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6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8月31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份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份子”、“妥协份子”、“投降份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我问康生，计划何时进行这一运动。他说，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运动已不定期地推迟了。
毛泽东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进行投机。国共之间存在着敌对状态—他对这一点不是早就敲过警钟了吗？那几乎成了中共悲剧的事件，不就充份证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讲话是正确的吗？
正在向全体党员大力灌输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毛泽东俨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现。没有他，共产党就必然会垮台。可是，只字不提苏联的调停，其实，正是这种调停才挽救了特区。
毛泽东的影响在扩大。他已成为一个英明的领袖，对他的英明是不容怀疑的。
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尽管很胆怯，提出了最好与重庆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周不敢公开说出来，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不应进一步恶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踌躇地、坚定地听从毛泽东的。他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他打算讲一讲这些问题。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一再地说他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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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没有机会见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场。
很可能他也会改变立场，人们的处境很难，要坚持是有困难的。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份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943年9月3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级，波利亚要上三年级了。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里，恐怕孩子们都长大了。1938、1939、1940和1941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再加上现在这次远行，谁知道这次又要多长时间？
1943年9月6日
六、七、八三个月中，“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靠后放了。每一个人，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人，都忙于清查“特务”，或交代自己的问题。
一个改造“特务”的运动，在毛泽东和康生的指示下开展起来了。用来改造他们的，还是这“二十二个文件”。
延安的党和军队干部，又在卖劲地死记硬背这些文件了。
毛泽东对我说：“你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他劝我像尤任那样，多读些中国旧小说，这会有助于我对整风和特区其他方面发生的事作出正确估价。
马海德同我们客客气气，而且满不在乎地装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他的妻子苏菲很轻浮，很难说这是她的性格，还是受她丈夫指使。她跟男人混得很不错，应承他们求爱的表示。现在，她正在和我们的报务员调情。(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