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四章：流放甘洛
第二节：西西卡的死亡谷
从八点钟开始，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就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初上唱片时就是反右派运动。当时的百姓们那里知道，后来中国接二连三上演大练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就在这首拚命鼓噪的歌声中，灾难便一个个降临到中国百姓的头上。
刚刚抬走了老彭，我听那歌就像是摧人命的丧歌。中国百姓被这首歌唱进了水深火热，饥寒潦倒。真不知这要命的歌声还要响多久？但那广播里发狂的回放，似乎说明当局在给自己壮胆了，难道他们此时一样的心虚？
九点钟后，穿着便衣的管教人员拿着点名册，将全体人员站队集合好，便各自呼喊着划入名册上的名字。按照点名册早已定好的分流，将五百人分成了四大部分，将分别的被押向山谷深处的四个队。
我被一姓李的年轻人点到后，站在我们那一组的已有一百多号人，基本上都是从孙家花园调集来的，这一次王大炳、老潘同我又分到一个队。
集合好队伍后，我们便各自背上自已的破行李，在那姓李的和五个士兵的押解下，走上了盘旋在山间的羊肠小道。山回路转，出了场部的草坪，便一直在向上爬。这儿人迹稀少，经过一个冬天，路上茂盛的荒草虽已枯黄，但仍把小路严严实实覆盖着。
脚下的路好像是留在荒草丛中一条浅浅的划痕，昨夜的白雾在那划痕上凝成霜一般寒露，一边踢着荒草寻路，裤管已被湿透，加上从路边崖洞中不断喷出来的寒气，好像西游记里妖魔出没的地方，令人浑身发抖。
循着山路，转过第一个岔路口，回首再望那落在盆底的场部草坪，已被乱石遮去。还没走上三里路，草丛底下的石谷子路，用它尖利的石头刺破了我的破胶鞋，我的脚被割伤了。一阵剧痛，我已感到脚底在流血，便坐在一块石头上想脱鞋看看，却被紧跟我的士兵厉声吆喝，我只好站起来一跛一拐地艰难的走，就像被打受伤的牲畜，被主人抽赶着！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山谷深处一个小山寨，听那地名怪怪的，像是翻释名称，叫西西卡。“山寨”的前面迎面而来的是一棵巨大的黄葛树，黄葛树背后排着两列互成直角的平房。
其中靠西的一排，墙已塌掉。几个同我们一样的破衣服们正围着一付墙板筑泥墙。而那南面的一排平房，是经过修筑而成的“新”房子，房顶上冒着炊烟。
那些还在筑墙的“老”犯人告诉我们，这儿曾是五年前，轰动全国的康巴叛乱发生地，那些乱石就是的“叛民”们垒起的工事。
那远地方，应是彝族人曾聚居的村寨，那黄桷树必是寨大门的标致，恐怕只有它才能诉说当年亲见的一切！房前户后稀稀落落留下来的几颗柏树，还保留了当年村寨的遗迹。
当我们这支百余人的队午，充满了不安和彷徨的神色，拎着破行李，零零落落地进入到黄桶树南侧空坝子时，早我们一步，先来了几个月的三十余名选遣者，从平房中走了出来，他们的年纪比我们大，最年轻的都在三十岁以上。
一个身披草绿军大衣，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两手叉腰，已经虎视眈眈地站在黄桷树下面望着我们。他腰间别着一个黑色的左轮枪套，右手握着枪套里露出来的枪把，左手执著一根一米长的青杠棒，用他透着杀气的鹰眼，紧紧地盯着我们。那模样极像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林海雪原”，荧屏上的土匪头子栾平。
等到我们的队伍陆陆续续已经到齐，那位带领我们来的年青干事，向他揍过去，递上了方才从场部带回的文件夹，两个人咬了一阵耳朵。提着青杠棒的中年汉子，将套在颈项上的警笛长鸣一声，几个管教人员便从南面的那排房子里走了出来，指挥着将新来的队伍和原来的犯人合在一处，排成六列纵队。
一个编制150人，临时分成六个组的呷咯农场西西卡中队，便在那提棒汉子口中宣布成立。那人作了开场白，自我介绍说：“我姓张，是本中队的队长。”他吼道，横肉在他的脸上抽动。在他一一宣布了本队任职的六名干事的名字以后，随即作了第一次中队训话：“呃！你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改造你们才来的，为了把你们这些鬼改造成人，我们才到这娘屁的鬼地方来！”
“你们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到这儿来是开荒改造的，就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你们的……”他停顿了下来，显然在思索下面该说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出来，那一瞬间脸部的横肉厉害的抖动起来。
“世界观，”带我们来的那个李干事在一旁接了下话，解了他的围。“对，改造世界观”他清了一下嗓门。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这似乎使他难堪，脸一沉用纯粹的河北腔吼道：“谁他妈的不听话，想从这里脚板上擦油的，就别怪我的枪子不认人！”他亮了亮腰中别的黑亮的左轮枪匣，继续宣布着：“谁他娘敢调皮，抗拒劳动，偷奸耍懒，我这青杠棒就要吃他的肉。”
他把手中的青杠棒向着天空挥舞着，一阵呼啸掠过我们的耳边。队列中一片静寂。看着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心中直打哆嗦。
看来，这儿除了打人没有其它压服这群流亡者的办法。在凶恶的鹰犬面前，我们这群瘦弱不堪的人，简直是一群在狼面前的软弱羊群。
此时，我突然想到昨晚死去的那姓彭的台湾人，下意识的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四周全是高耸的青山，眼前除了一片荒野之外，什么也没有……
中队成立大会开过以后，那张队便向已集合的队列宣布开中饭。并且规定：“今后开饭就照这个队列排好，各组清点完人数后，报告中队长才可依次打饭，吃饭时不准吵闹喧哗。”
说毕，便朝南边那排房子的尽头招了招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个炊事员，立即抬出了一个装着米饭的大烧箕，放在坝子中一个预先安放好的架子上。随后又进厨房里面端出了一个大盆子和一只水桶，大盆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菜”，水桶里装的是一桶米汤。
饿极的流放者怀着复杂的心情，一齐盯着那烧箕和菜盆。两个炊事员中个子稍矮的站到烧箕的背后，一支手抄着一个在看守所最常见的小洋瓷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竹片，队列从最右边的一排开始，人们依次的走向那烧箕。
第一个人双手捧着他自制的大铁钵，接过那炊事员手里已刮好的饭团。他盯着那饭团，也许与他原来估计的实在差得太多，错觉的认为是不是还有一碗？便呆呆的站在那里，没有让位给后面的意思。直到那抄碗的炊事员用手去推他，他才极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钵移到菜盆边，那舀菜的炊事员便将一瓢黑黑乎乎的菜叶，舀进了那大钵里面。于是他盯着那大饭钵里连底都没有盖住的饭菜，一面又回过头去盯着那盛饭的烧箕。
突然，他眼睛一亮，盯着了那桶米汤，不假思索的将就手里端着的大饭钵，向那米汤里猛地舀去。这个动作迅速变成了无声的号令，正直着勃子看着前方打饭的队列轰然一声，所有的人一齐拥向那桶米汤。顿时，一场三天前夜晚，在雅安抢馒头的景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不过这一次在场的没有一个是雅安事件的“为首份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西面那排房里所有的管教和士兵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那张队长直着眼晴，手里拿的青杠棒一时还不知该向谁打去，眼看一桶米汤被“抢完”，地上到处洒着打泼的米汤，那木桶倒在地上。抢到米汤的一个个咕都咕都的将抢到的水喝下了肚。奇怪的是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士兵和干事制止他们，像看希奇似的目睹眼前这一场“戏”。
只有那张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命令两个炊事员将饭烧箕和菜盆抬进了厨房里，直到下午两点钟，他才走出来，厉声的喝道：“娘的屁，你们刚刚才到这里，就抢吃的，不想活了不是？老实告诉你们，这里不是雅安监狱，谁他娘要找死，杀两个拣一双，有什么了不起？”
说着他又摸了摸别在腰间那乌黑发亮的枪套，此时院子里的人全都垂着头，那张队取出了点名册，对中队进行了第一次点名。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治邦”，循着那应声的地方看去，果然是他。自从他们三人在丛林小学被逮捕后，我就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三人的下落，真没有想到我们竟在这里重逢。
当我接过那一团饭和那一瓢菜，定睛看时，那“菜”竟是平常人根本无法下咽的干萝卜茵，不但色黑味苦，而且只有一小撮，那饭不但比在孙家花园还少，而且几乎像像干稀饭一样。这点东西对我们这些饿枯的人，乍填饿壑？
接过饭菜，我便向杨治邦揍过去，他告诉我，自五九年春被捕以后很快调到了雷马坪农场，三个月前突然接到调这里的指令，一来就接受这突击筑墙的“任务”，西边刚刚筑好的这排“新房”就是在原来残墙的基础上赶筑起来的。
他还告诉我，那中队长叫张丑德，是一个生性凶残的家伙，为了避免吃眼前亏，他告诫我遇事忍着点，不要去惹他。
眼下这儿根本吃不到一点疏菜和付食，那做菜的干萝卜茵还是特地从几百以里以外的西昌买来的。平时厨房的灶头上连盐巴都看不到，凡是能吃的东西都锁在事务长的专用柜子里了。这儿的定量除了“仓毫”等说不清的原因，落到犯人口中的，每天恐怕不足六两。
我的心里对“活下去”发生了巨大的疑虑。便向他发问道：“那么，这么几个月了，你们怎么熬过来的？”他摇了摇头，一脸憔悴。“你们没来时，那张丑德为了我们赶进度，每天按规定量发足了我们的定量，同时每天还放我们下班时到山里挖蕨萁根。”他指了指放在厨房外侧的一蹲石磨，“靠它每天晚上把蕨萁根碾成桨，过滤以后便将那白色桨液与米共煮，味道虽苦，但可以充饥。”
监狱方面用牛羊肉当菜吃的谎话，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比画饼充饥还可笑。我们将在张丑德的青杠棒下，在高山峻岭的荒野里，现开荒地，再种上庄稼，等到神话实现那一天，我们中便不知有多少骨头，已在荒野地中去敲鼓了。到了秋收时，命大的能挣扎着活下来，恐怕就寥寥了。
吃过饭，在张丑德指挥下，我们取出库房里已经破烂的绿色军车篷布，七手八脚的支架在那些刚打好的泥墙上，于是便成了我们“临时”监房的房顶。然后按所编的六个组，搬进了这“新居“的监舍中。
地上刚打的三合土还没有完全干透，我们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就去那些黄桷树旁的几个谷草堆中抱来了谷草，又一阵忙乱后，便各自按点名册的顺序打开自已的破行李。
当我把行李从坝子里搬进来时看到，挨着我铺位外侧的一个名叫胡俚的小个子，正趁我不在，将已垫在我铺位上稻草挪到他所睡的位置上。我被他这种自私损人的小动作激怒了，待我把自己的行李放下后，便不客气的将那一堆被他抱走的草从新抱回来，那小子又黑又矮，操着一口江津土话骂开了。
唉，真想不到已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在逞强欺人，一种被人欺侮的羞耻感折腾了我整整一夜。
这一夜，我心里真不是一个滋味，心想在这种保命关头上怎么竟与这样的人相邻？听着山上的风，吹着帆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又失眠了，西西卡的第一夜，给我极坏预兆。
从第二天开始，中队出动了一个组，进山打野菜，恰恰张丑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个组。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一个背兜，满山遍地去摘采野菜，规定每天每人要采三十斤的任务。
阳春三月，野菜虽然品类很多，但还没有冒出地面，开始唯一能大量采集的，便是那些从石逢里顽强生长出来的蕨萁苔。
派出去的人，没有不以寻觅充饥食物为自己的头等大事，而要在这光秃秃的山野里找吃的，首先就要寻找附近的彝家村落，虽然张丑德一再严厉禁止我们同这儿的老彝胞接触，除规定外出打野菜的人，每天必须完成最低的采集任务，还明确向我们规定，若发现谁与彝胞发生不轨的交往，除按违犯监规之禁条处置外，还用彝胞活活打死逃犯的消息恐吓我们。
另一方面，像我们这种纯粹的政治犯，不知会在这些灾难中充当什么样的牺牲品？不过，无论如何，最初人们寻找彝胞兄弟的目的，都是求取生存。
毕竟是边寨，由于民族的成见，以及毛泽东这几年强迫同化政策造成的反抗，他那套农业合作化政策，遭到了这些民族坚决的抵制。所以这儿农村中受到“三面红旗”的破坏，不及内地的农村。附近的村民们保留着大片自留地，每一家还存有没有吃完的粮食，客观上可以用来救助这些陷入饥饿和死亡边缘的流放者。
开始时，凡出外找到彝胞的人往往“满载而归”，带回了黑糊糊的荞饼和包谷粑！不过他们散居在西西卡附近的村庄，最近的也有五里之遥，这么远的距离以及路途上遇到狗或野兽，及其它种种危险，给这些求食的流放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加上这里人迹稀少，散居在附近村落中的农家就那么几十户，所能提供的食物也是从他们牙缝里挤出来的，数量有限，流放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才可换到。
换到手的食物又不敢公开带回住地，因为张丑德们一经搜出，当即便被没收，何况这一百多号人，鱼虫混杂，就是在求生存的斗争中，也充满了勾心斗角，相互检举并不鲜见。
所以，到手食物便塞进肚子里救一日之饥。偶有藏于野外建起秘密小仓库的，有时逢到了山耗子、兔子或野猫之类的动物，一夜之间偷袭一空。
再说我们身上的钱是被彻底收光了的，同村民们进行换取食物的只能“以物易物”。开始流放者将随带行李中的较为值钱的东西，比如皮衣、毛衣、皮鞋、床单、围巾、毛巾之类的东西带出去，没几天又被张丑德们发现。
对外出打野菜的人出大门时，受到严密监视，一旦发现身上有夹带，便被无缘无故的“没收”。任你费什么口舌和哀求也是拿不回来的。
有的索性把要换的衣服穿在身上，毛巾围在颈上，皮鞋穿在脚上到了外面再脱下来……这其中还有人想出了一个极妙的方法，先把被子捆紧捆好，外裹一床破席子捆紧在背兜底，然后将背兜翻过来，底朝天捆紧在底部的被盖并不掉下来，于是便倒背着背兜给值勤的人以一个“空背兜”的假像。
不过像这种瞒天过海的作法，也真够惨的，五一节大检查时，张丑德们才发现，整个中队竟没有一件好的毛衣。保存着换洗衣服的人不到一半，多数人的破衣箱里已空无一物。还有十几人连破被盖也没有了。
流放者们挖空心思，像蚂蚁搬家一样将自己破行李中能换食物的东西，都悄悄搬进了附近村民的家里，剩下的是衣无二件的彻彻底底“无产者”。
我要算这一百多号人中最穷的一个，历经南桐的监督劳动，以后经过看守所孙家花园又是近三年的劳役，要讲耳闻目染，什么偷、拿、骗、诈在这种社会大学里本应学到一套“适应生存”的本领。可惜，本质决定了我却偏不染恶习，顶着政治犯这不识时务的帽子，与当局顶着干。
（一）同彝胞换荞耙
上山打野菜才两天，揍巧半路上，就碰到了两个赶着羊群放牧的小伙子。他们俩身上都披着这里的人叫作“查尔瓦”的黑色羊毛披颤，头上顶着大白布盘。我虽然并不相信那张丑德带有恶意诽谤的警告，但必竟是第一次，单独的同这些从未相交过的异民族同胞接触，还是下意识地带着一种防备对方的警惕。
他们站在一条岔路口弯道边的一块巨石上，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背着空背兜向他们走进。“嗨！上哪去？”那年纪稍长的用生硬的汉语向我招呼道，口气非常和平，凭我的直觉对方并无任何恶意。于是便将脚步停下来，将自己的空背兜御下来，放在他们立足的那块巨石上。但是从何说起呢？于是小心翼翼的问：“附近有老乡的人家吗？”
“你到村子里去干什么，是不是换粑粑？”那年长的显然听懂了我的问话，也猜中了我的意图。看来，这里的村民们对我们拿东西到村里换食物，已成了他们人人皆知的事。也许因为交通不便，出于对某些工业日用品的需要，他们也乐意这样的“交换”。所以，只要一看到我们这种打扮的人便知道要干什么。
“唔”，悴不及防地被人道出内心意图的我，显出了一股尴尬的表情。
正要回答，那年纪较轻的小伙子说话了：“你走错路了，这里的人家都住在河溪边有水的地方，照你现在所走的方向是山上了，走到天黑都找不到人家的。”
他的汉话，比年长的那个伙计流利，他的补充显然充满了善意。唉！村落傍
水这是一个常识，怎么我会糊涂到连这种起码的常识都忘了？也罢，既然对方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思，我也只有把话挑明了。
“你们有荞粑吗？”我坦言相对。那两人相对一视，年轻的那一个从他那散发着异味的“查尔瓦”里面取出了一个布口袋，彝族人向来有长年不洗澡和不洗衣服的习惯，所有用的东西都有一股说不清的异味，一般的人会下意识的同他们保持着距离。不过，对于我们这种衣衫褴褛，饥饿潦倒的流放者，就根本没有挑剔的资格了。
那布口袋里装的是两个足有两厘米厚，直径像小洗脸盆那么大，颜色呈黑色带着膻腥气的大荞粑。一股饥饿控制着我，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成天为饥饿所困的五年里，我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厚实食物的占有欲所支配。
一股充满渴求和羡慕的眼光，从我的眼里迸发出来扫向那布袋，于是，便解下了那条围在颈项上的鲜黄色的新毛巾。
“用这同你换能换多少”？听我这话，那年长的便爽快的从那布口袋里取出了一个荞粑，并不犹豫地送到了我的手上，我真想不到，第一次同彝胞的交换竟这么顺利。尤其想不到一块毛巾竟换了这么大一个荞粑！
我接过来掂了掂，那粑少说也有三斤重，这如果在重庆地区，三十个“高级饼子”未必有这的份量。早知道毛巾在这里能换这么多食物，我真该在重庆监狱里多准备几条带上。
我啃了一口手中的荞粑，证明这确实是荞子做的，便开始大嚼起来，吃着那粑并不觉得有苦味，也不想在他们面前掩饰自己的饥饿。那两个年青人看见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透出了怜悯和同情。
当吃完它的三分之一以后，原来十分饥饿的胃顿时感到一种满足，直到贴实以后，便停了嘴，看了看面前的两个人，将剩下的大半个荞饼，用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破布包好揣进了怀里，先前对于他们俩的警惕和防范早已荡然无存，反而对他们的朴实、坦诚产生了一种亲切和好感。
于是我们开始攀谈起来，那年长的开始询问我的家和身世，也问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开始语塞，别说语言的障碍，对于我的个人身世，就是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友，也难以理清其中曲折，我想我当时褴褛一身，已经说明了我的遭遇。敞如我告诉他们，我原是一个在大学求学的学生，以及我的“教师家庭”，恐怕会令这两个人吃惊，他们不会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会落到如此地步，所以只好避而不答。
“读过书吗”？我答非所问的反问道。那年纪小的看了看我，似乎觉得这问提得好怪！点头回答道：“读过，读了小学，后来黑骨头反了，学校关门了我们就不读了。”这是一个非常直率和纯洁的彝族人，那张丑德为什么要恶意的宣传这些可爱的同胞呢？
“这是你们家的羊吗？”我指着山崖下正在咀嚼枯草的羊群，大约四十多头骨瘦如柴。他依然十分率真的回答我：“不，这是我们村二十多人家所共有的。”那语言里有一种遗憾。“那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养羊呢？”我问道。
“那是叫什么‘资本主义’尾巴，村里的工作组不准那一家私自养羊，否则就要一律没收杀掉”！他那话音里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你们现在靠种庄稼还是放牧？”我的问话一下子打开了两人的话匣子。
“过去这里很富的”，他顺手抓了一把土地里的泥土揍到我的面前：“你看，这土色黑油油的，什么粮食都出得很多。”说完便滔滔不绝地赞美起他们的家乡来：“没有合作化时，这儿家家户户每年收打的粮食怎么都吃不完，像这么四十只羊，过去一家人就要喂那么多，肥肥的，平时从来不愁吃肉。”
“后来，黑骨头造反啦，他们不要共产党，不参加合作社，不要当官的汉人。”他指着右边一排穿着枪洞的石垒群，讲述六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激烈枪战。
当然，康巴事件的内幕恐怕不是他们俩搞得清楚的。那一次事件终于被共产党血洗了。后来，靠枪杆子逼迫，老实巴交的彝民依然没有躲掉合作社的枷锁。
“一切都归公了，这儿驻进了上面派的工作组，清理造反的人，开斗争会，哪一家不听安排都不行。从此以后家家户户再没有丰收节日了，家里短缺了粮食，连牲畜也跟着遭殃。”
那年青的小伙子露出愤怒的样子，这些年他的家乡发生的一切“巨变”，都在他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反感！
他望着那些在荒草堆里寻觅食物的羊群，停顿了片刻，继续往下说：“一个冬天下来死了二十头羊子，原先由各家集中起来的两百头肥羊，现在也死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这几个做种！有什么办法？合作社不配越冬的牲畜口粮，那牲畜哪能熬得过？”
我们之间这番坦露心迹，使我们初识便成为好朋友，临别时，我们相约过两天我们仍在这里相会，便挥手道别。
往回走时心里特别高兴，今天我的运气真好。趁着腹中有货迅速采满了一背兜蕨萁苔，便兴冲冲地赶回黄桷树。
（二）阎王的“饿死鬼殿”
回到中队的院子里，时间还不晚，院子里已经堆了一小堆野菜，这告诉我还有人先我一步回来了。我放下背兜，一边喊那代昌达为我“过秤”，一边取过中午的饭菜，准备先上一个厕所后再吃，我把饭钵放在三合土墩子上，便朝那刚围好的厕所走去，听见里面传来轻声的说话声，听那声音极像胡俚。
于是轻轻地走到门边停下脚步侧耳去听，果然是他，他正向张队长报告卢建华早上外出时穿的一套新西装。
听说一名华侨卢建华，法院认定他是一个里通国外的“特务”。别看那张丑德外表一付土匪像，对于这150个人的档案上，几个挂了号的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此刻胡俚的检举引起了他的重视。不过，在张丑德看来，卢建华内着西装外出，恐怕不会只是用它来换彝人的包谷粑的。
想到这毒蛇就睡在我身边，心中未免发毛，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怀揣的荞粑，知道带了回来恐怕反而是祸事。一面回过身去看那距厕所不远的黄桷树下，灵机一动，快步地走出厕所向黄桷树走去，回头去看对面的哨兵正朝我张望，于是我装成寻找东西的样子，从新折回那条打野菜的路，绕了一圈，藏好荞粑，再回来。饭钵早已空空如也，里面装的中午饭菜不知谁已“代劳”了。
我拿着那空钵闷闷不乐的走进监舍，下意识地看了下胡俚那铺，心中正纳闷间，坝子里张丑德的哨子响了，开晚饭了。
代昌达正在用撮箕将堆在坝子里的蕨萁苔，装进厨房里的洗菜槽，草草清了泥巴，便撮进了厨房的大锅中，煮沸后将熟野菜装入河边的一个大木桶中，用清水“漂洗”。石梯阶下横躺着一条长流着溪水的溪沟，大木桶就放在那小溪边。
第二天清早，代昌达便从那大木桶捞出已变黑的熟野菜，倒进煮开的苦荞粥里，用勺一搅，便成了每天这些劳役者的早餐。这是一种又涩又苦，黑褐色带着苦艾“清香”的东西，我敢说是连猪都不吃的。
每天早上张丑德点名以后，衣衫褴褛的人们端着自己的大铁钵，排着队，焦急地向那饭桶靠拢，依次接过两瓢野菜羹。那接过粥的，一边走，一边还在用舌头去舔沾在铁钵边上的“米”汤。
自从第一顿中饭就发生了因抢米汤的事后，中午便改成了“罐罐饭”，外加一瓢又黑又苦的野菜。开始的一段时间罐子里蒸的是两个人的“定量”，两个人分一罐饭，纠纷当然不断。
到这儿来体质已极度虚弱的流放者，身体更趋恶化，水肿病肆虐着一百多号人。他们中除附近打野菜的人，暂时可以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随带衣物用品，向附近村民换取一点食物，其余的人从一早开始，便在士兵枪托和张丑德青杠棒的押解下，驱向周围的山地从事开荒。
那生荒地底扎满了盘根错节的芦草根，一锄挖下去，锄头便被那芦根咬住。全身浮肿的开荒者常常因体力不足，无法将芦草根挖翻，弄得不好，被芦草根扯住锄头，自己也栽倒在茬口上。
因饥饿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起初规定每人两分地的开荒任务，谁也没完成过，那张丑德下了指令，完不成任务的不准收工。为了督战他亲自提着马灯，在深夜四面漆黑，山风呼呼的山梁上，听见后山传来的锄头声。
但是，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并不送医院，只令一名姓冯的犯人医生做一下人工呼吸，扎几下银针，吃两片药。等到从昏迷中醒过来后，继续劳动。但是，几天以后，有的昏倒的人经救治不能苏醒。张丑德被迫下令往场部医院送。结果，送去的人一去就再没送回来。
（三）卢建华等人之死
张丑德变得越来越暴燥，用自己手中的青杠棒，抽打那些倒在地上满身浮肿的人已成为家常便饭。工地上一时成了虐打流放者的场所。那儿经常可以听到刺人心弦的呼救声。
自从西装事件发生以后，卢建华第二天便停止了出外打野菜的劳动，并调入了开荒大部队。张丑德对流放者的残暴虐待，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绝望。连日来不断的有人昏倒工地，送往场部医院的人使这个中队迅速在减员。卢建华被安排开荒工地的第二天早上，便称病不起。
当张丑德杀气腾腾提着青杠棒走进窝棚时，卢建华横躺在乱草堆中。“起来！”张丑德开始用青杠棒去打他的头，卢建华并不理睬他，依然双目紧闭。对于像卢建华这样的犯人，上面是打了招呼的，张丑德忍着卢的“无理”，向棚外喊着黄大中，黄医生提着药箱立刻出现在门口。
“去，给他检查一下什么病？”张丑德向黄大中吩咐道，一面去坝子里集合点名。
十分钟后，黄大中走出了窝棚，向张丑德作了口头报告：“卢建华体温和脉膊都正常，没有病。”张丑德听到这个结论，顿时怒从中焦起，恶向胆边生。他无法容忍这个卢建华对他的渺视，立刻走进窝棚中，这一次他连问都不问一下，拿起手中的青杠棒，向横躺在草堆里的卢建华劈头砍去。
血，立刻冒了出来，卢建华依然一声不吭。张丑德盛怒益发不可收拾，举棒在卢建华身上猛劈！直到张丑德忽然觉得有些不妙才收了手。
卢建华此时双目紧闭，静静地躺在那里，血还在不断的从头上，身上冒出来。张丑德怅然的提着那染着血迹的青杠棒走出了窝棚，喝令在院坝里已集合好的人上山劳动。
谁也没有再去过问他，卢建华就一直躺在那里，中午收工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直到晚上收工点名开饭时，张丑德才发现卢建华今天一天都睡在窝棚中没有出来过，立刻再令黄大中进去检查。一分钟后老黄慌慌张张向张丑德报告说，卢建华失血过多，心脏已十分微弱，已处于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张丑德才意识到今天“失手”打死犯人了，而且还是一个挂了号的犯人，立即命令两名炊事员抬上担架，将卢建华连夜送往场部医院。
半夜归来的代昌达透露，卢建华抬进医院时已经死去。然而张丑德严密封锁了卢建华死亡的消息，他自己内心最明白他是打死卢建华的凶手。直到场部后来有人来西西卡调查卢建华死因，仍按他的意图写上“因病死亡”四个字。
又过了两天，开荒工地上另一个小伙子赵小光，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突然喊肚子疼。当时 他面色苍白在满坡芦根的荒地上打滚、呻唤。张丑德走过来，先说他一惯不好好劳动，现在是为了躲避劳动装出来的。后来又说他乱吃地里的野生植物，总之是这小伙子的错，这一次他不敢下手打人了。但拒绝了赵小光求医的要求，也不准他离开工地回棚里休息，这么一直熬到晚上收工。
第二天早上，当张丑德提着他的青杠棒，驱赶大家上山开荒时，不见赵小光入队，走进赵小光的窝棚，见他扑在乱草堆里一动不动。用他那青杠棒去戳赵小光的头，竟然毫无反应，这使他本能的察觉，赵小光已经死去。马上用手取出了一个大口罩，一面喊黄大中，一面将口罩严严实实罩在嘴上。
晚上张丑德召集了中队会，煞有介事的规定：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后任何人不准偷吃生冷。并以此为队规，公开贴在墙上。
西西卡接连发生两起死亡事件，引起了农场场部的注意。尽管在这种草菅人命，把流放者的命当作猪狗不如的年代，可对于急需廉价劳力，刚刚才成立起来的农场场部，一个中队成立不到半个月，短短两天中，就接连发生这种现场恶性死亡总是一个问题。赵小光死去的第三天，场部便派了两名干事到西西卡实地调查连续死人的原因。
几个对“罐罐饭只吃了定量的一半”，认定中队克扣粮食早有怨怒的小伙子，听说来人是场部下来调查卢建华死因的，便围着来人告状，声称“我们的口粮只吃了一半”，“大家靠吃点野菜怎么劳动，怎么活下去”？还有人不惴冒昧，诉说张丑德打人的恶习，这些经历了雅安事件的人，面临死亡威协，正在寻找求生存下去的斗争方式。
当然，这种控告无异于小鬼向阎王爷告状，不要说来人不可能同情犯人，即使碰到讲一点人性和良心的人，对大家的呼吁也只能无可奈何。何况张丑德早有防范，在他的安排下，向来人提供情况的胡俚，代昌达和李治和之流。尤其是那胡俚，怀着卑鄙的动机为了讨好张丑德，着实将卢建华污蔑了一翻。
来人根据这些“犯人”所提供的材料，最后在他头上以“一贯坚持及改造立场，对抗中队教育”的大帽子作了“盖棺论定”。在死亡原因上写着“因病死亡”。而赵小光则作了“偷吃生冷致食物中毒死亡”的结论，在这种任意殊杀无辜的大势之下，无数无辜者就死在张丑德之类的酷吏之手。
紧接着又过了两天，当晚上清点人数的时候，野菜组的组长向张丑德报告，何亮从早上出去就一直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张丑德一起床就跑到野菜组来，证明这何亮一夜未归后，便命令立即清点何亮的铺位和行李，检查证明何亮铺上除了一床烂棉絮和一床破被单外一无所有。究竟是何亮的东西平时换东西吃完了，还是昨天早上席卷而去，连这位组长也说不清。
当下，张丑德对何亮作了逃跑的结论，建队不到半个月首开了逃跑记录。也许原先他曾估计这儿四面环山，地形险恶，这些犯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敢贸然外逃，殊不知流放者目睹这儿无异于死亡谷，早就有了死里逃生的打算。
（四）张棒棒
特别令张丑德心烦的，首例逃亡，竟发生在他原先估计不会有人外逃的野菜组。野菜组的人逃亡所带来的麻烦比其它组要厉害得多，这些人早晨放出去，满山放野鸭，谁也不知谁去向何方，如果有人早上就跑了，也要等到晚上才能发现，隔了整整一天，已经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派出人追捕吧，在这茫茫大山中间那里去追？
野菜组自建组以来，成了秘密“搬家组”，整个中队的犯人们都已行囊空空，从重庆带来稍微能穿的衣服，值钱的用品，就被这个组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彝家村寨去了，这些情况张丑德哪有不知道的？但是，派谁打野菜还不都一样么？尤其令人恼怒的是那个阳奉阴违的胡俚，他夹带出去的东西竟是全野菜组最多的一个，只因为这胡俚还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张丑德一时没有撤换野菜组，何亮的外逃终于促使他对野菜组进行了大调整。
当天出工，张丑德即宣布原来的野菜组撤消，它的所有成员全部参加开荒劳动。今后打野菜与炊事员编成一组，他宣布了六个人的名单，全队立即大哗，今后西西卡的一百五十号人的这点口粮又多了几个两条腿的耗子，日子更难过了。
进入西西卡时我本已极瘦，身高1.7米，体重仅34公斤，可谓真正的皮包骨头，唯独两脚肿得像馒头。开始，每天外出打野菜，不时会碰到好运，换些吃的，精神还有所寄托，每天耗蚀的体力也较小，即使如此，每天背回二十斤的蕨萁苔也会两腿打摆。经常耽心会因失去平衡，一交跌下去便爬不起来。
野菜组彻消，我被编入开荒二组，说也奇怪，开始那几天连续地在夜间做梦，刚刚死去的两个人似乎不愿去阎王殿，几乎每天都走进了我的梦境。我小时候虽素来并不相信人真有灵魂，但从打成右派，便开始接受了鬼神这种信仰，常常以此来理解我所碰到的“噩运”。
不知道是因为恶梦还是太饿，开荒以来抡起的锄头，扎进那芦根盘错的土里以后，就像被那根咬住，既挖不翻转，又拔不出来。锄头前的那一坯土，欺我力量不够，戏谑般的直盯着我。
我同几个形体一样干枯的人，站在布满芦根的黑土地上发呆，这时我不禁想起南桐看守所外出收麦的情况，想到那肥沃的黑土地，被三面红旗的巨风吹得荒芜一片，埋下了多少老实农民的尸骨。说不定明天我会跟着死者一道埋尸在这里！想到了死，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发慌便倒在地上。
张丑德走了过来，我赶紧闭上了眼睛，听见他先是怒吼了一声，用他的青杠棒敲我的头。此时，我已打定注意与其拚命劳动，耗尽最后一点体力而死，不如干脆睡在这里，挨你张丑德的棒棒，以死与你一搏。主意拿定紧闭双眼，装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的样子。
“黄大中！”张丑德气急败坏的向山下吼道。不一会，那中年人背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开始为我按摩切脉，如此持续了三分钟，“体温正常”，他怯生生的说。他已经亲眼看到，就凭他一句诊断，张丑德就当着他的面，结束了卢建华的生命，但他又不敢作错误的结论。那张丑德果然在怒喝声中向我的背上抽下了第一棍！我缩成一团，咬着牙关忍着剧痛准备迎接他的第二棍！说也奇怪，这一次张丑德踢了我一下，愤愤的走开了。
“张棒棒！”看着他提着青杠棒渐渐走远的背影，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称谓。自从到这儿以后，我总觉得称他为“张队”实在不符合他的土匪尊容，喊起来十分别扭，早就想给他取一个绰号像“张土匪”、“张杀手”、“张屠夫”之类，又觉得太露骨。一般犯人也不敢这么喊！喊不出世的。
唯有“张棒棒”则比较的形神相一，喊出去也不会受到追究。倘若传开了，送进农场场部他上司的耳朵里，说不定还会让他们知道其人在西西卡的作风，今后，西西卡死人也会落原因于他身上，便打定注意，一定把他这个绰号喊出名。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死”在工地上，黄昏渐渐地压下来，脑子里又在盘算，该怎么结束这台“戏”？也罢，索性就睡在这里装死，看你张丑德，不，张棒棒今天拿我怎么办？主意打定，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等到大家集合好队伍，往下走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关注着张丑德对我的处理。他一面吩咐大家收工，一面命令两个组长，到队部拿来一根麻绳。
队伍走了，他一个人留下来，天色越来越暗在我的周围走来踱去，显然十分的烦躁又十分的无奈。不时的向山脚下望着那两个回队部拿绳子的犯人。我却一动也不动，在这种时候，决不能打草惊蛇的。
两个犯人终于提着绳子从山下气喘吁吁的走来，这一次他已无怒意，取过了绳子，便向那二人说道：“你们俩，一个抬手、一个抬脚，试试看抬得动不？”他的口气好像是同人在商量怎么搬动面前这个怪物。
（五）“死狗”战
我被两个人从地上提了起来，按说两个人抬六十多斤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但是对于虚弱极点的流放者却是好吃力的“活”，还没有抬出十米远，我便被抬手的那一个喊“停”，从新放到地上。
“把两手两脚捆在一起好抬些。”他建议道，于是那绳子便派上了用场。
就这样，走走停停，好在张棒棒带着电筒，便在后面撑灯压阵，足足费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回到黄桷树下时，天已漆黑。张棒棒无可奈何的回他的宿舍时，我的周围已围了一大圈人，我开始哼起来。一个人捧着我的大铁钵，递到我的手里，里面装的是晚上的两瓢苦菜羹，我认出那人便是老潘，他与我同赴西西卡，与我在同一个“野菜组”，一直保持着沉默，他的沉默是对这种特定环境采取的一种自卫，沉默其实在某些时候是最好的反抗。
像我今天下午的表演，任打任骂就是不动，也是抗拒劳役的作法，名曰：“耍死狗”。这生平第一次的“耍死狗”，虽然背上挨棒，挨踢的地方痛了两天，但并无巨大伤害。
吃完了野菜羹后，张丑德打着电筒又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正坐在那里双目发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恶狠狠地吼道：“装死卖活的，你这家伙就他妈会反动！告诉你，明天还得照样给我上工地去！”
看当时我的外形，无异于一具活的尸体，死亡对我随时可能降临。我被特殊地安排了一个任务，就是跟在开荒挖地人的后面，将那些已被挖断，却仍埋在土里的芦草根抖出来堆在一边。
然而，张棒棒的这种“让步”立即产生连锁效应，几天后，同我一样，放下锄头，与我并排坐在地上抖草根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我坐在黑色的泥土上，脑子里空荡荡的，全身像瘫痪似的。最苦恼的还是饥肠辘辘，便将那粗壮的芦苇根用手抹去泥巴，送入口中咀嚼，可惜那草根干得像竹子一样，嚼不出一点汁来。
张丑德无趣地盯着这些枯瘦如柴的拓荒者，慢慢踱着步，走远了。
我抬起头来舒着长气仰望着天空，天空真美，无数彩色的云变换着奇奇怪怪的图形。小时候，我常常着迷于这些魔幻般的图形，把它们看作是在蓝天上自由奔跑嬉耍的小狗小兔。而今，在我的眼里，它们更像大碗里盛着一个个尖尖“冒儿头”，旁边散开的几片云彩，则像一些盘子里装着的菜肴。
我向身旁的人指点着那云彩说：“你们看，那儿不正摆着一餐饭吗？”周围的人便一齐朝我手指的方向张望，于是大家便认真地讨论那大碗里装的是几两米的饭，一个人一顿能吞下几大碗？一直到张丑德悄悄从远处转回来。“张棒棒回来了！”有人喊道，于是大家便一齐埋下头去。
我的可怜的“死狗”战，迅速在扩大，坐地抖草的人严格的说，按照国际上的规定，像我们这种濒临死亡的状态，即使是囚犯也该住院治疗。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在这蛮荒之地，我们却被驱赶着照样服劳役。
‘张棒棒’迅速成为这个队对他的称谓，他当然知道是我给他起的这个雅号。在焦急和愤恨之余，他终于接受李管教的建议，改变战术，采取新的措施。
一天晚上，以我抗拒改造，消极怠工，煽动全中队集体怠工的罪名，召开了全中队建队以来的第一次斗争会。殊不知这种老套的迫害手段，对于处在生死边缘的流放者已完全失去作用，张棒棒的打手班子建不起来，开场白那段惯例的“端正态度”只能“暂免”。
那天晚上，“张，李”轮翻独白，黄桷树下鼾声微闻，正要散场，大组长慌慌张张报告说开荒三组的两人借解手，去厕所没回来，窝棚里不见人，大概是跑了。
张棒棒挥了挥手，斗争会停止了，一面气急败坏的命令汤干事，带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即出发进行搜捕，各组清点人数。一阵哄闹后，西西卡从新进入黑沉沉的夜。
我并没有入睡，倒是替两个瘦弱不堪的逃亡者担忧。天黑路迷，山沟里其实并没有路，任何悬崖绝壁都是张开大口的坟墓，野狼的嗥叫隐约可闻，令人毛骨悚然！前有大山，后有追兵，两个骨瘦如柴的人还不像掉在虎狼群中的羔羊，怎逃这虎口？就是幸免得脱，又何处求生？时下虽已是仲春三月，在这荒山之中，除彝家村寨家园果圃里有一点绿色的小菜地，荒山之中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第二天下午，汤干事回来了，晚上张棒棒再次招集中队大会，在全队犯人中宣布逃出去的两个人，第二天早上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寨被村民抓获，当场就被彝胞打死。这一次，在他连日忧闷的脸庞上出现了红光，站在一百多号人面前，将两名外逃者带走的两个小布包高高举向天空，活像一个凯旋的士兵用枪挑着战利品向俘虏宣告：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我们的老百姓就有这种觉悟，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叫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谁跑得脱？”
他得意的吼着，一百多号人搭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两名逃亡者，做了什么，谁都对这个张棒棒恨之入骨。
谁不明白，两个不幸的逃生者，是在饥寒奴役逼得无法生存下去，才会如此孤注一掷。如果他们真的死于非命，直接的凶手还不就是你这得意洋洋的张棒棒么？！
（六）死亡谷里的老鸦叫
翌日晨，出工之前，张棒棒将我单独地留在工棚里，等到大家出工以后，院中已空无一人，两名士兵便将我叫到黄桷树下，将我的双手反背着树身捆在那里。那姿势很像一个负着巨大十字架向地狱走去的人。我因而想起了《神曲》，我该落入九层地狱中的那一层？但是我清楚地明白，我的可怜身世，那一层都没有我容生之地。
如果，我将进入天堂，可这儿怎么也看不见通往天国的大门，于是我才深深知道，这儿就是人间地狱。暴君毁灭了圣教和神灵，泯灭人性和良知，把人间变成地狱。
中午，大家收工归来，张棒棒将全体衣衫褴褛的流放者召集在黄桷树周围，开了一个现场处理会。宣布对我“停止劳动，就地反省”。他冷笑道：“对这个顽固份子我们已向场部批报，等待他的是严厉惩处。”
真不知道是谁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把人捆在树上，背树反省。如此的“严厉惩处”就像一个精神的恐怖咒，会收什么效果呢。他说完后，便正式宣布“不准再有人在开荒时坐在地上抖草了，实在完不成任务的可以减半。”
从此，白天我便独自在黄桷树下，也没有人来理我。其实，对我最难忍的还是饿，饥饿像幽灵一样缠着我，我想起了冥界中的“阎王殿”。 阎王殿中有饿鬼的说法，使我确信饿确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此刻，我的四肢不能动弹。饥饿便像鞭子抽打着我，我于是不自觉的口念“阿弥陀佛”。
正念之间，忽然想到不知是哪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曾经说过：“唱歌能使人忘掉饥饿”，正好山下飞来了一只乌鸦，围着黄桷树拚命的鼓噪，一边用它那已秃掉了许多羽毛的翅膀拍打着树枝，一面发出“哇！哇！”的叫声。
窝棚的房顶上原来筑墙的基建组，正在为房顶铺草作最后的修整，听见乌鸦的叫声，有人拾起头石向那乌鸦掷去，咕噜道：“不知又死了谁了，这几天老是缠着我们这儿叫。”“唉！不祥之兆！那一个还不晓得挨到哪一天！”
那房顶上传来隐隐可闻的议论声。
我抬起头来，却见那老鸦并不离去，人们越是驱赶它，它越叫越厉害，于是我便清润了喉咙，拉长了声调向它应和着，“哇、哇”这喊声由低到高，由闷到亢。房顶上的人一齐向我投来奇怪的眼光。
坐在大约五十米远处的哨兵，此刻大约正在打瞌睡，被这阵哇哇的叫声惊醒，站起身来，用手中的棍子向那乌鸦挥去，乌鸦这才拍拍翅膀，很不情愿的掠过枝头飞走了。
而我却不停地断断续续地哼唱着：“哇！propose!”，哨兵端着枪向我走来，在我的面前站住，直楞楞地盯着我，我相信当时我那模样一定很可怕，如骷髅般的身上巾巾挂挂，衣不蔽体，两眼发直。两根像干柴棍一样的脚杆撑在一双发肿的脚上，倘若是夜间听到那声音又目睹此景，一定会认为遇到了鬼。
而他却站在我的面前，像欣赏这蹲“收租院里”的“准泥塑像”。也许他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形象还在喊，喊的又是什么呢？在一片莫明其妙的眼神中他终于摇着头，若有听悟的自语道：“装疯卖傻，疯了，疯子，真是疯子！”哨兵喃喃地咕噜着走开了。
我就这么隔着三五分钟，有节奏的唱到中午。房顶上的人下来了，围住了我，尤其是杨治邦，用一种怜悯的眼光久久注目着我的脚。张棒棒走到我的面前，眼里闪着凶光，一言不发地盯着我，几分好奇和无奈飘进了那三角眼。他回过身去，喃喃地咕噜着：“疯了，疯了，装疯卖傻！”
他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喊！因为徜若，我用另一言辞来呻唤，他必会与我答话，那就是：“哇！我饿！我饿……”可是，我为什么要让他与我接话呢？“唱歌可以使人忘记饥饿。”我想到的只是一首减轻痛苦的歌。
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把我套上黄桷树，到晚上放我就寝，我就用这个音符，重复的一遍又一遍地唱着：
“哇！propose!”三天过去了，农场场部的庞总管教长闻讯专程赶到西西卡，张棒棒当着他的面，用他的青杠棒指着我向他报告：“这家伙死不悔改，不劳动装疯、装死狗、装老鸦叫，什么都装。”庞大管教像观赏一个奇怪的东西盯着我，一脸的狐疑。
从此以后，我在西西卡装死狗，装老鸦叫便成了吏、囚皆知的趣闻，我也因此而名扬甘洛农场。
后来到了盐源，邓扬光曾几度以此来取笑我。他说：“你有什么能奈，除了装死狗装老鸦，你又有什么能奈！”比之轰轰烈烈死于枪口的反抗者，我确实是逊色了。但与那些从你们狗洞中爬出的败类，我又值得骄傲，而我的同难们说道：“怎么啦，你们就把他没办法！”
直到十五年之后，我被当局传去宣布我“无罪释放”的那一刻，我的同难们都还在提起这段令人伤心的趣闻。
他们说：“老鸦和死狗帮你抗拒了那非人的奴役。”而我则坦然地回答他们：“其实，这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自卫。否则，我也许就同当时那些耗尽体力，饿死在西西卡山上的冤魂一样，无法超越那道鬼门关，也无法活到今天了。”
苍天不灭我，我得感谢苍天！只是回想起那张棒棒，便觉得中国人的愚昧，可笑可悲。其实这一切灾难全都源于专制极权。若非毛泽东陷大陆于饥饿，我们怎会身陷在如此绝境中？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