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7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9月9日
周恩来一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由于他效忠于王明集团而在今年七月被调离工作。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作检讨，立誓要忠于“毛主席”。
除王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评的党的官员和军队领导人，都染上了“检讨病”。
1943年9月11日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开会。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为这个党的最高机构的工作定了调子。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共产国际已由其执委会决议解散，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现在就不必再谨小慎微，隐瞒情况，等等。毛泽东强调这些情况，敦促大家畅所欲言。
周恩来作了一个大报告，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战争阶段(从抗战开始至今)的政策。他报告后就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的号召得到了响应。讨论明显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主席的政治路线保存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而博古、周恩来、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则是在瓦解党，使党面临毁灭的危险。
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贯串这一精神。他们称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创造性，是极好的政策，等等。而对博古、周恩来、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则从各个方面加以贬损。他们本人都受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观点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和党的利益的。国际主义者的政策即便不说是有罪，起码也是有害的。谁也不反对这种说法。
这个运动之所以卑鄙，还在于卧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会议，不可能为他自己作出任何辩护。一切恶毒中伤的话正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堆到他身上来的。
主要罪责都与王明有关，其他人只是附带提到。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采取的策略—你们不必特别为此担心，你们都是被共产国际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他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使你们处于困难境地，使你们几乎成为党的敌人。毛的这个策略分化了国际主义派。这为他们解脱了对党应负的一切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他们也就放宽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志和追随者，用谩骂和揭发的办法来“赎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没有堕落到这种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发出的无耻咒骂。他被称为“投降份子”，“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份子”和“没有经验的革命者”，还有人甚至把他说成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风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他把王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来了。同时，他把王明过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边。
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王明身上。这里面还大有文章。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在这里，王明不过是共产国际精神及其观点的化身。而毛公开表示，现在他是多么鄙视这种观点。况且，谁也不怀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击，恰恰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国际并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这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惩罪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共代表王明，是为了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从心底发出的厌恶。
揭露王明还使毛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要分析一下主席爱用的“教条主义者”这一词的真正含义，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另外，毛憎恨共产国际纯粹是出于利己打算。对他来说，共产国际是对他所独霸的党的领导权挑战的力量，是敢于运用其权威，向他的—毛泽东的—才智挑战的力量！的确，毛是一个不容别人分享其权力的人。
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这眼中钉。主席在和我谈话时，并不掩饰他的高兴—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经被“揭露”了！在谈到王明和博古时，照例把他们骂一通。
叫我叫惊的是毛的天真，他以为已经把他的活动掩饰得很好，简直是天衣无缝，谁也看不出斗争的真正原因了。他目睹我们经受住了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所以，在世界上我们并不是徒有虚名的。他难道不知道，透过这一切，我们是会看出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厉害的反苏主义来的。天真？他是否以为我们是政治盲人？也许他希望政治投机和蛊惑宣传能帮他的忙，就像这些做法不止一次地帮过他的忙那样。(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