的局面，竟反而成为他积蓄力量阴谋组织一场，打倒敢于同他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的“党内走资派”的本钱！
独裁欲正酝酿着，一场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阴谋，使经济上暂时的复苏，面临着销声匿迹的结局，农业学大寨明显的同三自一包相对阵，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将发生的社会危机，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于是我便写下了“从南湾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这是我留在盐源农场管教科，在文革开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说服力的文章。这一篇当年曾搅动西昌地区的“反动文章”，就是我对这次参观学习最精彩的总结。
1966年4月初，正当报纸上起劲的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将北京城里，中共内部的“思想交锋”极为浓烈的火药味，从报纸上洒向了全国。
可惜被长期愚民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数中华苍生，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结束了九天的‘参观学习，’我们从成都回到了盐源农场。
从成都回归盐源的路上，暖烘烘的春天忽然变脸，料峭的春寒使我们因少带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盐源农场，农场管教科再次组织了参加本次参观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观后”的总结学习。
庞玉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势”写成“发言稿”，交他审核修改后，轮回地在农场所属的古柏，北鸟和二道沟三个分场进行分队传达，藉以教育一直对形势抱怀疑态度的一万名农场流放者。
刘顺森因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来早被庞玉笃划在宣讲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适，提前离开参观小组，回到了六队。
六队的“学习组”全体成员，以空前热情围着我们，询问成都之行的前前后后。一言难尽的我只能平淡的讲述了一路的经过，当说到刘顺森还为被铁门砸锁而挨了手铐的事以后，老头子们都沉默了。
陈力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朱国骥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回来了？我向他讲了详细的经过，特别向他说：“我写了〈从南滚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后，他问我留下了原稿了吗？我说留下也没有用，经常都要大搜查的还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经记在脑子里了，随时都可以写出来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坝里碰上了李培连，他的态度十分冷淡，想来庞玉笃已经向他讲了我在参观中的表现，只问了我一句“回来了？”通知我吃完饭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
第九节：杨修的故事
晚上，他正在办公室看书，见我进去以后，并不马上说话。我盯着他那张阴沉的脸想猜出此刻他准备向我说些什么？凭我的直觉已经感觉到我这次参观有违他的初衷。一个“学习班”推荐出去的人，写出与当局完全相反的东西，等于给他的工作“抹黑”了。但是，我想倘若他正处于一个彷徨的时期，他应当认真的读一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也许他就会明白是非曲直不决定于口舌之辩。
我想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为虎作伥，不盲目崇信而自甘愚昧的人，都不会违背人的认识普遍规律，李培连也肯定一样。
如此静默了几分钟，他慢慢地抬起眼来，似乎文不对题地问道：“三国志想来你是看过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曹阿瞒兵退斜谷’这一章不？”我一时的被他这个出其不意的问话感到不解，竭力回忆起我在初中读过的三国志，只记得曹操失了汉中退守阳平关，在斜谷界口被蜀军围困，其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便摇了摇头。于是他不紧不慢的把这段故事细细的讲来：
曹操与刘备率军战于阳平关斜谷界口，由于粮草被张飞所劫，遇马超而累累失利，欲退兵恐蜀军耻笑，正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之际，是夜，疱官给他送来了一碗鸡汤，曹操看到碗中的鸡肋，心中有感。正逢夏侯惇请示今夜军号，曹操随口回答“鸡肋。”惇出帐传令全军，今晚以鸡肋为口令。
行军主薄杨修见传此令，便教随军将士打点行装，准备回程。惇不解而询问杨修，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承相进退不得，正思考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故出此军令，所以还是早打点行装，以免临行仓促。”
夏侯惇闻言置信，正在令军士收拾行装，正好碰到曹操因心烦巡视军营，见夏侯惇军内如此行动便召惇问原由，惇答：“这是主薄杨修解破今夜军令，知道主公已无心恋战，不日就会撤退，不如早作准备啊！”
曹操想起扬修恃才放旷，累次在朝臣和自己的儿子面前，点破他的内心机密，早怀忌恨素有杀他的心思，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借口，便以扰乱军心的罪名令刀斧手将杨修推出斩首。
第二天，曹操率兵出斜谷界口被马超魏延大败，中了一箭几乎丧了命，这才想起扬修的话，悔不该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杀了道出真话的杨修，才有如此败局。遂下令收杨修尸体，厚葬，并传令班师，带着箭伤回到了洛阳。
杨修因屡次识破奸诈的曹操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因而遭到曹操的忌恨，最后召来杀身之祸的故事，本来就是了解三国志的人所共知的，罗贯中是否怀有警示后世的文人，不可恃才的意思姑且不论，但出在今天社会上，人人自危的时代，在层层封锁，隔墙有耳的监狱这种险恶之极的环境中，李培连几乎是坦言了他的观点，用历史的典故来告戒一个备受监狱狱吏注目的“反革命要犯”。
在他的心目里，是否把我看作杨修式聪明外露的人物并不重要，但这种坦露内心，作为一个狱吏确实难能可贵。他这不等于在告诉我，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上，我们原本是一样的。向我讲杨修的故事，仅仅表明他对我“赤膊上阵”的担忧。
中共党内派斗已演化为公开争夺权力的生死斗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那一个派别的成员都会严守心扉中禁忌的一页，否则随时会被自己的“同志”抓住小辨子，引来杀身之祸。到这个时候我明白，他组织我们这个特殊学习班真费了一翻苦心。他确认，只要还没有失去人性和良知，处在不同社会层次上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向恶势力作斗争。
“我看了你这次去成都参观所写的东西，”李培连挑明了今天把我找来的用意。“不过，我提醒你不要以为你才最能洞察现实，若大的中国不乏智者和能人，比你见识广的人恐怕并不少，他们今天都在沉默和静观，没有像你那样锋芒毕露，这些人可并不是你能用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所概括得了的。”
也许在这种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的博斗之中，一味靠勇气和牺牲是不够的，但是何以证明这种“大智若愚”的沉默，不是为内心虚弱所进行的辩护？观潮和弄潮，所不同的前者是胸无大志，无所作为的旁观者；而后者是不讲时机一味蛮干的莽夫，随时可能成为“铁拳”下的斋粉！
但是，我听得出来，我们对毛泽东其人，以及他今天“革命路线”的认识还有相当的差距！对这位比一般的狱吏思想深厚的人，我何不借这个机会讲出我对将发生变化的看法：
“毛泽东当然不会只是普通玩弄路线斗争的政治人物。他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君王之道，在开国之时为了稳固自己今后君临天下作准备，你大概不会忘记他早期所作的‘沁园春《雪》’吧！那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古代君王无人能同他相比的宿愿。”
“他想把中国拉回到一个独裁的帝王时代。他的“社会主义”既是他认定的王命，违背这王命等于让他从皇帝的地位退下来，这是帝王根本不能做到的。
“一个渺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的人岂能不采用开国元勋所使用的技俩，他们哪一个不在开国后对开国元勋们大开杀戒啊？刘邦杀异性诸王，李世民玄武门杀自己的兄弟，朱元璋在得到天下以后，竞会认为他的大臣们一个都不可信。
就连忠心不二，通达阴阳的刘伯温都只能回青田隐居，对胡丞相以“叛国谋反”罪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你想一想，刘少奇像不像胡帷庸啊”！
“难道毛泽东所有发动的运动，不都是在革命的外衣下，为自己黄袍加身作准备么？但是时代必竟不同了，他所奉行的公有制的信条，遇到了严酷现实的否定。他必须从这个死胡同里慢慢的拨出腿来，却遭逢了国内，国际那么多的谴责和压力？”
“要他退出历史舞台的声浪，迫使他为保住独裁政权从新组织人马，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憎恨民主，憎恨代表民主思想的知识份子的缘固了，这也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今天不是你所想象的理性和革命的时代。更何况他所主张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把中国带到了贫穷和野蛮境地，他已经孤注一掷，走上了消灭一切反对派的绝路上了！”
“所以，只有反抗才是生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不就因为统治阶级过分的残暴，才逼出了农民造反，“皇天当变”来的么？当然，这可能是渐进的过程，共产党或者放弃它们独裁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促使它民主化的，在我看来就是老百姓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如果都是些“大智若愚”的观潮派，由谁来改变这种苦痛的现状？”
“现在最需要的是能振臂一呼，让人民不再沉默的义士，即使这些义士有些人会牺牲自己，但他们能换来民众的醒悟不是很值得么？”
对于我这翻议论他默默地听完后，没有反驳也没有赞同，我们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我清楚，对于像他这种开始从新认识中共的人，是不会轻易的表示对我见解的认同的。但是我想总有一天，生活的实践会修正他原来的那一套“信仰”，而今我必须同他保持最大限度的思想交流，获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我的一种胜利。
可惜，这一次便是我们之间在狱中的最后一次思想交流。
其实，我个人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思考中，才渐渐认识了中共的，与李培连不同的是，我是从对自己所遭遇的无辜迫害，和一家人家破人亡的切肤之痛开始的，而李培连却是从中共内部分化出来的异类。当年反右派运动，我是被无端受整的学生，而他当年却是雅安农学院对右派学生进行残害的打手。在三面红旗的振憾下，我也未曾想到过毛泽东真是一个千古暴君，他的解放全人类的外衣，以及恶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太令人迷惑了。
敞若我这一晚上给他讲的这一翻道理，拿到1958年去向他讲，说不定，我不但不能点拨他的盲区，还可能为他“邀功”请赏提供材料。今天我这样讲，会不会对他的心灵起着启迪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会的。
直到今天，毛的遗毒还在被他的继承人死抱着不愿清算，给人深深的担忧。我是因为我有一种从切身的痛苦中，产生出铲除他遗毒的深切愿望，来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我把这当成我义不容辞的天职。
（上集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