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监狱归宿
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
这牢头那里能体谅到在如此恶劣条件下，仅靠用手工操作的个人技能，是无法保证毛胚不会发生废品的。其实疲劳至极的人内心虽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并没有用废品来发泄不满的想法。在废品面前，人人都在动脑筋，如何弥补。
几乎个个明白，倘被队长认死了某道工序的责任，与破坏生产相联系，轻则遭到斗争，重则加刑！扪心自问，谁都不至于烂到在这瑞安心坐穿牢底而不想回家的。划线工序是夹在各工序之间的，我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难过起来，几乎所有废品的事件都要把我叫去。
有一天，见沈师傅的铣床四周，站着一大堆人，六名铣工全在那里，分队长也在那里板着脸，只见沈师傅哭丧着脸，双手下垂站在他的铣床面前，沮伤的面对着一大堆待铣的电机主轴。两个机修工已经把铣床的变速箱盖打开，正在卸下工作台。平时专供清洗另件的大油盆里面，堆着从变速箱里拆出来的齿轮，轴和其它零件。
他是一个在铣床上操作十几年的老铣工了，平时虽然不多说话，对工作却非常认真。那时由于每天几乎持续近二十小时工作，一般操作者在工作中打瞌睡，往往忽视对机器的维护，而他坚持每天对他的铣床实行保养，足见他对设备的爱护。他只有十年刑期，已过了五年多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他的年纪也四十岁了，对工作不敢马虎。
大约一个月前，他曾向我讲过，这台铣床工作不正常，并且还拿出这台设备的说明书，那上面有传动机构的简图，想同我一起找找铣床每次由低速档换高速档时，发生异响的原因。
问题发生后，我曾多次看到他在每次停机的短暂时间中，打开变速箱盖，用手拨动齿轮，进行检查，但是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我认为，新机床在使用初期，齿轮因齿面误差在磨合期发生异响是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按说明书及时进行保养，更换机油，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要么请机修工，彻底的寻找并加以排除，那非得停下生产，至少也要花两天时间，这首先是分队长不允许的，只有等三保大修时再说。
不过机床可不像人，人可以带病每天二十小时工作，机器不行。
果然，几天后一天早上开机不久，咔嚓一声巨响，正在检查另件的沈师傅连忙去关电闸。但为时已晚，机床被卡住，再也无法启动。拆箱检查，齿轮箱冒着兰烟，主轴上一个双联齿轮被打烂。分队长咆哮着，铣刨组一片沉寂。我检起那已被打烂的齿，细细看着，想从那齿的缺陷中找到原因，替沈师傅摆脱他所处的狼狈局面。
从那刚刚断裂的白颜色断面看，显然淬火过大，但没有测硬度也未作金相分析，无法作结论。我又在灯光下细细看有没有旧的裂纹，再看齿形结构，能不能在过量根切上找到原因，但没有测定工具，也没有测量手段无法判断，这些非主管人所不能的。
现在，只有听凭那分队长在那里妄下断语了，一味只知道政治挂帅见物不见人，一味只知道暴力能征服一切，不尊重科学的人却是作结论的主人，就是这些横不讲理的大老粗，会吼人，会骂人，再把一切都归于所管的犯人。
斗争会是避免不了的，整个的铣刨组全是陈旧不堪的设备，就这么一台新的立铣，而且是唯一的一台用钱买的设备，这一台当家铣床一停，由印刷机改制的铣床和另一台立铣床是无法承担某些加工的，由此而造成大量的配件被堵在铣床工位，其后果可想而知。
幸好经过对变速箱的彻底打捞和清洗，除了在残油中找到了断裂的齿轮碎片，还什么都没有找到，否则那沈师傅有意将机床打烂，破坏大跃进的反革命罪行，便是无法抹去了。
“我确实请机修工检查过，但是他说，没有测量工具怎么检查？光凭肉眼也只能看看装配是否松动？销子是否脱落？半轴是否晃动？齿轮啮合面吃合得好不好？该装的垫子是否有漏装？润滑油是否加足？”沈师傅沮丧地哀求道。
铣刨组的人谁都知道，沈师傅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平时我与他接触就知道，凡是图纸上他没弄懂或工艺编得有误时，他总要叫我把车间调度叫来，直到弄清了以后，才敢动手加工。
三天后，买到新的齿轮装上，结果仍然换不起档，搭上挡开机，发动机嗡嗡直响，就是不转，看来，事故并未排除。修复方案拿不出来，沈师傅的祸算是闯大了，铣床组一连开了一周的斗争会，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大家已经疲劳之极，坐在空荡荡的车间里，从门逢里透进来的寒风，使参会者缩着头，分队长象审讯罪大恶极的犯人那样，朝沈师傅狂吼。
“斗争会开得令人无奈，倘若不是因为没有比沈师傅技术更高的人代替他，他恐怕早已关进了小监。就是在斗争他的那一周内，他的行动被严格限制了的，连上厕所都必需向组长报告。显然，检察机关已对他立案起诉了。
事故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只好把所有的罪过推在沈师傅身上。最后还是找到了机床原来的生产厂家，将整个传动系统全部进行更换，如此闹了整整两个月，才使这台设备从新运转。
三个月后，沈师傅接到法院的判决，以反革命破坏的罪名加判十年，合并原判二十年，但一直又没有将他调走，监狱的管理人员十分明白，求一个无偿劳动的技工并不容易，他们也知道沈师傅决不是故意破坏，像这种不明不白的刑事处份，既可以吓唬所有在押人，还可以继续奴役这些技工。
后来，沈师傅的爱人接到他被加刑的消息，以为盼他出狱无望，只好与他离婚。从此以后，沈师傅更加消沉，人也痴呆了。
沈师傅的铣床破坏一案还没有结束，车工组发生一起学徒工组织逃跑的事件。三名学徒：唐元，徐均和胡大鹏先后被推上了金工车间的批斗大会。这个斗争会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成为这一时期鼓噪大跃进而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同新犯组不同，斗争企图逃跑的人还是第一次，因为生产车间开斗争会，必须在完成当天生产任务以后进行。
又只有开斗争会，斗争会又选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到了此时，持续了十八小时的劳动、眼睛都睁不开，谁也没有兴趣在斗争会上干吼，对被斗争者动手动脚。“端正态度”的任务全由红袖套们所组成的“打手班子”担任。
想到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遭这罪，心中自是恨恨不平。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呼啸的冷风直往颈子里灌，真叫又冷、又累、又饿。为了减轻这种折磨，所以个个都作了准备，把所有的破棉袄、烂夹衫都统统捆在身上，用毛巾或被套当作了围巾将颈项死死地围住。头上包着床单破布之类的东西，单将眼睛和鼻子露出来，如此装备就如同银幕上看到的战俘营里的战俘一样。作好准备后就盘腿坐在那里，安安心心的打瞌睡。
（六）春节‘同乐’
从监外不断涌进来的新犯口中知道，大饥荒像洪水般肆虐着老百姓，大街上抢粮店，抢食堂甚至抢菜店的事层出不穷，农村中抢粮仓，攻打县武装部，县政府等以往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出现了。特别令当局吃惊的是，这些“反革命暴乱”的头目，竞有中共的地方干部。
当局比任何时候加强了防范和镇压，监狱不断暴满，刺刀下“下水道”密如蜘蛛网，就在这种背井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噪，渐渐从广播中，报纸上消声了，而我所在的监狱工厂也不知从哪天开始，恢复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
也记不起从哪天开始，铸造车间就停止了化铁炉，生产那些苏联式的机床床身停止了。那些堆在院内进行时效的铸铁件，也许就永远堆在那里无人过问了。
直到1963年春天我离开时，被废旧公司用卡车拉走，我想他们多半同丛林铁厂的废铁，落得相同的命运。
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再没被驱赶，日夜不合眼的连续二十小时“困战”，同时也再没那么多废品纠缠我们。自从对唐元三人斗争会结束后，一段时间就再没开这种令人困倦的“疲劳”会了。
尽管我们仍在这铁丝网中，被刺刀比着，穿着囚衣，每顿依然是半罐杂粮一瓢菜，过着牲畜般日子，但精神压力明显在缓解，三年毛氏疯狂的三面红旗消失了。政府官员也公开承认国家很困难，尽管在为暴政作掩饰。
196年春节。我们所在中队准备监狱联欢晚会场地。分队长说话的口气，相对缓和了好多。我第一次听到他对这些劳动力们讲出“辛苦了”这句话。他说国家很困难，厂部正在考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剂和改善大家的生活。
并宣布春节以前提前三天，各车间停下生产，打扫清洁，特别清理，被电焊工的焊机和工具零件堆得乱七八糟的“戏台”。
传出消息，川剧学校的学生要来我们这里进行演出，演出四郎探母，百宝箱、等等传统川戏，并且宣布春节期间一直要放假到初五。在此期间家属来探监的时间和范围都放宽了。
政府如此的“转变”，颇令我们吃惊。
不过，大家都学乖了，有话都咽在肚子里。在这高墙深监之内，告密已成为公开，人们因告密而处处防备。每个人早已习惯了在盘石压迫下扭曲自己的本领，每个人都强忍着饥饿而不说，每个人都对暴政怒目而不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良知紧锁在骨瘦如柴的身躯壳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既恨又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人连真善美都分不清了，人性被残酷的斗争磨灭了。像乞丐一样，只要有半罐饭，维持着生命，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吧。我这么强忍着自己的情感，一直忍了二十年！不，一直忍到暴政被放弃和清算的时候。
那时，我仍对我说，谨记着：“冷眼观变。”
我这几年来就是被中共抛之荒野的孤雏腐鼠，像一个过早被人抛弃的孤儿。犹如泛萍浮梗，随着风吹而动，从大监狱而至小监狱，又从小监狱而到大监狱。回想前年春节，我被那鲁召带进监牢时还是那么幼稚和无知，来不及用理性的头脑审视面前这条布满杀机的坎坷路，为半碗囚饭而大闹监房，不可不谓匹夫之勇，直到得了一纸判决书，我才预感到，我是把牢底坐穿的命。
只是每逢“佳节”，都难免勾起我对苦难亲人们的情眷。顾复之恩，无以回报。我至今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在高墙之内，离他们也并不远，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他们我的下落，因为，倘若我见到白发苍苍的外婆，舵着背，柱着拐杖由我的弟弟扶着，隔着铁窗与我相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老人家？
看到同一监舍的人被唤去接见自己的亲人，抱回一卷草纸，一联肥皂，知道那是妻子或老父母的一片心。这年月得到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啊！看着归来者眼角里留着刚刚淌下的泪痕，不免替他们感到伤怀。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孤独的生活，没有肥皂，我的衣服就从此不用肥皂洗。没有草纸，我用惯了废纸，这些小困难怎能算一回事？
初二这天，大坝子里果然热闹非凡，当我们按照划定的位置坐好以后，四中队的女犯和二中队的老犯，相继从大门进入坝子。这对于一中队四百多号几乎与世长期隔离的关押者来说，两个队的来到无疑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虽然事前分队长一再打招呼禁止“窜队”，但是我周围的人们都争着跷首相望，不断的有人从自己的坐位上站起身来，同进场队列中的相知或亲友招手致意，并不理睬分队长的制止和呦喝。
那一天，我同老潘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今天带着一个大布包，打开里面，放着针线袋和一卷兰色的旧布，一付老花眼镜和一件刚刚才领到的破棉衣，看样子是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补一天衣服。
这一年的冬天，监狱没有新棉衣，发给大家的是不知从那里收来的旧棉衣，还要确实没有棉衣，又无法过冬的人才能领到。我因此才意识自己身上所穿的，其实比老潘正在缝补的更破烂。从那时候起，我才效仿老潘，准备了针线盒和破布，自己动手补巴，否则就等着衣不蔽体受冷吧。
大家坐定，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川剧开始。我对川戏实在是门外汉，由于缺乏起码的修养，我甚至对那有名的“高腔”颇反感，如果允许自由参加，我一定不会来的。而周围人讲的龙门阵，除谈接见时收到家属送来的东西而外，便是一日两餐的罐罐饭。
戏台上在唱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绝境，政治上这个舞台，已够精彩。戏在天天的演，自然有心的人就会天天看，看好这本戏，于我一生也就蛮不错了。
侧眼去看老潘，他正一本正经，全神贯注在那里穿针缝补，不时拿起补的巴来端详一下，似乎津津有味的在欣赏自己的一件艺术品，对周围就漠不关心了。
倒是戏台上的那些演员在卖力吼着高腔，令我颇有感于他们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精力，在这饥饿的年代，真是很不容易的啊！
晚上，戏台上扯起了电影幕布，今晚电影：“乌鸦与麻雀”，看那剧中人物的悲剧，就比中学时代看这部电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现在看这部影片会时时与自己对比，我们正在演出的，比之电影中的悲剧更惨十倍。
只要保持着一片清净的心，悲哀也就不致于那么伤心了。
春节过后，生产一直很闲，除了马达外，原先的产品已逐渐不再生产了。工厂明显的在找活干，新增加的品类，例如电瓶车，拉丝机和洋钉机，因为所来的配件已不是自己生产的铸件，结构也简单得多，事故已渐渐的消失。被关押在这里的人除了因分罐罐饭和稀饭尾子，经常发生争吵外，相处得也平和多了。
人们有了空余的时间补衣服，甚至打牌下棋。到第二年“五一”节时，分队长还组织了一次车间的篮球比赛。而我所关注的是监狱里可以接触到的书籍和报刊，在技术室里我天天都要读报，报纸上的消息也极其低调平和，在经过了一阵狂热的喧闹后，编辑们似乎也在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毛泽东显然在极不情愿情况下，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来收拾这被搞得一塌糊涂的烂摊子。
但几年以后，当国家渡过难关，稍有喘息后，黄雀在后，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事实上确实证明刘少奇再没有翻过身来，最后死在牢中，充当了现代的活生生的东郭先生，留下了中共专制之下倾辄的历史奇闻。
受苦的当然是老百姓。水肿病像幽灵般，长期缠着我们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囚奴们，当时，铣刨组八个人中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有五个人因患严重水肿病而住院。住院病人最后进太平间是常有的事，狱方对水肿病人配给名叫消肿丸的黑色药丸，然而大家都明白，这怎么能治好这种长期饥饿的“病”？
（七）监狱医院里临死前的饿殍
1962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醒来就感到发烧，咳嗽不止，胸部气闷而疼痛。后来疼痛加剧，晚上一睡下便感到胸部受到尖锐的刺痛，三天三夜不能入眠，且发烧到39℃，医生判定为外感引发胸腔积水，窜入胸腔所致。
于是我便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急性胸膜炎和胸腔积水。当即便留在医院里住下了。后来，医生为我抽出了胸腔积郁的黄水，打了几针，病情有所好转。胸不痛了，烧也退了，只是骨瘦如柴了。
又过了几天，稍能行走，我便怀着好奇心，打听到对面的几间病房是专门住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特级病房，一来，想询问一下我父亲的下落，二来也想了解一下一下这些“高级犯人”的情况。便在一个下午吃过饭后，私自走进了那编号为02的房间。
一走进去第一眼就觉得与大病房有所不同，病床的床位很宽松，若大一间房间只有两张病床，住着两名六十多岁的老头。我进去时正碰到他俩正在分护士刚刚送来的一盅“流汁”，那长脸的老者正将流汁倒进两个盅子里，让那圆脸的先拿，两人一付认真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大监房中的犯人。最后还争着去括那送来盅里的残羹。
他俩喝完了自己的流汁，便向我投来陌生的询问。我开始问他们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说出他的名字后，他们都摇头并不回答，眼光里含着长期蓄养的警惕。我又问道：“听说你们二队供应优惠得多，每月每人还有二两白糖？”
哪知道，那圆脸的老者一脸不高兴，板着脸向我正色道：“你是那队的？到这里来干什么？”闻得其中不甚欢迎的口气，我正要回答，那长脸的却开口道：“你问这些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住院规定，病房里的犯人是不准窜病房的？按照监规也是不准窜队的么？”
那口气分明在训斥我，我还没有认真思索说错了什么话，便被下了“逐客令”，讨了这个没趣，一脸羞愧的走出他们那房间，心中老大的不畅快。
想到两位在“旧社会”还颇有地位的人，到这儿来怎么会变得如此的猥琐？连那口流汁都要斤斤计较？是被长期监狱训驯得如此，还是他们本身就养出的防范和忌讳？难道这是一个衰落民族阴暗的心理？看来，在这个牢房里打听父亲的下落，除了一种偶然的缘分，人海茫茫，监狱封闭得比铁板还死。
两天后，由两名犯人抬着一个担架送来了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病人，据说是重庆某看守所的在押犯，那已快入头伏的夏天，病人被白色的床单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颅在外面，一张像骷髅的惨白的脸，双目紧闭，处在昏迷状态。
护理人员和抬担架的七手八脚将他抬下担架，安置在最里面的病床上。我们这病房一共安放着八个病床，全是呼吸系统的病人。除我之外其余病床上全是生命处在旦夕的重病人。
那刚刚送来的病人，经过医生的一番忙碌，打过强心针后，输液架便在他的床边升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护士手艺太差，还是这个病人的血管已经细到难以用输液针头插入。打针的护士费了将进一个小时，才将针头插进病人的血管中，过了两个多小时，病人才渐渐地清醒过来。醒来后便一个劲的狂咳，从那撕人心肺的哮喘中，令人感觉到他正在同死神作最后的较量。
那天晚上，同房病人被他的咳嗽声吵得无法入睡。没有人陪伴他，医生指定刚刚退了烧的我为他义务护理：在每一瓶葡萄糖药液输完以后为他传唤护士，按时给他服药和喂开水，喂流汁，接小便，以及晚上等他输完液后，拨下针头……
第二天上午，他似乎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轻声地嘀咕什么，可是那声音低得来根本无法使旁人辨听。只见他做着手势，示意希望能坐起来，我便扶他坐起，那一身真算是骷髅架一般，将被子塞在他的背后，刚刚坐定，又是一阵猛咳，见他用手指着小便盆，我连忙递了过去，便见他口中吐出一口血来。
九点光井，护士又给他输液，要我替他捉好昨晚输液的手，我细细看去，那手背早已肿得像发泡的馒头，手背上已扎了二十几个针眼。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该在那里扎针了，只好换一个手，又废了好大的劲才给他输上液。
虽面对着这个命在垂危的人，从他那黑洞洞口中艰难喘出带着血腥的臭气，令人沤心和窒息，但受同情心的驱使，我还是很细心照顾着这素不相识的病人。
他的三餐是由医生决定的全流汁，所谓全流汁只是普通的豆浆或耦粉，每次我用小匙喂进他的嘴里，但他只喝了几口便摆手，中午配给他的是稀饭和馒头，他每次也只喝几勺稀饭，将馒头紧紧的捏在手中。
看得出他心中好想吃那白花花的“美食”，可惜已咽不下去了，如此紧捏着，足足两个小时，也许再也捏不住时，才缓缓地松开手指，馒头掉在床上。
同室的病人见到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唉，活着的时候，想吃却没得吃，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有吃的，却又吃不下去了。”一个又接着说：“看他那样子隔死也不远了，还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一个又说：“也不知政府通知他家里的人没有，听护士说，这个人还是长航局的一个副局长。”另一个人接着说：“当官的又咋个？进来都一样，当官的也赏赏当犯人的滋味。”
一个病房七言八语，议论开了，据我所见，在看守所也常有抬进太平间的，也不见送过什么医院，这一个人能从远地送来，证明了他为官的身份。
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有一条阶级路线管着的，只是他的妻室儿女恐怕此时未必知道，她们的父亲或丈夫住在这里进行抢救，渡过他的最后几天。
不管这个人真是“当官”的也好，或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也罢，这种临终的不幸，未免要勾起面对他的活人们的同情。于他来说，幸好还有一个我为他端水送药，免去了临终时的孤苦无助，我因而联想到我的父亲，倘如也是这般的病危，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守着了。
接连两天，新来的病员异常的不安，咳嗽呻呤、吐血，不停的呻唤，令整个病房不安。然后是医生的打针、输液，那手脚虽被针头和窜在皮下的药液胀得馒头般浮肿，看着他那痛苦，想到关进来的人，生前受不尽的折磨，为显示政府的“革命的人道”临死还是被弄得这付惨状。
第二天晚上，大概因连续两天的躁动耗废了他仅有的体力，而安静下来，咳嗽也渐渐停止，除急促的呼吸，呻吟也渐渐消失。不料靠门口床位上的那一位中年人却开始恶化，气喘不止，护士忙为他输了氧气，打了针，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才稍稍平息。
两天两夜没有睡好，我困乏已极，大约凌晨五点便熟睡过去，直到八点钟，送“流汁”的饮事员才将我惊醒，接过流计，我用勺揍近病人的嘴边，他只轻轻地抿了抿嘴，并没有张口，仍在昏睡着。用手瓣开他的口送进了药片，也不知他吞下没有，直到中午时分他突然醒来，伸手接过那白面馒头，像很饥饿很想吃的样子，但终于没递进口中，不一会又沉睡去，这天中午，天气亢热，病房里却一反常态，安静异常。
大家都累了，我也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嘭的一声，我从迷濛中惊醒，只见我面前这病人左手垂在床沿上，手中拿着的半边白馒头已掉在地板上。右手还按在胸前紧紧的抓着另外半边馒头，双目已经紧闭，骷髅的脸上微微的一种不屑之情，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死亡。
忙看那胸脯已停止了起伏，用手触摸他的鼻孔，先前直喘的气也已平息，我俯身贴在他的耳朵，轻唤了一声，他没有任何反应，忙叫来值班医生和护士为他测了脉搏，然后看了瞳孔，最后，将他盖在身上的白布，拉到头顶，蒙上了脸。
我明白，他已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便从他的右手瓣开那深陷在白馒头中的僵硬的手指，一边取下那馒头，一边喃喃地说：“唉，可怜的人，阴曹地府中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你不必带这人间的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今天你自由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为饥饿烦心，为寻觅这烟火食发愁。只可怜你的儿女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死在这里。好在现在你的游魂自由了，即使这监房锁着你的尸身，你的游魂此刻可以去寻找你的儿女亲人了。”
收拾他的遗物才从他的衣袋里得到一封信，那是半个月前他在看守所里写给自己女儿的信，从信中知道，他确曾是航运局的领导，信中他告诉女儿，他已身患不治之病，吐血不止，估计不久将离开人世，在生命最后这段日子，他同意妻子向他提出的离婚请求。也同意女儿和他划清界线，但忠告她，“今天世事险恶，一定要小心处世。”
他的身世我不知道，不管他身前是何许人，但已在囹圄之中，定有他的原因。也许若干年后这妻女知道他如此而赴黄泉，并读到这封临终没来得及发出去的信，有何想法，是该悔恨，还是痛恨？
我呆呆地望着那具被白被单裹着的死者，这具等候火化的躯壳，也不知此刻他出窍灵魂可曾觅到自己的妻儿。忽然我俯下身去将那半边滚在地上的馒头拣起来，与他手中取出的另一半个馒头合到一起，悄悄地塞进了那被单底下的骷髅头边，满足他在临死前那点愿望。
他死去第二天，那靠门床位上的中年人也落了气，凑巧的是他的遗物中，出人意外地的搜出了一封长长的“上诉”。于是，我想到这些死在狱中的人，临终时在他们的口袋里会不会都有些令人费解的遗物？如果把它们揍合起来，未必不是对这个黑暗政治的一份有力控诉？
现在看来，忠告也罢，申冤也罢，都随着死者一笔勾消，其中一定会有许多永远都没说清的沉冤无法见到天日，埋到了浩浩冥府之中了。
病房中不出三天就接连死去两个人，顿时显得一片沉寂，那些卧床者枯瘦的脸上在想些什么？说不定他们就在明天或者后天，也步这两个先行者的后尘，一同去阴司，谁又能料到？
我忽然感到一种死神擦身而过的恐惧，想到我不明不白的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又莫明其妙地关进看守所，想到我们全家人的悲惨遭遇，与其等死，也得弄清冤枉的名分。
知道医院的大门外就有邮筒，投递极为方便。被判刑以后曾经有过申冤的想法，现在被那刚刚死去的人所引发，过去一直苦于无法投递，今天便是时候。于是我找倒纸笔，开始写下了第一次“上诉”。
（八）第一次上诉
第一次的上诉告到了重庆法院，就投在那医院大门外的邮筒之中。
还没有过一个星期，医院的管教把我叫到院办公室去，我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那天只有院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脸上一付冷竣，我在对面的板凳上坐好后，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冷冷的发话道：“你叫孔令平么？”“嗯。”“什么病住院的？”“急性胸膜炎。”“你知道监规吗？”“嗯。”“政府不究你的犯罪，你有病为你治病，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你体会得出吗？”
沉默，因为我摸不准他说话的含意。“然而，你却不好好的养病，却在病房里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我没有违犯你们的规定。”我辩解道。
“什么？”院长霍的一声站起身来，“你现在是伏法的犯人，敢于在住院院期间乱说乱动，现在还要否认，要我给你略点一二么？”他怒声喝道。
我不想去同他说什么，我知道在监狱里只有政府发言的权利，我的解释只能是多余，便坐在那儿闭着嘴一动也不动。
“你们以为一脱离了中队就可以胡言乱语，不守监规？你以为政府的人道主义是软弱可欺么？你以为你是病人就可以借机攻讦党和政府么？”他把话题缩小了，但，我实在还没有识别我讲错了那些话？
“你借服持病人，说什么人死了就不食人间烟火了，还说什么带着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真是攻击我党人道主义，恶毒至极！不，你听听？你还说，监房锁得了你的肉身，却锁不了你的游魂，说再不必为饥饿烦心了，真是恶毒至极！”一连两个“恶毒之极”，使他的情绪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他站起身来，一面吼着，一面用手挥舞着桌子上的一张“检举”。
我终于晃然如梦初醒。半个多月来的高烧，烧得我确实有点糊涂了，我开始对我这几天的“放荡”有所查觉了。
这年头，无论到那儿，都要把自己的嘴封得严严实实，那怕是这群快要死去的人中也不例外，我这一曲给死人送殓时吟唱的内心悲歌，竞不知被那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当作请赏祭“神”的刀头了。
这位写检举的人出于何种动机？难道他真认为这么一纸检举，会使他得到病人特别的忧惠，还是想得到“保外就医”？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此刻，我突然地感到了一种特殊的窒息之感，比之在病房中耳闻呻吟，鼻嗅病人吐出的血腥气更加的令我呕心。
但我实在愤恨这个昧着良心，歪曲我说话的恶棍。但是，转而一想，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在当局的高压和引诱之下，形形色色急欲跳出火坑的人，充当当局暴政的“卫巫”们，还少吗？倘若不是毛泽东为了独裁统治，制造使任何言论不能存活的文字狱。这病员中怎么会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怪事？
我这么想着却完全无以对答，沉默了几分钟，院长抬起头来，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明天你出院了，但对于你在病房放的毒，必须向政府作出检查。你住院二十多天表现得不好。”他斩钉截铁的下了结论。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边发呆，一点没注意周围人怎么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还没有痊愈，看看面前的五个垂危病人，会将我随口说出的伤心话，当作“反革命言论”写进了我的档案里，就觉得这病房太闷，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我开始收拾我的用具，除了一个碗，一张旧洗脸帕，一把牙刷和漱盅以及内衣内裤，我什么也无须收拾。
邻床的病人见我这般反常举动，向我问道：“要出院了吧？”我点点头。其实这些天同这里的人相处得蛮不错。在病号中比较起来，我是病情最轻，年纪最小的，平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乐意为他们端水倒尿，表面看大家对我挺客气，但此时我的心中像塞着一块异物，看着他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生命危在旦夕的骷髅脑袋里真不知在想什么？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带着我打好的小布包，跟着医院的一名干事归队去了。我的病真的没有好，一路上咳嗽不止。
回到一中队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到我的铣刨车间那块划线平板上去，而是又回到了一中队的反省组。进反省组的第二天，年轻的姜干事责令红袖套方伯非，督促我必需在三天内写好检查。然而我该怎么写这检查？我说：“死人不食人间烟火错在那里，又伤及政权的那一根毫毛？说带吊命粮去见阎王爷不是事实么？又攻击了谁？监房能否锁得了人的游魂？我不知道。人死了当然不会再为饥饿而烦恼！我所说的错在哪里？”
生活教育了我，就像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成千上万过去迷信过中共的人，能抗拒这种教育吗？难道在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来对死去的人说这番话，就叫新的犯罪而必须交待么？
在医院大门口投的那一封上诉信，肯定是收到了，屈指算来从五八年反右戴帽至今已糊里糊涂的过了四年多，是不是所有中共的冤狱都这样糊里糊途将人屈打后，胡乱扣上帽子呢？
然而，我在四年来，遭受的奴隶般的折磨和饥饿，同这一块土地上一连串的悲剧竟有机的粘合在一起。
从此我一口咬定法庭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制造冤案，以此公开回答狱方。于是我在狱方责令我写检查的纸上，写了第二封“上诉”，这一次不是投在邮筒内，而是面对面的交给了那位姜干事。
差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我因触犯“监规”而被责令写检查时，我的“检查交待”，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些材料中我痛骂重庆法院，我知道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我加重惩罚；但在法律已被猥亵，无理可讲的年代，这样做说不一定比一味忍让能收到更好的自我保护奇效。
是非既被混淆，那么诡辩就占了上风，罪和非罪本身就是相对的。定罪的原告，被证明是冤判，照样可以被打成被告，这也许就是“文字狱”的制造者们难以预料的了。
我的“检查材料”果然触动了监狱的管理者。
1963年初，一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去，他给了我十分微妙的回答，他说：“你在狱中，特别是在医院期间，没有按照犯人的要求规矩服法，屡犯监规，这种不认罪守法行为，是监狱所绝对不容许的。至于你有冤情进行上诉，又为什么不在上诉期内写？何况，我们是执行机关，管不着你原来的判决是不是冤枉，但是我要正告你，在你的判决还没有得到原判机关改正之前，你必须在这里规规矩矩接受改造，而决不容许你乱说乱动。”
1963年3月12日，由石板坡，凤凰台两处监狱关押的两百余名已决新犯，和一中队经过调整产品结构认为多余的人员一共三百名，集中在孙家花圆一中队，下午五点钟由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我们押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在那一次的大调动中，我和王大炳，潘朝元都被列入了这次发配边荒的名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边荒流亡苦役的生涯！
（待续）
